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运河实际上有两种存在形态,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条大运河。一条是在中国大地上流淌着的大运河,另一条是在中国古诗词中流淌的大运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大运河是中国大地的地理奇观,也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他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赫兆丰从历代诗词总集和别集中精选了227位诗人吟咏大运河的古诗词三百首,编纂成《大运河古诗词三百首》,很受大众欢迎。

“大运河是一条时间之河、空间之河、意象之河、历史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面对这条历史长河,诗人们是观察者,也是感受者,是评说者,也是记录者。”程章灿说。

从时间上看,大运河所涉及的时间,既有突出的漫长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就漫长性来说,一直可以上溯到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春秋时代。就阶段性来说,大运河的历史主要分为3期:雏形草创的春秋时期,规模初见的隋代时期,体系成型的元朝时期。其中,隋代无疑是最有历史意味、最值得关注的时段。

隋炀帝通过运河在赴扬州途中写下《早渡淮》“平淮既淼淼,晓雾复霏霏”,《泛龙舟》“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描绘了乘龙舟南下经过淮河和江都的场景,也可看出他心中的志得意满。后人对于隋炀帝的评价毁誉参半,唐代李商隐的《隋宫》“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讽咏了隋炀帝的刚愎自用、骄奢淫逸。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汴河怀古二首·其二》中,“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则肯定了开凿大运河对于沟通南北的积极意义,认为隋炀帝若非贪图享乐,当可与治水的大禹争功。

空间上看,大运河从南到北,沿线串联了很多古都名城、名山大川,沟通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区域。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分布在大运河沿线的淮安、扬州、高邮、镇江、苏州等名城的兴衰,与大运河都有密切的关系。

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城市景象,催生了很多优秀的运河诗篇,比如唐代扬州籍诗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又如唐代权德舆的《广陵诗》。“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从四通八达的道路到金碧辉煌的高楼,从应接不暇的景物到光鲜亮丽的人物,作者仿佛手持着摄像镜头,将扬州这座城市因运河而繁华的画面一帧帧仔细摄取。也难怪唐代诗人张祜由衷地赞叹,“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大运河流淌着无数的意象,有的宏大,有的具体,但都充满了自然或者人文历史内涵。

唐代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是其中的代表。“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汴水、泗水,成为绵延不绝长相思的意象。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乌啼、钟声诉诸听觉,霜月、江枫、渔火诉诸视觉,这些富含情韵的美妙意象,只有与大运河的背景结合起来,只有在充满动感的夜行船中,才会显得格外美妙。清代姚鼐的诗《德州浮桥》,“运河绕齐鲁,势若张大弓。隈中抱泰岳,两箫垂向东。”把流经齐鲁大地的大运河比喻为一张大弓,形象生动,新奇贴切。

“经过诗歌的开掘,这些意象由文学意象深化成文化意象,成为运河沿线风景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赫兆丰说。

而那些发生在大运河之上的史事,也透过诗人之眼,被记录了下来,成为一种有着特殊视角、特殊价值的历史文献。

南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随其舅汪大猷出使金朝,运河是宋金使节来往的必经之路。楼钥沿途作的《泗州道中》描绘了诗人进入金国领土后的见闻,中原故土的荒凉以及遗民对北宋的追思,使诗人哀痛不已。尾联“中原陆沉久,任责岂无人”,将笔锋直指在朝的衮衮诸公,悲愤之思跃然纸上。

诗人们行走大运河,我们自然也可从他们的诗中看到其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包括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文化精神。

唐代许浑《京口津亭送张崔二侍御》是一首在运河渡口送别友人的诗,“爱树满西津,津亭堕泪频。素车应度洛,珠履更归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岭春。伤离与怀旧,明日白头人。”诗中歌颂了张、崔二侍御的政绩,表达了百姓对两人的爱戴。

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五月十二日,诗人龚自珍行抵淮安清江浦,看到运河北上的粮船,听到纤夫沉重的号子,想到自己也吃过这些漕米,不禁触景生情写下《己亥杂诗·其八十三》:“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艰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诗歌中的大运河是地上大运河的映现,两条大运河相互交叉缠绕、交相辉映,在日夜不同的流淌中,积淀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程章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