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有“美食家”的雅号。所谓“美食家”就是爱吃爱喝的专家，爱喝茶和酒，爱吃美味佳肴。因为爱酒，陆文夫留下许多生动的饮酒传说，也写出了许多与酒有关的文章。

乡情篇

       陆文夫酒量很大，为什么爱喝酒，源头在他的故乡。出身泰兴，这里是著名酒乡，酒坊很多，饮酒方便。至于泰兴缘何产酒，陆文夫《壶中日月》说，因为乡亲们要养猪，它是财富来源。养猪需要饲料，便想到了酿酒的酒糟。“酒糟是上好发酵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聚肥，肥多粮多，可望丰收。粮――猪――肥――粮，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循环之中又分离出令人陶醉的酒。”所以在陆文夫故乡，只要种旱谷的地方，村里都有一二座酒坊。由此，“泰兴盛产猪和酒，名闻长江下游。”

       陆文夫十二三岁便能饮酒。一年一次的酿酒时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他在《壶中日月》中说，“冬天是淌酒的季节，平日冷落破败的酒坊便热闹起来，火光熊熊，烟雾缭绕，热气腾腾，成了大人们的聚会之处，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大人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品酒，孩子们没有资格，便捧着小手到淌酒口偷饮几许。那酒称之为原泡，微温，醇和，孩子醉倒在酒缸边上的事儿常有。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只是没有醉倒过。”

       陆文夫讲过一个故事

       他十三岁的时候，一位姨表姐结婚，三朝回门须闹酒。于是，“娘家和婆家都要在亲戚中派几个酒鬼出席，千方百计地要把对方的人灌醉，那阵势就像民间的武术比赛似的。我有幸躬逢盛宴，目睹这一场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陆文夫岂止是“目睹”，小小年纪也赤膊上阵了。“眼看娘家人纷纷败下阵来时，便按捺不住，跳将出来，与对方的酒鬼连干了三大杯，居然面不改色，熬到终席。”最后的结果是，陆文夫醉倒了，一连酣睡了三个多小时，把大人们吓得够呛。不过陆文夫对此解释说，喝醉了就睡觉，这不叫失败，它属于“文醉”。而“乡间的人只反对武醉，不反对文醉。所谓武醉便是喝了酒以后骂人、打架、摔物件、打老婆；所谓文醉便是睡觉，不管你是睡在草堆旁，河坎边，抑或是睡在灰堆上，闹个大花脸。我能和酒鬼较量，而且是文醉，因而便成为美谈：某某人家的儿子是会喝酒的。”（陆文夫《壶中日月》）酒乡之人，喝醉了也会成为美谈。这样的经历，影响了陆文夫对酒的态度。

       贪杯误事，玩物丧志。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父亲有点担心。所以，他告诫年幼的儿子，要他远离酒场。陆文夫说，“我的父亲不禁止我喝酒，但也不赞成我喝酒，他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点事情，须有四戒：戒烟（抽大烟）、戒赌、戒嫖、戒酒。四者酒其一，喝酒定无出息。我小时候还想有点出息，所以再也不喝酒了。参加工作以后逢场作戏，偶尔也喝它几斤黄酒，但平时是不喝酒的。”（《酒话》）

       陆文夫爱酒，也与他早年的读书经历有关。童年陆文夫，读的是私塾。老师秦奉泰先生，饱学诗书，思想开明，他鼓励学生博览群书。陆文夫说，老师“首先让我看《尽忠岳传》，这一看便不可收拾，什么《施方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都拿来看了，看得废寝忘食，津津有味，……”（《乡曲儒生》）这些著作，内容庞杂，既有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也有侠肝义胆、酒中豪杰。传统文化陶冶了童年陆文夫的心灵，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成长。他的饮酒习惯，与此也有关系。陆文夫曾做过“喝酒正确”的论证，说：“纵观上下五千年，那酒造成了多少历史的转折，造成了多少千秋佳话，壮怀激烈！文学岂能无酒？如果把唐诗三百首拿来，见‘酒’就删，试问还有几首是可以存在的。《红楼梦》中如果不写各式各样的酒宴，那书就没法读下去。李白是个伟大的诗人，可是他的诗名还不如他的酒名。尊他为诗圣的人，不如尊他为酒仙的人多。早年间乡村酒店门前都有‘太白遗风’几个字……”（《做鬼亦陶然》）这一观点，是为饮酒者辩护，类似李太白的“自古圣贤都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李白喝酒，能写出了千古不朽的诗篇，可见酒是文学的亲兄弟，文学家离不开它。

       故乡的烙印，对陆文夫饮酒的影响，远不止这些。

       再说一个故事

       作家海笑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接待和招待作家朋友或者其他行业的客人，都不愿意去使用公款，而习惯举办家宴，这既公私分清，又有种真诚、亲切、随意的感觉。在几次家宴中，我才知道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他们都爱喝酒，而且酒量都不小……只记得陆文夫品酒真有本领，可谓专家里手，一次内子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并给大家斟酒，文夫高兴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忽然他皱起眉头说：酒是好的，只是不像茅台……这时，内子又急忙换了一瓶‘洋河大曲’，文夫尝了一口，说：这次的，货真价实。”（《追念文夫》）

       与茅台、五粮液相比，当年的洋酒大曲不值一提。它产自苏北，陆文夫的故乡，所以陆文夫对其有感情，也常饮不辍。据王蒙《想念文夫》披露：“1986年我们一起作为国际笔会的特约嘉宾去纽约开会的时候，他不喝泛美航班上供应的饮料，而是只要开水冲泡自己携带的绿茶，用餐时则拿出家乡的‘洋河大曲’。”可见，家乡白酒在陆文夫看来，胜似茅台。

       除了洋河，陆文夫还爱苏北的双沟大曲。此酒更是大众酒，走进寻常百姓家，但陆文夫对其有特殊感情。1969年，陆文夫全家下放苏北射阳，这里是黄海之滨，生活条件很差，陆文夫在《酒话》中形容它：“冬日海风劲吹，四野人稀，冰得发抖”。身处逆境，借酒浇愁，却连当地产的劣质酒“大头瘟”都买不到。困难之际，“偶尔有朋友自远方来，馈我两瓶有金纸贴的双沟酒，我慢慢地呷，细细地品，呜呼，此时方知世间还有好酒！”这时候，即便是茅台的馥郁浓香，在陆先生看来，也无法与双沟大曲相比。道理很简单，“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的印象深刻得多。”这话点出了陆文夫品酒的标准。

       陆文夫宴请会友，双沟大曲不可或缺。他说，“自此之后，酒友相逢，抚杯论酒，我总要说双沟酒如何如何，如何入口香浓而又不冲，无水气，无糖味，无苦尾，不上头。像一篇故事性不强而又十分耐读的小说。”（《酒话》）老友宋词说：三年困难时期，他从下放的无锡农村，来苏州探望陆文夫，二人便经常喝双沟大曲和洋河大曲。“洋河、双沟买不到，土烧（一种廉价的劣质酒）上头，（再）改喝绍兴花雕。”（《我的歌台文坛》）他们对双沟大曲的情感，由此可窥一斑。

       陆文夫对双沟酒有情感，就连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知道。陆文夫说过一件往事：“1984年我到瑞典访问时，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请严文井、张贤亮和我到他家做客，他夫人做川菜，他请我喝五粮液，并纵论中国之名酒，他只论及茅台和五粮液，而不知有双沟。于是我便与他相约，如果他有机会到苏州来，我一定请他喝双沟。果然天从人愿，1986年他和十多个国家的汉学家来苏州访问，我请马先生喝双沟。一杯以后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一杯岂能作论，连饮三杯他才评论：‘这是女人喝的茅台’。我听了大为惊异，此论公平合理，一语中的。女人喝的茅台虽无燕赵豪侠之气，却也显得纯真、温和、清香，双沟之酒性恰好相符。马先生不愧是位汉学家，而且是位汉酒家。”（《酒话》）马悦然说出了双沟酒的特点，陆文夫便送他一顶“汉酒家”桂冠，可见先生对双沟酒有多偏爱。

       除了洋河、双沟等白酒，陆文夫还爱喝黄酒。因为苏州人喜爱，而苏州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1944年，16岁的陆文夫患上伤寒，从泰兴老家，来到苏州的姨妈家养病，一下子爱上了这座古朴的城市。之后，他考入苏州中学念书，就是为了能够溶进苏州的生活。解放初他随军南下，再回苏州参加工作，在这里娶妻养女，从此与苏州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江南人爱喝黄酒，是文化使然。而苏州人吃饭时，对美食的态度，要重于饮酒。苏式菜肴，口味偏淡，要尝出它的美味，须远离酒精。陆文夫就说，“美食家是不应该喝酒的，苏州人过去只在宴席上喝一点点黄酒，这样才能吃出（菜的）味道。”（胡殷红《吃遍天下还是回家――作家陆文夫谈美食》）此时的陆文夫，既是美食家，也是苏州人，所以他偏爱黄酒。江南人将喝黄酒，称作“灌黄汤”。陆文夫解释：“喝酒为什么叫灌黄汤呢，因为苏州人喝的是黄酒，即绍兴酒，用江南的上好白米酿成，一般的是二十度以上，在中国酒中算是极其温和的，一顿喝二三斤黄酒恐怕还进不了酒鬼的行列。”（胡殷红《吃遍天下还是回家――作家陆文夫谈美食》）陆文夫非常喜爱这种“极其温和”的黄酒，他注定成不了酒鬼。

       对这一点，文坛朋友比较了解。评论家何镇邦说，“陆文夫喝的酒比较杂，白酒、黄酒、啤酒均喝，但以黄酒为主。”（《我所认识的陆文夫――送文夫兄》）陆文夫自己也说，“参加工作以后逢场作戏，偶尔也喝它几斤黄酒。”（《壶中岁月》）有一个故事，能证明陆文夫对黄酒的偏爱。上世纪五十年代，二十多岁的陆文夫在苏州日报当记者，他到一个小镇上采访，中午在一家临湖的小饭店吃饭，美景似画，心情愉快，尽管桌上只有一条鳜鱼，他却自得其乐，用三个钟头，独自喝了两斤黄酒！（陆文夫《吃喝之外》）由此可见，此时陆文夫饮酒，就是一个苏州人的作派。

       当然，黄酒喝多了也醉人。吴泰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苏州，陆文夫招待他的，便是绍兴加饭酒（黄酒）。吴泰昌不了解黄酒的性情，便大杯大杯地“灌黄汤”，结果酒后乘火车，醉倒在车厢里，浑然不知火车已经到站。“后来老陆听上海的友人说起我这次喝酒出的洋相的事，他有次在电话里同我说：你酒量还可以，但你喝黄酒的喝法不对，黄酒比啤酒后劲大，醉了难醒。”吴泰昌醉酒，是个教训。日后，陆文夫对不能喝酒的朋友，招待时便十分谨慎了。自己到了晚年，只饮少量黄酒和米酒，有时候也喝一点啤酒。（《可敬可亲的陆文夫》）

       没法用洋酒大曲、双沟大曲，甚至江南黄酒，来表达家乡的情感，这对“酒仙”陆文夫来说，应该是一种遗憾。

苦难篇

       陆文夫从小听众父亲的教诲，立志一生不喝酒。但最终，他还是端起了酒杯。身不由己。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使他命运多舛，身心俱疲，只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陆文夫说，他喝酒，一是为浇愁，二是为解乏，三是为混合效应。(《壶中日月》)下面就说说这三点。

       先说“浇愁”

       陆文夫的“愁”，最先来自1957年。当时的陆文夫，是江苏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小说《小巷深处》在《萌芽》发表,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赞赏。从此，年轻有为的他，踌躇满志，摩拳擦掌，立志在文学上大展宏图。他和艾煊、方之、高晓声、叶至诚等好友，组成了“探索者”组织，变革文学创作，开创文坛新路。不料反右扩大化，将他们的理想，击得粉碎。所有“探求者”成员，一夜间变成批判对象。接下来，围攻声讨、驱出文坛、遣返老家、下放工厂和农村……近20年的光景，陆文夫三起两落，命若悬丝，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思想压力。于是，便尝试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企图浑浑噩噩地度日。

       打开1957年的岁月画卷，陆文夫这样写自己的处境：“不期到了29岁，又躬逢反右派斗争，批判、检查，惶惶不可终日。我不知道与世长辞是个什么味道，却深深体会世界离我而去是个什么滋味。一九五七年的国庆节不能回家，大街上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斗室里却死一般的沉寂。一时间百感交集：算啦，反正也没有什么出息了，不如买点酒来喝喝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喝酒是闹着玩儿的，这时候喝酒却应了古语，是为了浇愁。”（《壶中日月》）29岁，充满青春活力，正值精力旺盛，需要大干事业。最后却成了开怀畅饮的瘾君子。难怪陆文夫这样说，“1957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开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和曹玉模分在华东小说组，我是副组长，组长是山东的王安友。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而企图有为，都不喝酒。只是后来大家都被反右派反得死去活来，借酒浇愁，才染上了喝酒的恶习，还要喝烈性酒。”（《致鲁书妮》）

       本来是借酒浇愁，不料染上了酒瘾。然而。那个年代喝酒也不易，他们没有这种自由。于是，在工厂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上工时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下班后伺机聚会，饮酒逍遥，一醉方休，以此趋散内心的委屈与苦闷。剧作家宋词是陆文夫的“铁杆朋友”。别人对陆文夫，唯恐避之不及，宋词却三番五次前来探望老友，推杯换盏，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相濡以沫，友情可窥一斑。即使三年困难时期，市场上买不到洋河大曲和酱排骨，宋词仍带着土烧酒和豆腐干，到苏州来探望陆文夫。两人见面说了什么？查不到文字记载。但陆文夫有一番感慨，可看作其当时的饮酒心态。

       “痛饮小醉，泪两行，长叹息，昏昏然，茫茫然，往事如烟，飘忽不定，若隐若现。世间事，人负我，我负人，何必何必！三杯两盏六十四度，却也能敌那晚来风急。设若与二三知己对饮，酒入愁肠，顿生豪情，口出狂言，倒霉的事都忘了，检讨过的事也不认账了：‘我错呀，那时候……’剩下的都是正确的，受骗的，不得已的。略有几分酒意之后，倒霉的事情索性不提了，最倒霉的人也有最得意的时候，包括长得帅，跑得快，会写文章，能饮五斤黄酒之类。喝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便竟相比赛狂言了，似乎每个人都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多得恰似一江春水，那也就见愁不愁，任其自流了。”（陆文夫《壶中日月》）

       这样饮酒，会惹是生非。所以，陆文夫也会心有余悸。他曾说：“这时候得注意有不糊涂的人在座，在邻座，在隔壁，在门外的天井里，否则，到下一次揭发批判时，这杯苦酒你吃不了也得兜着走。”（陆文夫《壶中日月》）似醉非醉，似醒非醒，这就是灾难当头，老友欢聚的真实写照。在那个特殊年代，“老右”们对酒当歌，如同情报人员接头，一样充满风险。

       自然，并非所有老友，都像宋词一样不离不弃。更多的朋友，对陆文夫敬而远之。就连邀请别人喝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词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陆文夫“解放”了，被调回南京的省文联。然而，“好景不长，风云突变，1964年‘社教’运动中他被批判，老账新账一起算，比1957年厉害几倍，昨天还是朋友，转脸便落井下石，他彻底绝望，几次想从灵谷寺塔跳下去。……一天我们密约到东郊灵谷寺，几天前曾国藩四世孙女、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橘从灵谷寺塔跳下惨死。面对高塔，老陆说他也想从塔上跳下，想到家庭、妻女才断了此念。中午到餐厅，点了酒菜，发现一位和我们有交往而且要好的朋友携夫人也在餐厅用餐，看见我们后，这位朋友转过身去，很快和夫人匆匆离去，唯恐受到牵连。人情淡薄，我和老陆相对黯然！”（宋词《我的歌台文坛》）

       老友相聚，给陆文夫带来了温暖和慰藉，但它无法改变命运。对酒当歌，醉生梦死，固然能麻醉心灵，神游苍穹，但终究要回到现实世界。所以，欲醉还醒的时候，他们一次次泪如雨下，心痛如焚，感叹命运如此不公。宋词说过这样一件往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下放农场的宋词请假回南京看病，一心想到苏州看望老友陆文夫。他先到上海与离了婚却情未了的前妻相会，上海的姐姐家不能留，旅馆不敢住，年初二便携前妻来到苏州陆文夫的家。宋词说，“余去铁瓶巷文夫家，至楼下，锦锦（陆文夫女儿）在踢毽，欢呼一声宋叔叔，余甚感动。故友重逢，同在难中，倍感亲切。傍晚，前妻也至。余从沪带来五粮液，与文夫痛饮。一年来种种遭遇，所受苦难折磨，尽情倾吐。饮至深夜，余与文夫皆大醉，啼哭不止。毓柔（陆文夫妻子）扶文夫，前妻扶余，声声劝慰。是夜与前妻同宿文夫家亭子间。……”（宋词《我的歌台文坛》）

       饮酒改变不了命运，饮酒消解不了心痛。陆文夫索性放开谨小慎微的个性，在酒精中浸泡下去，放纵自己。所谓文人的颜面与儒雅，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描述当时的自己：“以前饮酒不敢张扬，被认为是一种堕落不轨的行为，此时饮酒则是豪放、豁达、快乐的游戏。三五酒友相约，今日到我家，明日到他家，不畏道路崎岖，拎着自行车可以从独木桥上走过去；不怕大河拦阻，脱下衣服顶在头上游向彼岸。喝醉了倒在黄沙公路上，仰天而卧，路人围观，掩嘴而过。这时间竟然想出诗句来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时，最大的遗憾是买不到酒，特别是好酒。为买酒曾经和店家吵过架，曾经挤掉了棉袄上的三粒纽扣……”（陆文夫《壶中日月》）这样的生活，陆文夫度过了20年。

       其次说“解乏”

       1958年，陆文夫被逐出文联，下放工厂当了工人。接连数月上夜班，三天两夜不睡觉。那时候他年轻，劳动很勤奋，人却很疲乏，常常犯困，渴望休息。达不到目的，便去饮酒，以此驱赶劳累和困乏。政治高压下的作家，买酒不自由，饮酒也没有自由。实在熬不住怎么办？陆文夫说，“乘午夜吃夜餐的时候，我买一瓶粮食白酒藏在口袋里，躲在食堂的角落里喝。夜餐是一碗面条，没有菜，吃一口面条，喝一口酒；有时候，为了加快速度，不引人注意，便把酒倒在面条里，呼呼啦啦，把吃喝混为一体。……喝了酒以后再进车间，便添了几分精神，而且混身暖和，虽然有点晕晕乎乎，但此种晕乎是酒意而非睡意；眼睛有点朦胧，但是眼皮上没有系石头。耳朵特别尖灵，听得出车床的响声，听得出走刀行到哪里。二两五白酒能熬过漫漫长夜，迎来晨光曦微。苏州人称二两五一瓶的白酒叫小炮仗，多谢小炮仗，轰然一响，才使我没有倒在车床的边上。”（陆文夫《壶中日月》）

       1964年，陆文夫被打入另册，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李家生产队劳动改造。陆文夫自述：“那次劳动是货真价实，见天便挑河泥，七八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爬河坎，走田埂，歪歪斜斜，摇摇欲坠，每一趟都觉得再也跑不到头了，一定会倒下了，结果却又死背活缠地到了泥塘边。有时候还想背几句诗词来代替那单调的号子，增加点精神刺激。可惜的是任何诗句都没有描绘过此种情景，只有一个词牌比较相近：《如梦令》，因为此时已经神体分离，像患了梦游症似的。”（陆文夫《壶中日月》）好容易熬到了下班，应该逃出苦海了。然而不行，上床后又睡不着觉。就在此时，又来了酒瘾。陆文夫躺在床上，一方面疲惫不堪，“辗转反侧，百感丛生”，一方面又想饮酒。然而，半夜三更，何来酒卖？陆文夫不信邪，坚持赶到镇上，敲开了一家店门。真是万幸，不但有酒，还有兔肉可买。那时候是“四清”，实行“三同”是不准吃肉的。怎么办？陆文夫想，“随它去吧，暂且向鲁智深学习，花和尚也是革命的。”于是，“急买半斤白酒，兔肉四两，酒瓶握在手里，兔肉放在口袋里，匆匆忙忙地往回走，必须在不到二里的行程中把酒喝完，把肉啖尽。好在天色已经大黑，路无行人，远近的村庄上传来狗吠三声两声。仰头、引颈、竖瓶，将进酒见满天星斗，时有流星；低头啖肉、看路，闻草虫唧唧，或有蛙声。虽无明月可邀，却有天地作陪，万幸，万幸！我算得十分精确，到了村口的小河边，正好酒空肉尽，然后把空瓶灌满水，沉入河底，不留蛛丝马迹。这下子可以入化了，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夜沉睡到天明。”（陆文夫《壶中日月》）

       再说“混合效应”

       对饮酒的混合效应，陆文夫解释说：就是酒的全方位、多功能的作用，“解忧、助兴、驱眠、催眠、解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陆文夫《壶中日月》）喝酒的理由，有苦，有难，也有甜，可谓功能多多，百味俱全。

       酒能喝出朋友情

       陆文夫“文革”中下放射阳，当地干部对他十分关照。有一次，他们给陆文夫买了3瓶洋河大曲、10斤花生米。陆文夫兴奋不已，当即打开一瓶洋河大曲，倒入杯中，又掺了些“大头瘟”（当地土烧酒），自斟自酌起来。第二天，当地的文化干部要去南京办事，陆文夫便委托他将两瓶酒和一袋花生米，带给南京的老友顾尔镡。这位文化干部说：“我深为陆文夫的真诚待友而感动：总共才3瓶酒和10斤花生米呀，他宁可自己兑点‘大头瘟’慢慢喝，却省下大部分来‘慰劳’患难朋友。”（裴艺元《陆文夫在射阳》）

       酒能喝出翻身乐

       “四人帮”被粉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那个时代，人们兴奋得惊天动地、高潮迭起。中国人仿佛要在一周之内，把所有的酒都喝光。陆文夫说，“我痛饮一番之后拔笔为文，重操旧业，要写小说了。照理说，而今而后应当戒酒，才能有点出息。迟了！酒入膏肓，迷途难返，这半生颠沛流离，荣辱沉浮，都不曾离开过酒。没有菜时，可以把酒倒进面碗，没有好酒时，照样把大头瘟喝下去；今日躬逢盛宴，美酒佳肴当前，不喝有碍人情，有违天理，喝下去吧，你还等什么呢？！”（陆文夫《壶中日月》）你瞧，翻身了，快乐了，又找到了新的饮酒理由。

       酒能喝出迥事多

       “文革”结束不久，陆文夫赶回南京，与饱经磨难的老友重逢。到南京时天色已晚，作家方之出门给陆文夫买来一碗面条。看着热气腾腾的面条，陆文夫当即便吃，第一口就发现味道不对：怎么会有一股浓烈的酒味?一问方之才知道，里面掺了酒。方之这样解释，“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给你买面的时候，顺便买了一小瓶白酒，省得再把酒瓶拿回来，就把酒倒在面里了呀。”这就是劫后重逢的迥事。不会饮酒的方之，却给喜欢饮酒的陆文夫，如此一个特殊的见面礼！结果，陆文夫把那碗掺酒的面条吃了下去。多年以后，作家范小青问陆文夫：“能吃得下去吗？”陆文夫说，“当然吃下去了，那时候，刚刚从农村回来，怎么舍得浪费那么好的一碗面啊。”（范小青《在路上――追忆陆文夫老师》）

       酒能喝出俗务苦

       陆文夫晚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地位高了，应酬便多，喝酒更勤。老友宋词说他，“晚年居显位、享大名，可是并不快乐，他的心里其实是苦的，是寂寞的。虽然仰慕者、崇拜者甚多，高官、新贵登门拜访，名人、名流但愿一识‘陆苏州’，宾客如云，盛筵常开，却都是泛泛之交。再也找不回患难相共中的那种真诚的友情，举杯畅饮、倾诉衷肠的快乐。”（宋词《我的歌台文坛》）这还不算，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问题时坚持原则的无奈，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和阴影，更有甚者，还会疏远朋友亲情。所以，陆文夫“最后一次来南京，老朋友有的死了，有的断了交往，就连相交三十多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友艾煊，也生龃龋而疏远，他只能在宾馆独酌自饮，黯然离去。”（宋词《我的歌台文坛》）

       当然，陆文夫饮酒的“混合效应”，并不希望出现“俗务苦”。只是世事难料，命运如刀，许多事情并非陆文夫能够左右。陆文夫一生爱酒，却又品尝到了酒中的苦涩与泪水。既如此，那又何苦恋酒？李白做出回答：“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 (其二) 》）读懂了这首诗，也就理解了陆文夫饮酒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