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柏庐《治家格言》是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短篇家训,一经传世,就开始在徽州传播,得到徽州人的极大喜爱。下至稚童幼儿,上至名人学者,或呀呀吟诵,或书写自勉。在日常生活中,凡学塾蒙馆、居家摆设、工艺装饰上都有其影迹。本文主要就朱柏庐《治家格言》在徽州的传播背景、传播方式和途径及其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略加分析。

一、《治家格言》在徽州的传播背景

朱柏庐是明末清初昆山人,理学家、教育家,所作《毋欺录》以程朱理学针砭世风、律己劝人,对理学道统、伦理教化有着很深的认识。他写的《治家格言》更是以通俗简明,内涵丰富而家喻户晓,名满天下。

徽州古称新安,作为程朱理学故里,是两程和朱熹的祖居地,徽州人读程朱之书,秉程朱之教,以邹鲁之风自恃;加上徽商不惜投入巨资建书院、兴义学,因此,程朱理学在徽州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非其他地方可比。

朱柏庐对徽州非常景仰,称“新安之称旧族者,必以程为首,然北宋两程之德泽尤远矣。”在《代寿程君植甫六十》一文中更是赞叹:“闻君所居在歙之南,山川奇秀,地灵所钟。昌黎有云:中妙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则必有魁伟奇特之人生其间。”徽州朱伯章侨寓昆山,70岁时,朱柏庐为他写了一篇《寿伯章朱翁七十》的寿文,称朱伯章为“新安晦庵朱子之后”,之所以能够享古稀之寿,是因为得到了朱熹的福祐:“晦庵先生膺斯道之大统,树百代之名教,发挥古今圣贤之奥义,其于天地名物虫鱼草木鸟兽之故,靡不纤悉究贯,使学者朗然。挟日月而行,其德也尚矣。子孙之登贵显著闻望,而利其福泽者,不绝于代也。”歙县王炜,字不庵,从小随父学习理学,对《易》很有研究,著有《易赘》。王炜是明代遗民,入清后隐逸不出,持节甚严,交友谨慎,但与朱柏庐意趣相投。朱柏庐说:“予往者得交王不庵先生,窃以为其人殆不多见……习与之处,而莫能窥其蕴藏也:与人甚近,又未尝不与人甚远。则予向所慨想为可望不可即、可亲不可见者,先生之谓欤?”可见其对王炜的推崇。程朱理学注重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把修身放在第一位,朱熹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7《大学章句》)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只有提高自身的素质,才有可能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都是空话。秉承朱子之义,作为塾师和理学家的朱柏庐非常注重素质教育,曾说:“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从其上而讨求精彩,于以进道不难。”他亲身践行,写下劝世文《敦孝悌》《尚勤俭》《读书》《积德》及相关道德文章,而《治家格言》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

清咸丰年间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楷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歙县博物馆藏)

徽州是宋以后儒家文化在民间基层社会最为集中体现的地区,也是儒家思想在民间得以践行的典范。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州宗族社会的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规约,其中关于修身齐家的条规同朱柏庐《治家格言》如出一辙。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修于明万历年间,刊刻于清雍正年间,与朱柏庐《治家格言》的撰写与传播时间差不多。《潭渡孝里黄氏族谱》中的《家训》一卷有1.7万字,对族人的各项规定写得非常具体,结合家族特点,将修身的规定具体化,教育族人如何做人、做事,各项规定要求明确,可操作、能监督。这些族规家训在规范族人行为,培养族人操守,树立族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观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家训内容同《治家格言》有很多相似地方,比如朱柏庐《治家格言》谈到人不应该贪图美色而堕志时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潭渡孝里黄氏族谱》记:“风化肇自闺门,各堂子姓当以四德三从之道训其妇,使之安详恭敬,俭约操持,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娣姒以和,抚子女以慈。内职宜勤,女红勿怠。服饰勿事华靡,饮食莫思饕餮。”在要求人们不生嫉妒之心,心存善念时,《治家格言》记述为:“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潭渡孝里黄氏族谱》相同意思的句子是:“苟习为不善,或凌人以逞己,或利己而损人,是皆吾祖宗之所深恶而痛绝之者,顾可以积之也耶?如孝亲而敬长,和宗而睦邻,凡济物利人之事,无一非善也,无一不当积者也。反是,则皆不善也,顾可以积之也耶?虽然知善之当积矣,倘阳冒忠厚勤慎之名,而阴蹈刻薄怠肆之实,则积善犹之积不善也。”朱柏庐是理学家、教育家,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提倡伦理道德,注重修身齐家、亲身践行,无论是朱柏庐《治家格言》,还是徽州族规家训,内容方面相差不大。可是徽州的族规家训虽然具体,但篇幅浩繁,不利于记忆和传播。朱柏庐《治家格言》作为道德教育启蒙教材,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简明,对仗工整,读来朗朗上口,更易于让人记住。《治家格言》以修身、齐家的内涵,与儒风独茂的徽州社会土壤相适应,这就使得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在徽州的传播具有更大的空间。

二、《治家格言》在徽州的传播方式与途径

朱柏庐《治家格言》开始在社会上传播约在康熙末年,由于用的是《朱子家训》这个名称,大家都以为是朱熹所作。云南景东人程含章,字月川,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官至福建布政使。《楹联丛话》记载:“程月川中丞含章每莅一任,必以自书文字,墨拓一联,悬挂厅事。盖‘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十二字,款云:‘敬书朱紫阳夫子家训语’”。其实这二句是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句子。直到乾隆、嘉庆年间,翁方纲指出:“朱子家训于日用事为颇极切要,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庐名用纯所作,世乃讹传为朱文公家训,竟不知柏庐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35《跋新城陈氏家训卷》)此后,朱柏庐的大名才逐渐被人所知。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写成以后不久,就开始在徽州流传。安徽省图书馆藏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徽州典商手写的一册商业书籍《珠谱》,该书分为“辨认首饰诀”“绸缎纱罗”和“皮货”三部分,附录有“王文肃公本箴”和“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序言作者自题“海阳毓和主人”,“海阳”指的就是休宁县。这里“海阳毓和主人”将《朱子家训》明确记为“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说明乾隆二十七年以前,朱柏庐《治家格言》已经在徽州广为流传。否则一个普通商人,也不会将其抄录在随身携带的商书上,作为箴言自警。人们也知道《朱子家训》的作者是朱柏庐,并且在标题上注明“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后来在徽州流传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大部分以“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作为标题,可见朱柏庐《治家格言》在徽州的传播,其称谓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朱柏庐《治家格言》在徽州流传,得益于文人学者的大力推介。他们将朱柏庐《治家格言》写成书法作品,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歙县金榜,乾隆三十七年(1772)状元,翰林院修撰。他读书广博,思想深邃,被誉为“通儒”。尤精于《礼》《易》二经,被时人赞称为“江南魁俊”。金榜对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极为欣赏,曾楷书精写《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立轴悬挂于中堂自勉。

歙县博物馆藏有一副王茂荫楷书写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126.8×64.4cm)中堂立轴。王茂荫,歙县杞梓里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在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期间,提出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钞票的观点,被吴晗誉为“清代货币改革家”。王茂荫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但这件事被马克思所得悉,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专门提到这件事,成为《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为官一生,廉洁奉公,崇尚俭朴。对儿孙辈管教甚严,曾告诫儿孙:“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王茂荫书写《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书法中堂,既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家人的鞭策。

学塾和蒙馆是学习和传播《治家格言》的重要场所。清代直到民国时期,《治家格言》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传统读物一样,是学童入学后必须学习的内容。绩溪县龙川村的胡宗宪(号梅林)尚书府内有一所梅林学堂,是尚书府后人设立的家塾,以胡宗宪之号冠名。梅林学堂中堂就悬挂有朱柏庐《治家格言》,作为教育子弟的座右铭。

很多宗族在编修族谱时更是将《治家格言》警句收入,作为家训的一部分。民国八年(1929)绩溪《鱼川耿氏宗谱》卷五《祖训·教家》中,有三处收录朱柏庐的格言警句。一处是收录朱柏庐《敦孝悌》中的一段话:“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司马温公兄伯康,年将八十,公奉如严父,保如婴儿。”第二处在《祖训·崇俭》中收录朱柏庐《尚勤俭》中的一段话:“俭之为道,第一要平心忍气。一朝之忿,不自度量,与人口角斗力,构讼经官……人皆以薄于自奉为不爱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养生也。第三处在《祖训·息讼》中收录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一句话:“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徽州民居悬挂书画中堂、刻挂楹联和木雕装饰,形成徽州民居摆设风格,与人朝夕相伴。书画中堂、楹联和木雕装饰除了视觉审美愉悦以外,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儒家文化教化的一种符号。前述金榜、王茂荫所书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便是徽州民居悬挂在堂前的书法立轴。楹联上的文字,很多也是出自《治家格言》。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等。婺源县篁岭村五桂堂建于清道光年间,天井下两边的隔厢木板上雕刻题名的《朱子家训》,就是《治家格言》。

清代流行瓷板装饰艺术,特别是康熙末年粉彩装饰工艺的出现,赋予了瓷板画极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瓷板成为瓷艺与书法画艺结合的宠儿。民国初,黟县人郭德广以隶书录写《治家格言》,烧制成瓷板作为装饰,摆设在书房、客厅,既可供艺术欣赏,又具有教育作用。天津市文物公司艺林阁收藏的郭德广墨彩《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瓷板,长37.5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落款为“皖黟后学郭德广敬书”。

徽墨是徽州的工艺品特产,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艺术于一体。徽墨是书写的主要工具,从儿童开蒙开始,只要提笔就离不开墨。墨品装饰,朱柏庐《治家格言》同样不缺场。友人藏徽墨一笏,长17厘米,阔4厘米,厚1.7厘米,重164克,正面楷书《朱子家训》阴识填金,下钤《朱氏柏庐》篆书阳文印,空处填金。背面朱柏庐《治家格言》楷书阳识,全文506字,密集凸现在68平方厘米的平面上,虽微若芥粒,却清晰可读。一侧“徽州曹素功造”,一侧“光绪丁酉(1897)仲春”,顶端“清烟”二字,俱楷书阳识。

另外,徽州文人还将《治家格言》加以发挥,创作成文学作品,扩大《治家格言》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如清道光五年(1825)拔贡生,婺源玉墀人齐学培,生平潜心经史,旁及诸子百家,著有《朱子治家格言诗贴》,可惜并没有流传下来。

三、《治家格言》对社会治理的作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家格言》在勤俭持家、和睦友善、读书明理、正直爱国等方面践行这一价值观,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治理起到很大作用,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行也很有价值。

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易传》上就记载“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李商隐更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名句。朱柏庐继承了先人的这一思想并有所发挥,文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深刻隽永、通俗易记,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句,被徽州人制作成楹联悬挂在厅堂,时时自警。而“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等,也给人以教益。在徽州社会治理中,克勤克俭成为民风导向,不仅在各种族规家训中有勤俭持家的条款,就是在一些民谚俗语中也有勤俭持家的名句。从小就经常听老一辈念叨:“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其实就是劝诫后辈要注意节俭。

和睦友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人以善为本”(《孟子·告子上》)。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对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治家格言》从家庭关系入手,提到“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并提出处理家庭关系的一些原则,如“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等等,反映了一种重亲情、轻钱财和严己宽人、与人为善的思想。在和睦友善观念的熏陶下,整个徽州社会充满了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儒雅之风。曾经手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王茂荫,虽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对亲友却是极其慷慨。淳安王子香是他的启蒙老师,后家贫零落,每到年终必邮金资助。对同僚中的孤苦者,亦按时资助。亲友借贷,竭力帮忙。家乡葺祠宇、通道路、修堤、造桥诸事,无不量力资助。和睦友善可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也可以测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和谐中国,和睦友善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德规范。

读书明理。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读书是为了更好的“治国”,“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目标。朱柏庐却认为读书固然重要,“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但“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就把读书明理看得比做官更重要。徽州的读书风气一直很浓,民众认识到读书所带来的意义,有关读书的民谚在民间广泛流传,如“一人不读书,等于一只猪;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窠猪”。徽州人把读书与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思想被塾师细化在自己教学实践中,塾师自编蒙学教材,将儒家的道德观念灌输给学童。一些学者家长也自编教材,教育子弟。如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为了教育胡适,专门编写了《学为人诗》,共320字。其中对如何交朋友,是这样写的:“朋友之交,惟道有义。劝善规过,不相党比。直谅多闻,藉资砥砺。以辅吾仁,以益吾智。”在父亲家训的教诲下,胡适的人缘极好,在现代文化名人圈里,很多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豪,胡适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论有没有向他求助,只要他知道了,尽量施以援手,所以大家都愿意同胡适交朋友。在选择职业上,徽州社会风气不以经商为耻,认为“贾何负于儒”,同朱柏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的理念相似。

正直爱国。正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爱国是维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正直爱国也是《治家格言》的重要内容之一。诸如“居身务期质朴”“勿贪意外之财”“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施惠无念,受恩莫忘”讲得就是为人要正直。同样,徽州家训在这方面也有具体规定。王茂荫为家乡“承庆祠”撰写过一副楹联:“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其中上联就是对做人要正直的要求。《治家格言》中“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体现的是爱国精神。“国课早完”是守法,是公民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徽州遗存100多万件古代文书,其中大量的黄册、归户清册、账单账本、土地契等征税依据,就是最好的证明,昭示着徽州人对国课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为官心存君国”,是儒家爱国精神的体现。在徽州家训中也有相关要求,民国绩溪《润洲许氏宗族》就载有:“我祖宗忠烈报国,勤俭传家,最忌漂流游荡。”因此,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文化基因。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治家格言》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学习《治家格言》可以弘扬社会公德,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坚定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维护家庭美德,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培养个人品德,做到为人正直、对人友善、诚实守信、待人宽容、自立自强。朱柏庐《治家格言》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范例,值得弘扬。

当然,作为旧时文人写的作品,《治家格言》中也有一些内容落后于时代。如“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就与当今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注意剔除其糟粕。

(作者简介:翟屯建,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原馆长,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黄山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