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栋钰

摘　要　地方综合年鉴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过程，也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要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这一目标，年鉴编纂者就必须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工作。《连云港年鉴（2019）》等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传播方面各具特色，值得认真分析和考量。在做好年鉴信息载体的“质”与“量”的基础上，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的选用、信息的扩展、信息的特色、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检索5个方面对年鉴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探索创新。为优化年鉴信息传播效果，在年鉴编纂过程中应注重信息的独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借助跨领域思维突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通过信息传播创新增强年鉴影响力。年鉴编纂者可以将年鉴编纂放在信息传播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考量，通过坚持互学互鉴，做到善思善创，秉持系统思维，推动年鉴编纂的创新思考和质量提升。

关键词　地方综合年鉴 信息传播 年鉴编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无论是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还是从记述彰显地方社会发展进步的职责任务来看，地方综合年鉴都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宏远目标。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就需要将科学准确、客观真实、系统全面的信息传播给信息的受众。“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信息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依据传播方式，媒介可分为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等。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以纸质书籍为主要形式的地方综合年鉴是一种信息媒介，是印刷媒介中的一种。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综合年鉴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具有印刷媒介的表达性、记录永久性、迅速性、分布性等共性特征。同时，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官书”，天然具有政治性和权威性，是读者获取一地年度地情史实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兼具地方性、资料性、年度性、工具性等基本属性。

地方综合年鉴不仅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同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过程也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过程，也是将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情况的年度信息进行采集、加工、传递，最终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过程。因此，要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这一目标，年鉴编纂者就必须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工作。

《连云港年鉴（2019）》《长沙年鉴（2020）》《北京朝阳年鉴（2020）》《孝义年鉴（2020）》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传播方面各具特色。以信息传播的视角为切入点，分析考量4部中国精品年鉴，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信息的基本载体包括语言、文字和其他符号。要分析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首先要对其信息载体的类型进行比较。因为信息载体类型之间的差异较为直观，一目了然。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不同媒介之间的媒介融合趋势日趋增强，信息载体类型日渐丰富。借助二维码链接等方式，在纸质书籍这种印刷媒介中的信息载体不仅有文字、图片、表格，还有声音、影像等。当前，以纸质书籍为主要形式的地方综合年鉴，其媒介融合现象并不明显。年鉴中的信息载体主要包括文字、图片、表格等，其中以文字信息为主，图片、表格等为辅。图片、表格具有形象生动、简明直观的优点，为文字信息做了有效拓展和补充。三者在信息传播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采用图文并茂、文表互见的信息传播方式。下表展示了4部中国精品年鉴信息载体类型的相关情况。

上表比较了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载体类型特别是图表运用方面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注重图表运用，在图表使用的数量方面较为突出。由于年鉴所记述主体的城市禀赋和年鉴自身的供稿资源等有所不同，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图片和表格使用数量上也略有差异。作为二次文献，图片信息和表格信息应在年鉴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一方面可以优化版面效果，另一方面其形象生动、简明直观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字信息的不足。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载体类型不应只有“量”的差异，更要有“质”的考量。所谓“质”的考量，就是既要为信息选择最合适的信息载体，也要通过合理有效的技巧提升其信息容量。

以图片信息为例。与文字信息相比，图片信息具有直观真实、形象生动的特点。在表现活动场景、展示自然风光、展现城市建设等信息内容方面，图片较之文字往往更具优势。但在图片的具体选用时，也要注意不同图片所包含的信息容量上的差别。例如，单一的会议合影、领导讲话的图片，其在包含的信息量丰富程度方面，显然不如展现活动全景、反映会议全貌的图片。同时，在图片的信息传播中，还应特别注意图片说明的重要作用。通过撰写具体精炼的图片说明，可以有效扩充图片的信息量。如《连云港年鉴（2019）》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70年回眸”专题，其中选取了2019年（第36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在连云港市召开的图片。编纂者在图片说明中，对2001年国家火炬计划连云港新医药产业基地获得科技部批准和2018年连云港市4家制药企业名列中国医药百强前30位的相关史实进行了简要记述。如果只是采用一般的图片说明的写法，对会议时间、名称、举办地等要素简单记述，显然削弱了在“70年回眸”专题下这幅图片所能包含的丰富信息量。《连云港年鉴（2019）》通过结合图片专题的需求，在图片说明中对相关史实进行回顾和梳理，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连云港市医药产业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有效扩充了图片的信息量。

地方综合年鉴信息载体类型的丰富，需要在结合年鉴定位和自身资源的前提下，对年鉴编纂进行统筹思考，在“质”的基础上增加“量”的程度，而不宜进行简单的叠加堆砌。随着技术的进步，年鉴在未来必将有更多信息载体类型可供选用。从提升信息传播效果入手，对年鉴信息载体类型加以丰富，有助于丰富信息内涵，增强信息观感，拓展信息容量，优化传播效果。

在做好年鉴信息载体的“质”与“量”的同时，4部中国精品年鉴在秉持精品意识、遵循精品规范、追求精品标准的基础和前提下，对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探索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通过信息的选用体现地方综合年鉴的政治性

作为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反映了其编纂主旨和编纂思路。选用什么样的信息，体现着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作为“官书”，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首先应体现其政治性。《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修订版）》在中国精品年鉴评选标准首条即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政治观点正确。”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在“编辑说明”中开宗明义，写明年鉴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并在编纂过程中贯穿始终。如《连云港年鉴（2019）》专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类目，记述反映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将连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的重要指示下，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支点城市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连云港年鉴（2019）》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人民楷模——王继才”专题，在“特载”设“人民楷模——王继才守岛卫国32年”，对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王继才同志的感人事迹进行全方位展现，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助力冬奥”专题，在“体育”类目下设“筹备冬奥会测试赛”“冰雪运动进校园”“全民健身进社区”等条目，记述冬奥会相关准备活动、场馆建设、群众性体育开展情况等，讲述冬奥故事，传递冬奥精神。

（二）通过信息的扩展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价值

作为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应在有限的篇幅内努力扩展信息的容量，提升其自身的资料价值。要做好信息的扩展，既要做好信息的“加法”，也要做好信息的“减法”。可以通过灵活运用“链接”、表格等方式方法，做好信息的“加”和“减”。针对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的史实内容，《连云港年鉴（2019）》在部分条目之后设置“链接”，通过对信息的“加”和“减”，扩展信息容量。如在“乡村建设”类目“综述”分目“概况”条目中记述赣榆区实行农村产权交易的“三联四通”模式在全省推广这一史实，同时在此条目后设置“链接”，对赣榆区农村产权交易“三联四通”模式的具体内涵和实施效果作了更加具体详细的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信息扩展同时运用了“加法”和“减法”。“链接”内容为条目做了“加法”，扩展了条目的信息容量，提升其资料价值。同时，“链接”内容也为条目做了“减法”，避免了单一条目篇幅过大，使条目主题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清晰。与此同理，《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教育”类目下收录“2019年朝阳区更名学校一览表”“2019年朝阳区撤销学校一览表”2张表格，分别对“学校更名36所”“学校撤销18所”2个条目进行补充说明，既避免了条目本身出现赘述，又清晰直观地对已更名和撤销的学校进行补充记述。编纂者在“2019年朝阳区更名学校一览表”中对相关学校“更名前名称”和“更名后名称”进行分别记述，在“2019年朝阳区撤销学校一览表”中对“撤销学校”“撤销学校历史沿革”“并入学校”进行分别记述。通过对条目信息的扩展，使相关史实不至于缺漏。

（三）通过信息的特色彰显地方综合年鉴的年度亮点和地域色彩

作为信息媒介，通过收录富有年度性和地域色彩的特色信息，不仅使地方综合年鉴有效区别于其他信息媒介，同时也使年鉴之间更好地彰显个性风采、凸显城市特质。要突出时代特色和年度亮点，需要年鉴编纂者对年度大事、要事、特事、新事统筹把握，了然于心。《连云港年鉴（2019）》《北京朝阳年鉴（2020）》《长沙年鉴（2020）》3部中国精品年鉴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相关专题，并通过特载和专文等加以记述和反映。《孝义年鉴（2020）》增设专文，从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工业经济、民生事业等方面记述孝义市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每个城市有其独特的城市禀赋，通过富有地方色彩的信息内容，可以充分展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地域特色。《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友好往来”专题，展现外国友人在朝阳区开展的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反映朝阳区作为北京市对外交往重要窗口的地域特色。《长沙年鉴（2020）》在卷首专题图片设置“夜经济”专题，反映长沙市作为“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的独特魅力。

（四）通过信息的取舍丰富地方综合年鉴的层次变化

受地方综合年鉴体量所限，年鉴编纂者必然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当详则详，宜略则略。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详”是有重点的“详”，这里的“略”是有选择的“略”。通过信息的详略变化，突出重点，明确层次。《连云港年鉴（2019）》在“附录”中收录“市委重要文件目录一览表”和“市政府重要文件目录一览表”2张表格，对相关文件的编号和标题要素加以记述。同时还设置“文件选编”，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存史价值的文件进行内容记述。在“文件选编”中，编纂者专门对《连云港市建设“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2份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载录。在这一例子中，文件目录一览表是对信息的“略写”，为读者根据自身需要查找文件信息提供方便。文件选编是对信息的“详述”，通过摘选代表性的文件内容，保留了一次文献的原始面貌，增强了年鉴的存史价值。信息取舍的详略得当，使年鉴层次更加丰富，结构富于变化。

（五）通过信息的检索凸显地方综合年鉴的工具性

作为信息媒介，信息检索系统的完善、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是地方综合年鉴工具性的重要体现。4部中国精品年鉴目录均详至条目，结构完整，系统全面，对不同层级的标题通过字体字号、占行缩进、增加底色等方式加以区分，使各级标题层次更加分明，检索更加便捷。除目录外，4部中国精品年鉴均在卷末设置了全面系统的索引，为读者检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连云港年鉴（2019）》在索引部分设置二级索引，丰富标目层级，拓宽检索深度，展现逻辑关联。《长沙年鉴（2020）》在索引部分将类目、分目、专稿标题用黑体字标明，方便读者查找。《北京朝阳年鉴（2020）》对条目正文中出现的主题关键词，在索引中进行了详细标注。

通过信息传播的视角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行考量，结合对4部中国精品年鉴的分析，关于如何提升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信息媒介的价值、增强其信息传播效果、推动年鉴编纂质量提升，笔者得出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

（一）年鉴编纂应注重信息的独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

作为信息媒介，信息的独特性和信息传播的差异化是地方综合年鉴展现信息价值、发挥信息作用的重要途径。信息的独特性除了上文所述的通过特色信息彰显年鉴的年度性和地域色彩之外，还应包括通过年鉴编纂者的精心设计和主动搜集，发掘整合相关信息资源，形成年鉴特有的信息主题。例如，《连云港年鉴（2019）》通过收集整合相关资料，形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息主题，系统记述“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的相关情况，全面反映连云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年度史实。《北京朝阳年鉴（2020）》在“专文”中收录《以身许党许国付出无悔青春》一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受阅女民兵代表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她在完成阅兵任务前后的所思所感、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使读者感同身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信息传播的差异化是指在年鉴编纂中，应立足自身特色和资源，主动求新求变，运用差异化思维进行合理创新，使信息传播焕发新意，别具一格。如针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年度大事、要事，《连云港年鉴（2019）》《长沙年鉴（2020）》2部年鉴从回顾70年历史、展现该地70年发展成就入手，在卷首专题图片中分别设置“70年回眸”“70年长沙”专题进行记述，在特载中分别设置“连云港辉煌7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2个专题。与上述2部年鉴视角不同的是，《北京朝阳年鉴（2020）》则是在卷首专题图片中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专题，对庆祝活动相关情况进行记述。同时在专文中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受阅女民兵代表的专题宣讲文章，从人物的第一视角侧面反映这一主题。对于一般年鉴而言，选择从“庆祝活动”的视角表现这一主题，往往容易“千鉴一面”，内容雷同。这也是《连云港年鉴（2019）》和《长沙年鉴（2020）》选择从回顾70年历史、展现该地70年发展成就的角度进行记述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北京朝阳年鉴（2020）》而言，选择从“庆祝活动”的视角表现这一主题，反而更能彰显其城市特色和年度亮点。其年鉴相关内容中记述的人物主体是朝阳区女民兵方队、街乡文联交谊舞队等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民兵和群众代表，他们亲身参与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仪式和庆祝活动。因而《北京朝阳年鉴（2020）》中对“庆祝活动”的记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北京朝阳年鉴（2020）》结合自身城市禀赋，从“庆祝活动”的视角进行信息展现，使主题表现别具一格、新颖独特。

（二）年鉴编纂应借助跨领域思维突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

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纸质书籍的一种，在长期的编纂过程中，编纂者难免会形成一些书籍编纂特有的惯性思维模式。借助跨领域思维，有助于突破年鉴信息传播中的路径依赖，对年鉴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等进行多维度创新实践。

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多为从编纂者到读者的单向传播，往往缺少编纂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传播互动。一般而言，年鉴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更多地把年鉴单纯视为一个载录年度信息的媒介。而作为一地年度信息宣传和发布的媒介平台，地方综合年鉴在这方面的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长沙年鉴（2020）》在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和信息载录方面体现了跨领域思维。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长沙年鉴》为平台，组织开展《长沙年鉴》2019年度人物、年度事件评选活动，并在年鉴中对相关信息予以专题载录。这一创意举措使年鉴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读者对评选活动的参与，增强了编纂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传播互动。同时使《长沙年鉴（2020）》发挥了其作为媒介平台的信息宣传发布功能。

（三）年鉴编纂应通过信息传播创新增强年鉴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的传播媒介的持续涌现，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如在拓展信息媒介传播渠道和丰富信息载体类型方面，一些地方综合年鉴设置了二维码，可以用手机扫描书后二维码阅读年鉴电子书，或是扫描随文二维码进行声音、影像等方面的信息扩展。在增强信息应用场景方面，一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立足年鉴资源，精心开发年鉴衍生品，将微缩版年鉴用于地情宣传和招商引资等。

年鉴编纂应通过进一步创新信息传播的思维路径、方式方法等，持续增强年鉴影响力。长期来看，创新做好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应做到精品化、体系化、品牌化、平台化、数字化。精品化就是要坚持精品意识、精品规范和精品标准，在受众心目中逐步建立起“年鉴出品，必属精品”的认知观念。体系化就是要树立“年鉴+”理念，以年鉴为龙头、打造年鉴衍生品，使之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任务，同时又共同构建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品牌化就是要坚持品牌意识，树立品牌形象，在年鉴和年鉴衍生品中设计使用统一标识、年鉴宣传语、阅读二维码等，使之互为宣传、互为助力，增强品牌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平台化就是要重视策划宣传，将年鉴打造为一个展现地情历史的平台和阵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同时在策划、编纂、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系统的流程体系，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年鉴及其衍生品的价值。数字化就是要坚持大数据理念，基于逐年编纂的年鉴地情资料和海量数据建立数据库，对信息资料内容和要素重新构建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资政能力。

作为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信息媒介，地方综合年鉴既有作为信息媒介的共性特征，也有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以信息传播的视角审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可以“跳出年鉴看年鉴”，从年鉴之外的角度对当下的年鉴编纂进行思考探索，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流程，丰富编纂技巧。

将年鉴编纂放在信息传播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考量，通过坚持互学互鉴、做到善思善创、秉持系统思维，是推动年鉴编纂的创新思考和质量提升的可行之策。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互学互鉴。从狭义的层面看，中国精品年鉴在信息传播方面都有值得年鉴编纂者学习和借鉴的特色亮点、经验做法。从广义的层面看，年鉴以外的其他信息媒介，在信息传播方面同样具有值得年鉴编纂者思考和借鉴的思路创意、优势长处。因此，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借鉴，开拓思路，取长补短。二是要做到善思善创。从4部中国精品年鉴来看，其城市禀赋各不相同，既有省会城市年鉴、普通地级市年鉴，也有区级年鉴、县级年鉴；既有东部沿海城市，也有中部内陆城市；既有北方城市，也有南方城市。城市禀赋不同，年鉴体量各异，年鉴编纂所拥有的资料资源各有所长，其信息传播的效果也各具亮点。这说明，无论是学习中国精品年鉴还是借鉴年鉴以外的其他信息媒介，在学习过程中都不宜照搬照抄。年鉴编纂者要在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举一反三，深入学习其内在思路和技巧，对年鉴编纂进行优化创新。三是要秉持系统思维。年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年鉴的信息传播效果受到其底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年鉴编纂者的精品意识、创新思路、年鉴的稿源质量等底层因素影响和制约了年鉴信息传播效果。而这些底层因素又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知晓度等相互作用、紧密关联。在做好编纂工作的同时，不应忽视年鉴的宣传、研究、应用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只有以系统思维对年鉴工作进行持续优化创新和思考探索，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信息传播效果和编纂水平。

注释略

贾栋钰，男，河北省邢台市人，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方志年鉴处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