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几道的《梦入江南烟水路》,从北宋吟咏至今,绵延不绝,脍炙人口。千百年来,江南烟水已浓缩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鲜明的标识性符号。如果择一词汇来形容江南文化,那就是—“水文化”。当然,这种“水文化”既非小河流水,也非浩瀚大海,而是一种由江、河、湖、塘等“众水之水”汇聚而成、多元共生、美美与共、和谐共荣的“水文化”。

密集水网:成就江南景观与文化

水,占据了江南地区约25%的面积,水在广袤大地上快意流淌,恣肆地划出纵横交错的水网—江、湖、河、塘、氿、泾、浜、渎、溪、渠、荡、港……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片土地上的水有如此繁多的形态与称谓。江南得水之利,因水而生,江南先民的生活、生产“游曳水上”而“一日不可废舟楫”;江南得水滋润,因水而荣,因水而美,飘柔的雨丝,如织的水网,共同氤氲出江南特有的美景与诗意。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楚辞》的“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从徐彦伯的《采莲曲》“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到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从白娘子、许仙在西子湖畔的浪漫邂逅、七仙女与村夫牛郎的人神奇缘,到西施范蠡吴越战争之后的泛舟五湖……那些浪漫的传说与故事,就都发生在波光盈盈的水上。

水,是江南最灵动的眼神,也是江南最鲜亮的名片。打开浩瀚的中华文学史,可以发现,描写江南的文字大多浸润着朦胧烟雨、粼粼波光: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陆游的“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韦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以及袁宏道的“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这些对江南的诗意写照无不与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水,成就了江南无处不在的风景,也孕育了江南鲜明的人文个性。

水,润万物,通八方,兴城邦,利民生,是江南发展繁荣的重要凭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地的先民,生产生活就“一日不可废舟楫”。经过千百年演进,至明清时期,江南早已是全国文化经济发达程度最高的首富之区。清代孙嘉淦的《南游记》这样描绘了姑苏阊门一带的景象:“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这不过是繁华江南的一个缩影。四通八达的水道,不仅承载了船来舟往,便利了人们出行,也极大地促进了商贸流通和经济繁荣。同时,因为交通之利、经营之便,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水路成了文化交融传播的重要纽带。

《姑苏繁华图》局部(清·徐扬 绘)

在既没有路也没有车的上古时代,有了河就等于有了路,有了船就相当于有了车。正因此,船被誉为水上的精灵,帆则为船插上了翅膀。当江南人开始了驾船驭水、扬帆远航的历史,江南的历史便揭开了新的时代篇章。正是在与水的互动中,江南的“弄潮儿”最早获得了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与启迪,遇风转向、顺水行舟,见风使舵,养成了精于观察、敏于感知、善于应变的灵活机智的禀赋。水,不仅涂抹出秀美的旖旎胜景,也给予生于斯的百姓最大的恩泽。润泽万物,灌溉田畴,孕育丰饶的鱼米之乡,成就了桨声灯影下的炫彩繁华,湖鲜美味丰富着餐桌、山光水色滋养了心灵,也培育了精细雅致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水,堪称地球上最独特的物质,也是江南最丰盈的富藏。水不仅润泽天地,化育生命,滋养万物,水的许多独特的自然属性还对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深刻影响:

其一,“水”随物赋形,顺势而变,自然灵活,且能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变化万端,变成雪,化成雾,凝为霜,结成冰,具有最丰富的呈现形态和最强的适应性。

其二,“水”总是随地势自然流淌,具有天赋的“自我探路”的特性,曲折蜿蜒,探索前行,自寻出路。地球上所有的江河溪流(除极少人工河)皆为自然天成,它们从高到低,顺势而行,或浩浩汤汤,或涓涓细流,自成一脉,却无可阻挡,水满则溢,遇阻则能冲出决口,具有自然界罕见的能量。

其三,“水”具有最大的包容度,从日常生活的煮饭、煲汤、烹茶、酿酒、研墨……到涉及生产的印染、运输、制造,水与世间许多物质之间具有最好的融合度,既能衍化创造,又能化解融合,其包容性可谓无与伦比。

其四,“水”是通达而自由的,沟通四方八面,水为路,舟为车,在古代,水就是通衢,助人以畅行之便;水又是天然屏障,护城安邦,是无可比拟的天然屏障,滋养而护佑一方。

其五,“水”是地球上唯一既能够自洁自净、又能够荡涤污秽,带给人卫生洁净的物质,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因此水环境孕育的文化亦具有与时俱进、自我扬弃的特性,最具时尚感、现代性。

其六,“水”天生个性自由,既奔放恣肆也安静温润,柔中有韧,柔中带刚。既有大起大落、一泻千里的巨浪狂澜,惊涛裂岸,似浑厚激越的交响,足以挥斥方遒、扭转乾坤;也有婉转低回的温柔,涓涓滴滴,轻柔漫卷,如一首清新宜人的小令,可曲水流觞,可临水垂钓,可品茗会友,给人以无限愉悦。

其七,“水”是善于造景的高手,或恪守于乡村山野,以丰富物产滋养一方;或如绸带一般蜿蜒于城市乡镇,为人提供通途之余也营造出美丽而旖旎的水岸风景。水也给了追求诗意的江南人最大想象空间,掘土为池,因水构景,“入奥疏源,就低凿水”“繁花铺地,清流绕篱”,营造出“虽为人作、宛若天开”的园林美景,收春无尽,也滋养了江南人文的诗性。

其八,“水”还是世间最具辩证性格的物质,既可进亦可退,既可攻亦可守,既有滴水穿石的坚韧,也有洪水滔天的汹涌,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既流散也专一,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最是江南人的处事之法。

世界上有哪一种物质可以与“水”比肩?又有哪一种文化可以与“水文化”媲美?

长江运河,成为太湖文化的绝佳补充

今天的“江南”主要指太湖流域,太湖是为江南的核心地区。明清时期环太湖的“八府一州”(指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江宁府、润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从苏州划出的太仓州),无论地缘特色、环境气候还是文化、经济水平,都相对接近和均衡,据此,李伯重先生认为太湖流域已形成了一个整体,可视为“狭义的江南”。

虽然,历史上“江南”的地域概念多有变化,经历了一个由大而小、由西而东的迁移、压缩过程,但太湖流域最终被公认为真正意义的江南,太湖也被视为这片土地的“母亲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江南仅仅只拥有太湖,相反,江南的水文形态极为丰富,尤其是长江、运河两大巨制,其对江南的作用和影响堪与太湖比肩。从地理上看,长江、运河一横一纵,交错于江南沃土,是不断为江南输送养分、能量的两大最重要的水系;同时,长江、运河也和太湖一起,共同构成了“江南众水”,共同成就了江南的“水文化”。因此,这种众水共育的“水文化”,既有太湖的温润、丰饶与平和,也有运河长江的通达、进取、刚勇,三水流淌,奔涌不息,互为补充,和谐共荣。

长江文明,是一种大河文明,是交通、城镇、商贸和文化消费的母体。历史上,沿着长江诞生了许多水运码头、贸易商埠,进而演化出了一批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重庆、武汉、宜昌、芜湖、安庆、九江等知名城市,也形成了“长江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其中,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无疑是长三角城市群,长江对太湖流域的滋养带动是不可忽略的。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下游,上游来水无疑是江南诸水的源头之一。自古以来,长江为地处下游的太湖流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同时下游地区也长期受到上游地区的哺育和带动,长江对江南地区的崛起与繁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古代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和长江沿线,因为受制于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等因素,下游地带更多得到来自上游的影响,加之江南地区经济基础、人才优势和地域环境等优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最发达、商贸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地区。13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江南,盛赞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杭州是“天上的城市”,南京的“秀丽和雄伟……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上海崛起后,更是令人“十里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王韬《瀛壖杂志》)……随着近现代水上交通航运工具的不断进步,长江上下游的交流互动频率加快,对沿线经济文化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运河,自隋唐以来贯穿南北,成为江南与北方之间的一条黄金水道,运河的开凿,与长江一起使江南地区得以汇通东西南北,地缘格局更为开放,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长江、运河的存在,成为以太湖为主的“水文化”的重要补充和这种文化趋于完善的重要因素。太湖,自古水深平均不足2米,大多时候风平浪静,且水产丰饶,这使得人们的水上渔猎活动很少受制于风浪,也迥异于江海捕捞而无有生命之虞。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浅水塘河,与太湖一起构建了一种安逸宜居的自然环境,加之江南气候温润、平原沃壤,百姓勤勉务实、聪慧善为,一同造就了相对安定富足的鱼米之乡。这种低风险、高获益的湖塘为主的浅水环境,无疑滋养了人们温润、平和、惬意、安逸,自给自足,不愿冒险的小农经济生活态度和理念。所以,如果只有太湖,这种“湖水文化性格”必然不乏保守、满足于安逸自适,甚至小富即安、不思进取。

然而,西来的长江、贯通南北的运河,打破了太湖水滋养出来的平和安逸与稳定性。波涛滚滚、奔流直下的长江,通达活跃、舟楫往来的运河,打破了由湖塘构成的恒定地缘格局,为江南地区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与活力。激活了经济的动能,加速了文化的碰撞交流,社会活跃度得以快速提升。如果说,长江、运河与太湖共同形成了江南的“众水之水”态势,那么,“江河文化”也很好地弥补了“湖塘文化”的不足,使湖水文化既有的温润、安逸、平和、包容、稳定、敏察、善为等因素与江河文化的进取、探索、开放、交流、吸纳、活跃乃至刚勇等文化元素得以互补、交融和完善,为江南传统“水文化”不断增添了时代需要的新的精神元素,使得江南“水文化”在不断的自我扬弃、自我更新中,气质神韵得到进一步凸显与张扬。从内在机理看,这种“水文化”是融合了江河湖塘各种水元素的综合文化体。长期以来,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和谐、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这种文化优势的生动演绎,彰显了“水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深层次作用。

“水文化”:进退自如刚柔相济的“智文化”

江南“水文化”,如水一般灵动,随势而变,进退自如,刚柔相济。相比厚重、沉稳的山地文化,“水文化”在世事多变的时代显然更好地适应了外界环境的变化,善于及时调整自我。因此,每当时代风云际会、危机与机遇同至,江南人总能敏感于时变,把握机遇乘势而起,走在时代的前列。这种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智者文化”,正如孔子所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另一个向度理解,正是水环境培育了“智者”。水的诸多天然属性和鲜明特征,事实上已经融入了江南人的血脉,孕育、渗透、衍化为江南人骨子里智慧灵动的秉性。敦化而成俗,化育而成文,又在时代社会的催化之下,不断赋能社会前行,成为推动江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

历史上,水既是人类的朋友,也曾是人类最恐怖的对手。远古洪荒时代,水的泛滥令江南一片泽国,百姓饱受江海之害。“治水”与“用水”,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遭遇的两难境遇,也是人类成长要面对的最大课题。江南地区先民作为善于涉水的“古越人”,最早感受了水与人的利弊关系。从“大禹治水”“黄歇凿江”,到张渤“太湖降蛟”“周处除害”……历史上的许多传说与故事都生动展示了人与水的博弈过程。在交织着爱恨矛盾的互动中,江南人逐渐摸透了水性,懂得顺应水势,最终与水成为密友。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的“理水”之法,不仅是吴越先民在处理天人关系时“生存智慧”的最初体现,而且成为后人不断借鉴效仿的“生存策略”。顺水推舟、借风行船,因势利导,乘势而为,顺应时势,天人和谐,是江南人在实践中与水形成的一种默契。在循环往复的生死较量中,人与水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充满智慧的融洽关系后来被放大、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延续数千年,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江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利益。

“智者”文化历久而成,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打磨”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尚处蛮荒,司马迁《史记》中,亦把吴越之地呼为“荆蛮”(《吴太伯世家》),彼时吴地的发展无论哪方面皆远逊于北方。但即便如此,吴越人的骁勇善战、机智善谋,“好计谋、善诡诈、多变化”的吴人兵法已经显示出了这种文化的“智性”。

从12000年前独木舟、6000年前稻种、2500年前的凿河工程、秦汉时的水利设施,到唐宋时期的圩田和农耕技术,以及明清时期的园林设计建设……这些历朝历代的遗存,无不折射出江南人的勤勉智慧和对水的巧妙利用。得水滋养的江南,人们在与水的博弈过程中,机智灵活、好学善纳、与时俱进的禀赋不断得到强化;又在通达水系的引导下,水路舟车,有更多外出机会,见识世界,开阔视野,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也使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不断强化。环境育人,蔚起的人才又推动社会发展,于是早期落后蛮荒的江南后来居上,后发先至。“水文化”的这种勇于探索、善于弄潮、敢为人先的文化特质,也促使江南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强劲的后发优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迄今,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城市中江南(面积不到全国5%)总能半分天下,这正是这种文化优势的最好佐证。

水环境培养了江南人的审时度势、敏察善为,这种地域性、群体性的人文禀赋,使江南在历代发展中大获裨益。每当时代更迭、风云际会之时,江南人总能最快感受时代之变,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从而成为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弄潮儿”。早在19世纪末,面对国弱民穷的现状,苏州籍学者王韬就冷静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坚守中华文化的同时建议向西方学习实用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在工商贸易被斥为“末技”的晚清,无锡籍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提出“欲御外侮,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率先倡导“工商强国”“导民生财”,并鼓励长子薛南溟弃官从商,实业兴国。敏察善纳的东林学人,早在明代就提出了“废浮糜、讲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将学识服务于社会;在1400年的科举考试中,江南进士半分天下,状元数亦高达40%,但在科举走向末路时,江南人也最早感知时变、率先创办新学,开启科技教育先河。晚清至民国,国门初开,西风东渐,江南学子们又勇敢跨出国门,留洋海外学习深造,江南又成为留学比例最高的地区。新中国诞生后,两院院士中江浙沪籍的院士占比例高达60%,正是当年大批江南学子留学深造的结果。

太湖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网)

江南“水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文化。世间至柔之物莫过于水,但水亦柔中有刚。古代的智者早就辩证地看到这一特点,老子说:“天下之柔者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道德经》)诸葛亮也说:“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强。”(《将苑》)水,貌似柔润无骨,而一旦聚合发力,其能量无比巨大。西湖畔,追思名人遗迹的诗句—“苏家弱柳犹含媚”的后句,便是掷地有声的“岳墓乔松亦抱忠”,其亦秀亦豪的组合令人真切感知到即便是在最温婉秀丽的西子湖畔,照样也有铿锵的发声。

江南并非只有纤细柔弱,江南也自有江南的刚烈。翻开尘封的历史,江南的文化秉性和风骨一向具有“刚”与“柔”的两面,这片诗情画意的山水,血脉中一直流淌着勇武刚烈的基因。远古吴越之国,男儿性情“好剑”“蛮勇”“轻死易发”,在部落争霸和与江河湖海的搏击中,早就铸就了吴地先民轻舟齐发、强悍勇武的闯荡气质。《后汉书·郡国志》曾云:“赵有挟色之客,吴有发剑之节”,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对《后汉书·郡国制》发议论时也说“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可见早期的吴地文化充满着刚勇之气。

江南“水文化”的刚柔相济,除了来自吴越先民的血脉遗传,也得益于北方刚勇文化的融入。在晋室南渡中,名将谢玄率领“北府兵”,恪守于长江天险,拼死掩护难民渡江,抵挡强悍胡人的金戈铁骑,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东晋建都建康后,这支军队又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南下的前秦苻坚大军,为东晋政权赢得了“划江而治”,“车骑将军”勇武之名,传扬天下。南宋时,著名将领韩世忠率部大败金军,而出身于青楼的“护国韩夫人”梁红玉,则亲执桴鼓,与丈夫并肩作战,力阻来势汹汹的金兵于长江南岸,书写了“击鼓战金山”的巾帼传奇。

吴侬软语温软柔雅的苏州,骨子里却有着最刚的风骨。1366年,朱元璋率部将苏州围成了一座孤城。张士诚依托平江城和百姓后援,抵死坚守十个月。在朱元璋一生征战中,这是最坚硬、最铁血的一仗。而作为“吴门才子”的文人们,同样桀骜不驯,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明初著名诗人高启(1336—1374),曾受诏入朝,在南京任翰林院编修,修撰《元史》,但朝廷的黑暗很快让他心灰意冷,他坚辞户部右侍郎之职,隐居青丘,设坛授徒,蔑视权贵,最终惨遭腰斩。临刑,39岁的诗人留下了“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的悲怆之音。250年后的晚明,温柔婉约的苏州人再次演绎了一场群体抗暴壮举。天启六年(1626),权倾天下的宦官魏忠贤残酷镇压倡议“开放言路,改良政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相继被害。三月,东厂特务再往苏州抓捕东林名士周顺昌(周蓼洲),姑苏民众数万人奋起反抗,爆发罕见激烈冲突,两名缇骑被民众打死。事后,在朝廷追查问罪时,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位平民挺身而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慷慨就义。张溥《五人墓碑记》真实记载了“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在朝野上下对权贵摧眉折腰的时代,像苏州人这样的刚烈反抗最直观地展示了江南人的刚勇气节。

植桑养蚕的温软江南,也是古代铸剑高地,最绚丽柔美的丝绸与最尖锐锋利的宝剑,形貌特质迥然相异,极端对立而又奇妙地构成了这种文化的“两极”,亦刚亦柔,刚柔相济,而这正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风格特性。这种看似矛盾却辩证统一的文化气质与风格,让江南人在处理世间万事时表现出灵活应对的机智,婉转而达,臻于完美。

江南“水文化”,如流似水,不仅能够融汇各路文化因子,又能自我扬弃,不断完善,适应时代社会,故而能够历久弥新,常保创造活力。江南“水文化”成功糅合了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善于调节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形成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时代内涵的人文精神、思想理念、生活方式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文化体系,因而从古到今,无论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还是苏南发展模式的创立,抑或是外向型高地探索、产业结构的自觉调整,江南人都能抓住机遇走在潮流最前面。这种水文化,既有灵动诗意、善于变化,又能脚踏实地做事,务实进取;既有高远追求、细腻审美,又不乏大气刚勇;既开放包容、善于吸纳,又能较好保护个体尊严与独立;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操,又不放弃私人生活的享受与雅趣;既注重个体的修为与功名,又具浓郁的桑梓家国情怀,在“利”与“义”的处理上,总能做到兼顾并举;亦如水一般,既有涓涓滴滴的温柔,也有滔天骇浪的汹涌,貌似柔若无骨,实则能量巨大,滴水穿石,移山填海;同时,江南“水文化”既注重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也不放弃精神价值的诉求,既有享受人间烟火气又能超越世俗,既有家国精神也尊重个人发展,因而也最具“大道文化”的特质。

(作者简介: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无锡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全国人文社科系统优秀科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