提　要：文章以汉魏六朝时期地方文献编修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个时期地方文献的三类型，深入探讨了地方文献在这个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图书收藏对地方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最后指出，随着唐代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历代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地方文献的修撰、流传等又相对式微，这种文化现象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古时期 地方文献 汉魏六朝 方志 行记 杂传

“中古”并非是严格的历史分期概念。学术界一般认同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观点，把“中古”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还要上溯东汉。这也容易理解，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25年间；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出现的，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中古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

不仅如此，陆侃如认为魏晋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玄学思潮，而扬雄堪称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编《中古文学系年》从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开始。其实，刘师培心目中的中古文学，范围可能还要广泛一些。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1]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观念。刘师培另外一部专著《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研究的对象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本文所谓“中古时期”的概念与此大体相近。

《汉书·艺文志》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附录在六艺略《春秋》经传后。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2]《春秋》主要记述鲁国的历史，后来才推而广之，有所谓《春秋》三传之说，极大地扩展了《春秋》的叙事范围，强化了《春秋》的政治主导意义。《左氏春秋》尤为代表。《汉书·艺文志》说：“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但不管怎样，推终原始，《春秋》本身就是一部地方文献，自无疑义。在先秦时期，这类文献还不是很多，故统一归在《春秋》之下。

《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修史性质的通史，或者断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正史”，凡67部，加上亡佚的凡80部。以下则又细分“古史”34部，“杂史”73部，“霸史”33部，“起居注”44部，“旧事篇”25部，“职官篇”36部，“仪注篇”69部，“刑法篇”38部，“杂传”219部，“地理之记”140部，“谱系篇”53部，“簿录篇”30部等，“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3]。这些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之记、谱系篇、簿录篇等，主要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太平御览》《山堂考索》《说郛》等大型类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水经注》乃至《齐民要术》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

上述著作中，与地方文献相关的资料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方志，二是行记，三是杂传。

（一）方志

清代学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王谟从群书中辑出《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近人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这些古书辑佚著作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录汉唐方志440种，确有汇辑之功。[4]可惜“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问题。[5]譬如该书辑录了《河南十二县境簿》，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地理类已辑录的《十三州志》（阚骃著）却失之眉睫。《三晋记》（王遵业撰）仅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祖延从《太平御览》中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徐州人地录》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祖延又从《北堂书钞》中辑得一条。就北魏佚书辑佚而言，朱祖延的著作更胜一筹。很多常见书，如《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李贤注等亦多漏辑。如《三辅决录》，《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注引《决录序》，此书失载。《说郛三种》（宛委山堂120卷本）卷59辑录《三辅决录》，亦多可补辑。还有一些典籍，特别是域外所存中国古籍，可以补辑许多资料。唐代张楚金编《翰苑》，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隋东藩风俗记》《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7卷，《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30卷。南渡以后不复著录，估计已经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旧钞本，日本弘文馆1977年影印，竹内理三有校订解说。又如保留至今的《笺注倭名类聚钞》，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临川书店1971年影印，也有辑佚价值。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尚保存多种。《日本国见在书目》《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等域外书目就多有记载。除辑佚有难度外，这类地方文献的整理也面临着较多的校勘问题。这是因为，地方文献多有散佚，各家征引，差异较多，所以整理起来比较困难。

目前，各地出版社结合地方文化建设陆续整理出版了不少地方文献著作，渐成规模。如三秦出版社组织编纂的“古长安丛书”“长安史迹丛刊”等已出版十余种。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中华书局，2018）也是较成功的范例。将这些文献汇集一编，是一项很重要、同时也是很艰巨的文献整理工作。而今，系统地整理地方文献，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这类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常璩《华阳国志》。该书共12卷，约11万字，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地方志，记载了从远古到公元347年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人物、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以写《陈情表》而著名的李密是西蜀人，他的生平材料除见于《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及《晋书·孝友传》外，还有就是这部《华阳国志》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他确实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曾著有《述理论》10篇，为皇甫谧所称赞。又如前4卷记载四川、云南、贵州地区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内容极为丰富，很多可以补正史的不足。中间5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4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本书还保存了许多古代传说，如蜀之先王有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又有力能排山的五丁力士，为蜀之佐，秦惠王时，遗蜀之五石牛，诡称可以便金。蜀王遣五丁力士开山路迎它们至蜀，秦军随其后，才灭蜀，后人因称其路为石牛道。[6]这些神话或传说，常常成为后来诗人喜爱引用的故实。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参考大量相关文献，详加注释。作者熟悉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风俗，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方法，对书中涉及的内容，积铢累锱，博征旁引，很多注释近似于专题论述。在行文中附有18幅图，有些卷帙下附有作者专题考证，如卷1附《说盐》，卷2附《常志梁州郡县与两汉志及晋志对照表》，卷3附《蚕丛考》《成都七桥考》，卷4附《庄入滇考》《蜀枸酱入番禺考》《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卷10上附《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等。全书后附旧本序跋23篇及莫与俦著作2篇（《牂牁考》《庄考》）等。该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参校诸本，训释考订，较为通俗。书后附有示意图5幅及附录4种：《〈华阳国志〉佚文》《〈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及简称》以及吕大防、李坖序。《说郛三种》（宛委山堂120卷本）卷58收录常璩《西州后贤志》《梓潼士女志》《汉中士女志》等，应取自《华阳国志》，是可以作为整理《华阳国志》的参校资料的。

（二）行记

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7]魏晋地理之学与当时的行记发达密切相关。这些行记，包括僧人行记（如《法显行传》、道安《释氏西域记》）、聘使行记（如陆贾《南越行纪》）、文臣行记（如戴延之《宋武北征记》等，范围很宽。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所收始于释道安《释氏西域记》，唐前作品至孙畅之《述征记》，凡36种，作了初步整理。[8]其中晋唐部分文献，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文选》五臣之一的吕向，《全唐文》辑录3篇，此书据《大正藏》辑录《金刚智行纪》，对我们了解吕向思想颇有参考价值。正如作者所说，确定哪些是行记作品，其实是很难的，如陆机《洛阳记》，就是他北上洛阳的闻见，非常有名，似乎也应辑录进来。

至于山水游记文字，更是不计其数。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有过系统的论述[9]，而中国古代有关山水游记的文献辑录，尚付阙如。

（三）杂传

传纪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10]、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11]等，是综合性的研究论著。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则是一部文献辑录专集。[12]该书按照时代分为4编：两汉部分，始于《东方朔传》，止于侯瑾《皇德传》，凡26种，附编8种。三国部分始于《曹操别传》，止于徐整《豫章烈士传》，凡56种，附编13种。两晋部分始于《卫玠别传》，止于《高逸沙门传》，凡202种，附编44种。南北朝部分始于《陶渊明传》，止于《嵇氏世家》，凡42种，附编10种。每种杂传前有题解，后标出处，附有校勘，便于翻阅。这类杂传，近于胡应麟所说的“杂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杂事”。这些传记主人公多是地方名人，也属于广义的地方文献。

这类杂传的最大问题，就是年代不详。譬如《东方朔传》，《汉魏六朝杂传集》题解说此书历代著录均无撰人，其实《说郛三种》（宛委山堂120卷本）卷111收录的《东方朔传》，就题署郭宪撰。《东方朔传》记载了《柏梁台诗》。如果《东方朔传》确为郭宪所撰，则《柏梁台诗》的年代就可以确定是东汉或以前的作品。由此而言，这类地方文献，仍有很大的文献参考价值。

地方文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涌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漫长的中古时期，秦汉与唐代居于两端，都是统一的王朝，文化上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状态，而在两个强盛王朝的中间，则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反而呈井喷状态，非常兴盛。

（一）地方文献编修的兴盛

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中国文化重镇齐、鲁等地，纷纷兴起编修地方文献之风。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西晋定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说：“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13]这些措施都具有导向作用。《隋书·经籍志》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14]帝都如此，地方势力群起而效之。一时间，地理、谱系之类的著述，竞为标题，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诚如皇甫谧《三都赋序》所说，“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

公元300年前后，“八王之乱”将西晋王朝推向灭亡。汉族大姓纷纷南渡，多有世功，占据高位。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不失时机地修撰了大量家族谱牒之类的著述，强调“忠臣生于德义之门，智勇出于将相之族”，既保留了历史记忆，也扩大了现实的影响。在北方，五胡入主中原，不同民族在不断的纷争中，逐渐交融。为了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他们或自高门第，标榜正宗；或推行汉化政策，统一姓氏。于是，姓氏族谱类图书急剧增多。《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15]如京兆有《韦氏谱》《谢氏谱》，北地有《傅氏谱》；同一姓氏，还有不同分支，如《杨氏血脉谱》《杨氏家谱状》《杨氏枝分谱》之类。这类家谱、姓氏谱等，承乱之余，初唐时依然保留“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16]。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个人显得微不足道，只能依托于族属关系而生存，而发展。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将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勾画得清清楚楚。

（二）官修史书的兴盛

《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5类中，著录了470部、4967卷，占史部一半之多。现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正史”的旧注中，多见征引。这类杂著很多成书于三国以后。

这个现象说明，割据政权建立之后，即使那些文化水准并不太高的统治者也都意识到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纷纷设立史官，博采旧闻，各奉正朔，修撰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霸史”，如《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十六国春秋》等，均属于这类割据政权的官修史书。清代学者汤球辑录的《三十国春秋》等著述，让后人可以依稀看到那个混乱时代的某些影像。

此外，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如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等，更是层出不穷。《史通·杂述》分为10类：“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17]这些著作多已亡佚，尚有部分内容散见于群书中，值得按类辑出。

（三）地理书应时而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区域割裂。左思写《三都赋》，没有去过吴、蜀二地，因此他便请教张载，寻访岷邛之事。据唐写本《文选集注》所载《文选钞》注引王隐《晋书》说，他还曾向陆机询问有关吴地的事。由于这个缘故，各种地理书便应时而出。南齐陆澄将《山海经》以下160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任昉又增加84家，编成《地记》252卷。

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各地图书汇总到京城，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的经学有“五经正义”，史学有“五代史”及《南史》《北史》，地理学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这些集大成著作，充分地吸收了地方文献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经战乱，图书资料也惨遭涂炭。尽管如此，汉代以来丰富的藏书，还是为地方文献的整理、修撰，提供了一定的学术保障。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典籍，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编目，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保存在中央和地方藏书机构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图书收藏在私人手中。东汉末年的战乱，这些典籍多有散佚，曹氏父子也做了一些抢救性的工作。这些历史背景情况，我在《试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学业绩与学术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蔡文姬和她的作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论文中有过具体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远远不及汉唐，但也未曾中断。从时间上说，可以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从空间上说，南北朝又地分南北。据此，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考察，一是魏晋时期的藏书，二是南朝藏书，三是北朝藏书。

（一）魏晋藏书

《隋书·经籍志序》：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18]

（二）南朝藏书

《隋书·经籍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21]

1．京城藏书

《隋书·经籍志》著录王俭著《今书七志》70卷、殷钧著《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4卷、刘遵著《梁东宫四部目录》4卷、刘孝标著《梁文德殿四部目录》4卷等，反映了齐梁以来京城藏书情况。秘书阁、文德殿、东宫为京城三大藏书中心。

秘书阁藏书。《梁书·殷钧传》载：“天监初，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22]据阮孝绪《七录序·古今书最》载：“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故书不录其数也。”

文德殿藏书。《梁书·刘峻传》载：“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23]《梁书·任昉传》曰：“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24]又《七录序》曰：“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又《古今书最》载：“《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25]《隋书·经籍志序》称：“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隋书·牛弘传》载，侯景之乱时，文德殿书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26]。

东宫藏书。据《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昭明太子编《文选》主要利用了东宫藏书。

2．江陵藏书

从《金楼子·聚书篇》来看，萧绎始居西省，即得到父亲萧衍的第一批赠书，这是萧绎藏书之始。而他的最大一批藏书，也得之于京城，即侯景之乱后，移文德殿7万卷书于江陵，加上自聚的8万卷图书，总共15万卷。又据《梁书·简文帝纪》载，萧纲在荆州，组织30多名学士编写《法宝联璧》300卷，其藏书之盛可以想见。这批书后来很可能也到了萧绎手中。萧绎在江陵经营多年，利用丰富的藏书，完成了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并见《金楼子·著书》篇。此外，还有萧淑协助撰写的《西府新文》，见于《颜氏家训·文章》篇。

可惜，这些藏书，江陵陷落后，萧绎付之一炬。《隋书·牛弘传》载：“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3《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右军之书，咸归梁室。属侯景之乱，兵火之后，多从湮缺。而西台诸宫，尚积余宝，元帝之死，一皆自焚。”同书卷4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侯景篡逆，藏在书府，平侯景后，王僧辩搜括，并送江陵。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27]又《历代名画记》卷1《叙画之兴废》载：“侯景之乱，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天下书，既而内府图画数百函，果为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令折，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故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而烟扬。’史籍已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颎收之，得八百余卷。”[28]这是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被视为古代图书的“五厄”之一。

3．寺院藏书

从《金楼子·聚书篇》考知，萧绎从头陀寺、长沙寺、东林寺及僧侣招提琰法师、昙智法师、智表法师、宏普、慧皎等人手中收集到许多典籍。六朝以来，寺院藏书亦丰。如刘勰居定林寺撰著“弥纶古今”的《文心雕龙》，僧祐也主要根据定林寺的藏书著《出三藏记集》及《弘明集》。这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目录及论文集。又慧皎编著的《高僧传》为现存最早的高僧传记。翻检《高僧传》及《续高僧传》，几乎所有著名的高僧都有论著流传。许多寺院远离京城，那些高僧撰写论著，倘若寺院里没有丰富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

至于道观的藏书亦复不少。陆修静整理众经，制定新论，多得益于寺院道观藏书，成为道教史中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4．私人藏书

《金楼子·聚书篇》提到的著名人物有刘孺、谢彦远、夏侯亶、徐勉、鲍泉、刘之遴、刘之亨、乐法才、江革、孔昂、萧贲、刘缓、周弘直、张缵、张绾等人，很喜藏书著书。这些材料，多见于《梁书》各传记载。如徐勉“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博通经史，多识前载。朝仪国典，婚冠吉凶，勉皆预图议”，主持完成了五礼修订工作，自著书300余卷。又如张缵、张绾二人并为张缅之弟。“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张缵“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29]。再如刘之遴、之亨兄弟为南齐著名学者刘虬之子。“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梁朝其他著名的藏书家还有任昉、沈约、阮孝绪等人。任昉于“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阮孝绪隐居锺山，著书250余卷，其中《七录》最为著名。《广弘明集》载其自序称：“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又《古今书最》曰：“新集《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30]

（三）北朝藏书

图书是最脆弱的文化载体。每当战乱，受害最深重的就是图籍。像“八王之乱”，洛阳成为各派势力争斗的中心，图书损失最为惨重。《隋书·经籍志序》称：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31]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曰：“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33]北魏向南齐求书，在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魏书·高祖纪》载，太和九年十月“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陈建薨。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萧赜”。《北史·魏本纪》亦载该年十月李彪第三次聘于齐。按《南齐书·王融传》载：“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为此，王融作《上疏请给虏书》，设想让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多读传统经典，则“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34]。

《北齐书》载，高洋天保七年（556），“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35]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学者邢劭、魏收、辛术、穆子容、司马子瑞、李业兴等并有丰富的家藏，参与校书活动。

邺城建有文林馆，长安设立麟趾殿，都是专门从事典籍收藏整理工作的地方。《隋书·经籍志》记载：“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书·牛弘传》：“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36]各地收书，汇集到麟趾殿，系统校订，这大约就是麟趾学士的主要工作。

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文化的建设必然提到议事议程上来。文化重臣牛弘极力推动图书收集整理工作。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省灵台县一带)人，本姓尞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封临泾公。少好学，博览群书，多所通涉。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与弘农杨素多所交往。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他是在河西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文化事业非常重视。隋代建立之初，他就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隋文帝杨坚为此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收集散落在北方各地的图书。开皇八年（588），隋文帝大举伐陈，翌年初平定江南。“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隋书·裴矩传》）从此，大批文人及图书汇总到长安。

随着唐代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在不经意间多有散佚。如唐修《晋书》成，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家《晋书》亡。唯其如此，清人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才会彰显价值。又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大型地理志书成，当时盛行的地理书钞之类的文献反而式微。今天，我们想要了解这些散佚的文献内容，只能借助于清代王谟辑录的《汉唐地理书钞》。[37]史书的这种散佚、整合现象，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常态。

参考文献：

[1]《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2]《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15页。

[3]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956—992页。

[4]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5]参见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

[6]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

[7]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廿二史考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3页。

[8]参见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

[9]参见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参见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11]参见［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12]参见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中华书局，2017年。

[13]《太平御览》卷252《职官部五十》注引《晋起居注》，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188页。

[14]《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82页。

[15]《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88页。

[16]《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90页。

[17]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18]《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6页。

[19]《晋书》卷39《荀勖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154页。

[20]阮孝绪：《七录序》，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3345页。

[21]《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6—907页。

[22]《梁书》卷27《殷钧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407页。

[23]《梁书》卷50《文学传下》，第702页。

[24]《梁书》卷14《任昉传》，第254页。

[25]阮孝绪：《七录序》，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347页。

[26]《隋书》卷49《牛弘传》，第1299页。

[27]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14、147页。

[2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7页。

[29]参见《梁书》卷34《张缅传》，第492—493页。

[30]阮孝绪著，任莉莉辑证：《七录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31]《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7—908页。

[32]参见《宋书》卷98《氐胡·大且渠蒙逊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416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5页。

[34]《南齐书》卷47《王融传》，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819页。

[35]《北齐书》卷45《文苑·樊逊传》，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614页。

[36]《隋书》卷49《牛弘传》，第1299页。

[37]中华书局1962年据原刻和钞本影印，收录70种，后附陈运溶《麓山精舍辑本》66种，合为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