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三十,即朝鲜成宗十九年,时任朝鲜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于闰正月初三率从者自济州渡海返里。途中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经艰险,于同月十七日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上岸获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经宁波、绍兴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回国后,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即《漂海录》,计5万多字。该书对于明朝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崔溥这段不凡的中国旅行经历主要以运河水路达成,他2月13日由杭州启程,3月27日至通州张家湾,历时44天,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位朝鲜人。《漂海录》中大量记录明弘治年间运河沿岸的地理、风光、人情等,保存和丰富了运河文化研究的历史资料。

崔溥2月22日从镇江渡江进入扬州境内,由江淮胜楼下步行,过瓜洲镇,至是礼河(一名镇上河),沿河而行,夜至广陵驿。23日由广陵驿出发,过扬州府城,沿河而东而北,至邵伯递运所宿夜。24日自邵伯递运所沿邵伯湖新塘行船,夜至高邮盂城驿。25日由盂城驿出发,过高邮州,夜泊氾水铺前。26日由氾水铺出发,夜泊淮阴驿。27日抵达淮安。崔溥在扬州运河行程,用时5天,所过扬州运河沿岸驿铺、寺庙墓葬、司所机构、河湖闸坝、城镇楼宇,《漂海录》中都依行程顺序详细记录。

一、《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驿铺

明代有完整的驿递制度,依据不同分工,分为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驿站主要负责政令传达、军情通报、使客接待工作;递运所主要负责官方物资、军需及上供物品运输事务;急递铺主要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任务。驿站的设立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周朝便有烽火台及邮驿传递军事情报,唐时邮驿遍布全国,有陆驿、水驿、水陆驿三种。宋朝驿站规模虽见缩减,仍然发挥了有效的邮传职能。元朝强化了驿站制度,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设置专门的、全国性的官方通信组织—急递铺。《元史·兵志四》:“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急递铺每10里、15里或25里设一处。明朝急递铺基本沿袭元制。此外,明朝还设置了一种专门用于运送军需物资等的通信组织,即递运所,始置于洪武九年(1376)。可以看到,明朝驿传体系相当丰富完善。为方便驿传体系的高效运转,这三个部门一般设于水陆交通要冲。崔溥途经扬州运河驿站5处: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界首驿、安平驿。

广陵驿曾是我国东部地区沿大运河岸上重要的驿站之一,原址在扬州南门外街东侧、大运河西岸,位于今南门遗址南约200米,文峰塔北约1000米处。广陵驿原名扬州驿,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九年令翰林学士考古订正,更改全国驿站俗名230多处,其中便有“扬州驿”更名为“广陵驿”。明嘉靖六年(1527),扬州知府王松重修广陵驿,令其更显气势规模。清代沿袭明制,在原址设亭建馆。不幸的是咸丰年间,战火绵延广陵驿,馆舍倾圮。清末全国大势所趋,驿站裁废,广陵驿以此退出历史舞台。今因广陵驿衍生地名有馆驿前街、馆驿后街等,多少记录了广陵驿曾经的一段辉煌历史。

邵伯一直是南来北往交通的咽喉,设立驿站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扬州运河沿岸驿站,盂城驿、广陵驿及邵伯驿规模设置较大。《嘉靖惟扬志》载:“邵伯驿,在江都县北四十五里邵伯镇官河东岸,站船一十六只,河船一只,站马一十四匹,铺陈(铺盖)七十付,水夫一百七十名,马夫一十四名。”邵伯驿今亦不存,有街名“馆驿前”。

盂城驿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位于今高邮市南门大街馆驿巷13号,于明洪武八年(1375)由知州黄克明开设修建。盂城驿原名秦淮驿,于洪武九年更名。永乐元年(1403),知州王俊重修盂城驿。嘉靖三十六年(1557),盂城驿毁于倭火,几成废墟。隆庆二年(1568),知州赵来亨重建盂城驿,使盂城驿得以重现,同时增设秦邮公馆。明清漕运忙碌,盂城驿虽也经战乱洗礼,但作为沿海南北驿传体系的重要节点,加之紧邻运河,可水马并行,发挥水驿、陆驿的双重便利优势,成为邮传政令、皇帝巡幸和外国使节、朝廷官员往来的必经之处,在递送使客、传递政令、飞报军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中期前后,盂城驿随全国邮驿一起由盛转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85年,盂城驿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993年冬,高邮市政府主持修缮盂城驿,并实施盂城驿修复一期工程,1995年底竣工。1996年盂城驿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高邮市政府又启动了盂城驿扩容改造二期工程,于2015年4月18日竣工。同年12月24日高邮市盂城驿景区正式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高邮孟城驿(刘芹 提供)

界首驿,位于高邮城北30千米外,最早开设于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后于洪武六年(1373)由高邮州知州李某在原驿址扩建。〔雍正〕《高邮州志》“界首驿”条目记载:“在城北六十里。明洪武六年知州李某开设。正厅五间,后厅五间,穿堂三间,库房三间,鼓楼二间,廊房十四间,马房二十间,驿丞宅一所,房十二间。”界首驿扩建后两年,高邮城区南门开设了盂城驿。界首驿便成为联系其南高邮盂城驿与其北宝应安平驿之间的一处重要驿站。明清之际,界首驿作为水陆驿,伴随漕运兴盛,带动促进了运河航线的繁荣。后来因全国驿传体系衰退,界首驿渐次失去昔日光环,淡出邮驿舞台。界首驿遗存如饱经风霜的老人,屹立在界首镇北门大街上。2015年高邮市相关部门启动对界首驿遗存的修缮工作,以期再现“驿马追风”的历史风貌。

安平驿,位于宝应县治北门外街西。洪武元年(1368)由驿丞程子溥建,永乐十三年(1415)重建。有正厅5间,后厅5间,过堂3间,东厢房7间,西厢房7间,库房3间,鼓楼3间,马房3间,水亭1间。站船15只,水夫150名。驿马106匹,马夫16名。足见驿站其时规模。时移世易,终难逃历史车轮,今有驿丞巷之地名,也是对安平驿历史的记忆。

明程春宇《士商类要》中辑录《水驿捷要歌》有述:“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北上南下的水运交通,扬州运河沿岸驿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中期以后,伴随递运所、急递铺废革,驿站承担了所有的驿传任务,其作用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崔溥途经运河沿岸递运所两处:邵伯递运所、界首递运所。据李东阳《大明会典》知,扬州府旧有邵伯、界首、仪征各递运所,俱于万历元年(1573)革除。崔溥行程航线沿扬州古运河必经邵伯、界首2处递运所。他当时所见邵伯递运所在邵伯驿北,傍邵伯湖二三里许处。《嘉靖惟扬志》记录其时位置及规模,“邵伯递运所,在江都县邵伯镇街北,红船五十五只,铺陈六十九付,水防夫四百五十一名。”界首递运所与界首驿东西相对,《嘉靖惟扬志》记载,“在高邮州北界首镇,红船五十八只,铺陈七十一付,水防夫四百九十名。”由邵伯、界首两处递运所的规模,可以想象当年在运递官方物资及军需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递运所始置于洪武年间,至宣德年间,一度繁荣兴盛。可惜,实际运行中,递运所与驿站职能分工常常不能分别清晰,不断出现问题,于是递运所在明中期以后整体呈衰退趋势,其职责功能也由原来的驿站分担,渐渐地或改驿站或并入驿站。

崔溥行经扬州运河沿岸急递铺23处,其中扬州界内9处,邵伯界内3处,高邮界内8处,宝应界内3处。由南至北分别为:七钱铺、花家园铺、鱼井铺、扬子铺、清凉铺、竹西亭铺、淮子河铺、河泊八塔铺、四里铺、马家渡铺、三沟铺、腰铺、露筋铺、玉琴铺、八里铺、前总铺、塘头铺、张家铺、井亭铺、塘湾铺、氾水铺、白马铺、黄浦铺。急递铺主要为急递公文传送而设,其设置有一定的规制:一般在府或县前设总铺,然后分为东、南、西、北、西北等各路,十里一铺,依次传递。以扬州府为例,《嘉靖惟扬志》“铺舍”记载:“国朝江都在城总铺(在府前),清凉铺、扬子桥铺、皁角林铺、花家园铺、瓜洲镇铺(俱县南通镇江府),桐树铺、直口铺、分界铺、宜陵铺、韩家曲铺、横塘铺、斗门铺(俱县东通泰州),冻青铺(县西通仪征),竹西亭铺、湾头铺、淮子河铺、白塔铺、四里铺、马家渡铺、三沟铺、腰铺(俱县北通高邮),甘泉山铺、大仪镇铺(俱县西北通天长)。”江都府下属各县亦依此例,于县前设总铺,再沿东、南、西、北各方位分别设置铺舍。崔溥沿运河北上,以此其所经扬州运河铺递皆为当时江都府及各县南北路上所设铺舍。《漂海录》所记扬州运河沿岸铺递,《嘉靖惟扬志》中皆有记录。十里一铺的铺递,明中期以后,逐渐废弃不用,其驿传任务改由驿站承担。《漂海录》中大量铺递地名的记录,说明急递铺昔日也曾一度有过辉煌。今铺递所在地仍有露筋村、八里村、氾水镇等村镇地名保留。

二、《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寺庙墓葬

崔溥扬州运河沿岸所历寺庙墓葬有祈求雨泽祠、夏国公神道庙、观音堂、怀远将军兰公之茔、晏公庙、北来寺、湾头关帝庙、邵伯宝公寺、露筋烈女祠、高邮湖七公庙、樊将军庙。

祈求雨泽祠,顾名思义,为当地百姓祈雨祠堂,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夏国公神道庙,当系祭祀夏国公顾成所立。据《嘉靖惟扬志》知,国朝夏国公墓位于江都县东南官河上。顾成,明朝江都(今扬州)人,曾追随朱元璋征战南北,功勋卓著,永乐十二年(1414)病逝,追封夏国公。里邑之人尊崇夏国公之威名,为其立庙祷福。湾头关帝庙,系供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之庙。民间尊关羽为关公,作为道德忠义表率,深受百姓爱戴,以此成为民间精神寄托。樊将军庙,系供奉楚汉战争中的樊哙将军。樊哙忠诚英勇,百姓敬仰,为其立庙以求福泽庇荫。怀远将军兰公之茔,为怀远将军墓冢,此人可能系扬州人,因史料有限,未能确定何人。

观音堂,系供奉佛教观音菩萨的庙堂。观音,亦称观世音,唐代因避太宗皇帝李世民名讳,略出“世”字。观音菩萨在中国百姓心中有很高的位置,只因芸芸众生受苦受难,念诵其名,菩萨便会“观”到声音,前来搭救。观音堂以此成为民间宗教信仰之所,元明时期各地皆建有观音堂。北来寺,为佛教寺庙。邵伯宝公寺,系供奉沙门宝公和尚之寺。佛教源自印度,汉代传入中国。经年累月,寺庙遍布各处,如来、观音形象深入人心。

晏公庙,系供奉晏公的庙堂。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常显灵于江湖河海。据传朱元璋与张士诚激战遇险,后乘船得脱,全赖晏公显灵护佑。朱元璋南京建都后,多有耳闻晏公显灵助人事迹。于是诏封晏公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令天下建庙祀之。晏公因此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晏公庙在东南沿海及江湖河泊地区,随处可见。露筋烈女祠,本为祭祀露筋节妇而设,因露筋烈女多显灵异,运河来往船民上岸祭拜香火旺盛,露筋烈女渐渐演变成为运河女神。高邮湖中七公庙,为供奉高邮湖上渔民保护神耿七公而设。明朝扬州运河漕运兴盛,祈保水运平安是漕运官兵、船工及来往于运河的商旅自然的心理需要,晏公庙、露筋烈女祠、七公庙的出现适应并满足了运河水运奔波人员的心理期待。晏公、露筋烈女、耿七公,是否实有其人,已不重要。

今运河沿岸这些寺庙墓葬多所不存,偶有重修、翻修,如湾头关帝庙、露筋烈女祠,亦终难现昔日模样。幸赖《漂海录》,扬州运河沿岸往日的香火兴旺景象让人得以窥见。

三、《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司所机构

崔溥行经扬州运河沿岸司所机构有收钞厅、扬子湾巡检司、税课局、邵伯巡检司、高邮巡检司、氾水巡检司,笔者还附带提及扬州卫、两淮运盐司。

收钞厅,根据《漂海录》所记,其南为竹西亭铺,北为扬子湾巡检司。明朝宝钞不行、商货不税,朝廷于是在各津路要塞设置关卡,以征收商税。各卡口所设机构名为“钞关”,即政府征收关税的税收衙门。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重要交通要塞,在城南门设有钞关。崔溥所经收钞厅位置在扬州城东北方向,可能为扬州钞关的分支机构,负责卡口附近来往船只的税收工作。

巡检司,是县治以下一级的基层组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大多数州县皆设有巡检司,有的州县还不止一处。明朝巡检司一般设于关津要道之地,由当地州、县管辖。巡检司设立初衷,《明太祖实录》卷130记载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巡检司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配有地方性武装力量,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明朝扬州运河沿岸设有4处巡检司:扬子湾巡检司、邵伯巡检司、高邮巡检司、氾水巡检司。弘治之后,各地巡检司大量裁革。崔溥幸得其时,可窥得一二。

税课局,是明朝置于地方各县的税务部门,主要负责县域内商业税及财产税的征收工作。扬州府各县如仪征、高邮、宝应、泰州、兴化等皆有税课局,扬州府则置税课司,如南门内税课司、瓜洲税课司。崔溥所经税课局位置在扬州城东北,近于邵伯。

扬州卫,是明朝驻扬州军事机构。明朝设有都司卫所军事机构制度,这些机构除了军事职能外,同时兼有行政职能。两淮运盐司,全称作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洪武年间,朝廷在两京十三省产盐地设有都转运盐使司衙门,其中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于扬州,只因扬州傍河近海地利之便。

这些司所机构多因运河地利而生而兴,今日虽已不存。跟随崔溥脚步,仍可大略探得昔年运河沿岸之热闹画面。

四、《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河湖闸坝

扬州境内水网密布,运河水系与扬州府县内河道多所沟通,运河以西区域分布有大小湖泊湿地若干。崔溥所经扬州运河沿岸河水湖塘有是礼河(一名镇上河)、衿城泽、邵伯湖、邵伯湖新塘、高邮湖、西河塘、界首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里泾河。

是礼河、衿城泽为瓜洲镇内河湖,今具体情况不详。

邵伯湖、邵伯湖新塘在邵伯镇域内,高邮湖、西河塘、界首湖在高邮县域内,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在宝应县域内。扬州运河西域众多湖泊,皆由古澙湖演变而来。古潟湖原为滨海浅滩洼地,长年因海滩淤涨延伸,泥沙淤积,还有后来黄河夺淮、黄水引泄影响,在运河西岸广大地区逐渐缩小分化为若干小湖荡。明代黄淮并流,淮河入海水道淤塞,泥沙沉积,运西小湖荡渐渐勾连。扬州运西由南向北以此而形成几大湖泊:邵伯湖、高邮湖、界首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湖泊旁边又多河道渠塘,如邵伯湖新塘、西河塘。崔溥对此二塘作了适当描写,邵伯湖新塘石筑,长30余里。西河塘在高邮湖边,木栅长70余里。

里泾河,即宋泾河,为宝应城内的一段运河河道。宋初太平兴国八年(983)黄河夺淮,宝应大淹,境内运河变成了一连串的湖泊,从北向南依次为白马湖、清水湖(宝应湖)、氾光湖、新开湖、界首湖,以湖运代替了漕运。据《文献通考》载,宋元年间河道由南而北,南从高邮樊良湖入宝应境界首湖、新开湖、氾光湖、清水湖(宝应湖),穿城入宋泾河,向北过广惠、嘉定(原孝仙桥,嘉定年间更名嘉定桥)二桥,出北门外通白马湖。明初运河改道城西,宋泾河变为城市河,不再承担沟通南北运河交通职责。即明初由白马湖入清水、氾光诸湖,不复穿城经宋泾河。宋泾河河水改由南从跃龙关、北从北门外水闸注入,汇合至鱼市口折弯而东,出利涉关直奔望直港。

崔溥所经运河沿岸坝闸记录有2处:一为黄巾坝,一为邵伯上下闸。黄巾坝,原为拦水截流、巩固堤防建筑,位于扬州城东北区域。今作黄金坝,指称当年堤坝附近片域。黄巾坝之由来,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以蓄内河之水,土恶不能堤,故以薪代坝”。该段市河水域土质松散,系上流沉沙泥流堆积而成,用以筑堤坝,易坍塌流失,因筑坝时在土内增“薪”以为筋骨加固。“薪”是一种被称为“江芦”的芦苇秆,质地坚硬似竹,色泽金黄。修成的堤坝称之为“黄巾坝”,意为似黄巾覆盖而成的堤坝;或“黄筋坝”,取义金黄筋骨之堤坝,后谐音而成“黄金坝”。《嘉靖惟扬志》谓“黄巾坝久废”。《漂海录》时或还存在,或即指黄巾坝片域,书未详述,不得而知。邵伯上下闸建成于洪武元年(1368),洪武七年(1374)建邵伯小坝,永乐十四年(1416)修邵伯上下二闸,此闸在运河航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运河沿线坝闸分布众多,《漂海录》作为行记,自不可能全面书写沿线各类建筑设施。

坝闸以外,运河沿岸桥梁自然较多,崔溥笔下仅录扬子桥,特别交代其时桥已废,只有阁悬标,另有桥仓。扬子桥原为扬州长江北岸津渡,由隋炀帝所设,名为扬子津,附近因津渡繁荣形成集镇扬子镇。后因江水泥沙不断冲积致使江岸不断南迁,扬子津与瓜洲相连,于是扬子津废。扬子镇又称扬子桥,今作扬子津。据《漂海录》载,扬子桥片域确曾有过桥,现已废弃。

明清两朝,朝廷国用仰赖漕运。京杭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命脉,其对朝廷的意义自非一般。而黄河夺淮以来,一方面运河河堤面临决堤威胁,另一方面运河河道常见泥沙淤塞,严重影响漕运交通。朝廷治理水患一方面通过修筑堤坝闸洞,以调节运河水位避免决堤;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浅铺机构,安排专门人员捞沙疏浅。明清之际京杭运河沿岸出现了挖浅的组织机构及驻地名称,主要职责是负责其责任河段淤浅的疏通,以保持运河河道通畅与安全。崔溥扬州运河沿岸记录2处浅铺:第五浅铺、子婴浅。第五浅铺具体情况不详。子婴浅为扬州运河宝应段浅铺,在宝应县城南60里。明《嘉靖惟扬志》、〔万历〕《宝应县志》记载,其时宝应境内运河段共设九浅,由南向北,依次为:子婴浅、氾水浅、瓦淀(甸)浅、槐楼浅、白田浅、潭湾浅、七里沟浅、白马浅、黄浦浅。每浅设施配有正房3间、火房3间、井泉1座、牌楼1座、什物21件。关于人员配置,据《漕河志》载,宝应县境内9个浅铺,设有浅官,每铺设老人1名、塘长1名,共同负责管理浅铺事务。至于浅夫,各浅安排人数不等,但全县定额编制,共443名。康熙年间,浅铺制度逐渐显露出诸多弊病,比如浅夫征发过程中的各种弄虚作假虚报吃空饷等腐败现象、运河经常多处发生险情、保运任务紧迫浅铺不适应运河治理需求等。后逐步撤销浅铺机构。

五、《漂海录》中的明代扬州运河沿岸城镇楼宇

崔溥扬州运河沿岸所历城镇楼宇有瓜洲镇、扬州府、邵伯镇、高邮州、宝应县、槐角楼、平河桥。可惜行程原因,未能细细浏览沿岸城镇风光。少数城镇相关情况书写,或为学习了解所得,或为亲历所见。

瓜洲镇内江淮胜楼,崔溥见其“当道峥嵘”。此楼建于明正统年间,今已不存,昔年如何峥嵘亦不得而知。

扬州府地以众多文人墨客寄情笔墨、王孙贵胄缱绻缠绵、士子商旅流连驻足而名闻天下。《漂海录》中介绍道:“府即旧隋江都之地,江左大镇,十里珠帘、二十四桥、三十六陂之景为诸郡最,所谓‘春风荡城郭,满耳沸笙歌’之地。”可惜崔溥多有遗憾,不能稍作逗留,以寻先人才子墨客之迹。府城所见者,唯镇淮楼,即扬州府城南门,计有3层,仅此而已。

关于高邮州,在《漂海录》中记到:“州即古邗州。邗沟一名寒江,回抱南北水路之要冲。州城枕大湖,湖即高邮湖也。江湖之胜,人物之繁,亦江北一泽国。盖夏禹时,江淮未通,故《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至吴王夫差始开邗沟,隋人广之,舟楫始通焉。”崔溥在对高邮州城的地理进行记述之后,感叹高邮江湖水域之广,称之为“泽国”,又对邗沟运河的开挖历史作了简略说明。

崔溥扬州运河沿岸其他所经之地还有如瓜洲境内攀桂门、南京砖厂,扬州城凤凰桥墩,邵伯迎恩门,宝应某镇店,《漂海录》未作详说,今亦多不存。

通过对崔溥5天的扬州运河行程进行梳理,发现其在《漂海录》中对扬州运河沿岸地情的描写比较全面细致。根据相关史料对照,记录的各类地名真实可信,这对于一位行程匆匆的外国人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且有些地名不见于其他史料,更见《漂海录》之价值意义。

*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刘芹,文学博士,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