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千年历史沧桑的古镇河下,由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始,因处邗沟末口之“北辰坊”而渐成街市。后因大运河全线贯通,淮安成了运河沿线一座举足轻重的重镇,加之历代王朝在此设立漕关(漕运官署)、榷关(古代收税之关)、盐关(苏北重要的盐务之集散地),三关之盛,使淮安成为苏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造船中心和军事要塞。而位于淮城之侧、运河之畔的河下,当然也就成了运河沿线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真正使河下繁盛的不仅是得运河之滋润、漕运之雨露,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得益于盐商的进入。盐商是促进河下兴盛的不争传奇。当然,河下后来的衰败,也与盐商的退出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

王昊 摄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佐料。盐与铁一直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历代王朝对盐的管理与经营都十分重视。明清时期,朝廷对盐务实行官督商营法,即在相关地区设立盐务管理机构,如盐引批验所,而经营则由盐商运作。明初,朝廷设两淮(淮南、淮北)盐运司,其分支之一是淮北盐引批验所,其分支之二是淮安盐运分司。当时,淮安盐运分司设在安东(今涟水),淮北盐引批验所设在山阳县(今淮安区)。后因明中叶黄河夺淮,安东受洪水威胁,河岸多次崩塌,于是朝廷将盐运分司移设于淮安山阳。

淮北的产盐地在海州等地,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成为淮北盐引必经之地,于是淮北盐商卜居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致使河下日渐繁盛。“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徽州)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同时,扬州的不少盐商也迁居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由歙县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业鹾者有13家,皆极富豪。汪氏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安徽迁淮经营盐务,徽商曹氏也来到河下,一时商贾云集,以致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五六里,南北袤约三里”的格局,河下极盛时,有22条街、91条巷、13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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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自新安(安徽)来者,程、汪、鲍、曹、朱、戴;山西来者,阎、李、乔、杜、高、梁;云南来者,周、何、秉商家也。”明代最早来淮经营盐务的晋商,名阎居訚,其六世孙即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阎若璩,阎若璩别号潜丘居士,承祖业在淮经营盐业,“居有庐,耕有田,艺有圃”,自谓为淮人,是“继顾炎武之后崇尚实学而开考据之风的第一位经学家”,纪晓岚称其“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历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河下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可见盐商不仅给河下带来了经济之繁荣、街市之繁华,也为河下的文蕴儒风增添了光彩。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河下的市井面貌也大为改观。“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成为水木清华,故多奇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即后来的莲花街,都是盐商所为。徽商程氏,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满浦一条街(即湖嘴大街)。后来,不少盐商通过运盐的空盐船,装载石板,铺设了河下的大街小巷,至今仍有踪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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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的兴盛,又使河下商店鳞次栉比,市场众多,如湖嘴市、姜桥市、罗家桥市、米市、柴市、兰市等,这些应是均得盐商之功。商务鼎盛,还可从河下众多的会馆窥其一斑,清乾嘉以后偶居淮安的客商,建有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湖北公所等,会馆是当地商人在淮联系乡谊的处所,从名称看,可见当年来淮经商的商贾何止晋、徽两地,甚至还有韩国客商来淮经商,并群居新城,后人称之为新罗坊。

盐商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十分讲究吃穿,可谓锦衣玉食,极尽铺张。盐商们与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手下的官吏们互相吃请,欣赏戏剧,是常有的事,也因此培育出不少烹饪大师和美食家,为淮扬菜系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再者,有钱人特别注重养生康健,为治病不惜重金,叫小病大医,无病进补。因此,一些名医也聚集到河下,当时河下诊所药店有30多家,逐渐成为淮医基地,形成山阳医派,一代大医吴鞠通即是河下人。

盐商们炫富,也可从他们接待皇帝南巡中可见一斑。康熙、乾隆数度南巡,必经淮安,于是盐商们极力献媚邀宠,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过淮安,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都是盐商们组织的。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乾隆帝南巡过淮安,盐商们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连十里园亭,以获庄为行宫,开乡宴,花费了300多万纹银。

盐商们的富庶,还可从河下园林建造方面有所体现,据《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河下有公私园亭65个,而其中多半是盐商建的。

当时的河下,可从明弘治年间邱浚的《过山阳诗》中窥见其盛: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

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这里说的西湖嘴即指河下,可见当时的河下堪比扬州。

当然,盐商们腰缠既满,亦思有所寄托。清山阳人黄均宰在《金壶浪墨》中写道:盐商“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曰为‘小扬州’”,附庸风雅,常是富人之寄托,也因富有,便有了子女受教育的充分条件,宿儒名士,也乐于选择其子女授课,故数百年间,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40名贡生,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这一数字,令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等都望尘莫及,而其中许多进士、举人大多为盐商之子,有的是一门四进士。阎若璩、汪廷珍等名士都是盐商之后。

常说“月满则亏”,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更替,始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的纲盐法到了清代渐次损益,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盐价太贵,私盐猖獗,到了道光初年,被淮商垄断的六省250州县的淮盐销售市场丧失殆尽,盐产大于销售,以至大量积压。时两江总督陶澎深知其弊,创行票盐法于淮北,提出不论何省,可由场灶引授盐,即就在产盐地行销,剥夺了盐商们世袭垄断的获利和特权,这一釜底抽薪之举顿使盐商们陷入困境,尽管此举遭盐商们入骨之恨,肆意诋毁,但陶澎坚持推行,甚至把掣盐所迁至距河下三十里的西坝,以至不到十年,河下豪商之家“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河下的兴盛,虽得运河之利、漕运之功,以及作为造船中心的作用,但盐商们的进入,应是河下得以繁盛的不争事实,当然,也因盐商们的退出,以至河下日渐凋零。但盐商在河下书写了数百年繁华画卷,应是河下历史上一段可点可评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