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盐生产历史悠久,其中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黄海沿岸、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的两淮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海盐生产最发达地区之一。淮河以北的为淮北盐场,淮河以南的为淮南盐场,所产海盐称为淮盐,以“色白、粒大、干”著称,销售范围遍及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大部以及河南部分地区等。从“东楚有海盐之饶”到“两淮盐、天下咸”,千百年来两淮盐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起步与成长:淮盐登上历史舞台

两淮地区海盐生产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当时位于江淮地区的吴王阖闾、夫差父子,效法齐国海盐生产,鼓励沿海居民煮制海盐。吴国因煮盐国富,盛极一时。为运输北上争霸的军队和供给粮饷,夫差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使扬州、淮安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奠定了两淮盐运的交通优势。在今连云港市赣榆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战国时期修建的盐仓城遗址,在赣榆青口盐场发现了古代煮盐遗迹,是为发源于齐鲁的煮盐技术递次向江淮传播的实物佐证。

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建都广陵(今扬州),拥有东阳、鄣、会稽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在封国内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招致天下亡命者……煮海水为盐”。为打通淮盐运销通道,开挖了沟通两淮盐场的运盐河,将所煮海盐经海陵(今泰州)运至广陵(今扬州)分销,时称吴王邗沟(老通扬运河的前身)。刘濞在此经营四十余年,吴国因“海盐之饶”而富甲东南。

自此以后,两淮盐业受到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这一时期,随着盐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两淮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以盐为业的城镇。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古射阳县东靠黄海的一部分因遍地是煮盐亭场和运盐的盐河,始设盐渎县(今盐城)。赣榆是江苏沿海最早建立的县之一,在赣榆盐场到灌东盐场一带发现大量“四铢半两”铜钱,是汉初吴楚铜盐之利的实物佐证。连云港海州地区还发现了秦汉时期的“琅琊盐佐”官印,是最早的淮盐官印。

汉代的制盐技术已有改进,出现了盐田生产法,在滨海地带营造盐田,利用盐田制卤,放在铁锅里煎煮。汉武帝时,“募民煮盐,官与牢盆”。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淮地区盐业生产活跃,从盐城到泰州的沿海地区,盐亭密集分布。阮升之《南兖州记》载曰:“上有南兖州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盐城已成为淮南盐业生产的中心,此时淮北盐业发展规模远不如淮南。

二、发展与壮大:“吴盐如花皎白雪”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修治了南北大运河,两淮地区的淮安、扬州成为水运枢纽所在地,淮盐可转运直达都城洛阳。唐代海盐生产技术进步,产量开始超过池盐,以江南道的“两浙盐”以及河南道的“两淮盐”最负盛名。为疏通淮北盐运,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从泗州涟水县向北开凿了一条通达海州的漕河,这就是北起海州、南达涟水入淮,后又西通淮阴的淮北盐河的前身。

隋代至唐中期以前,不实行食盐专卖,也不推行盐税。安史之乱以后,政府财政困难,先后担任盐铁使的第五琦、刘晏,取法汉武帝食盐专营制度,恢复国家对盐业的统管,行“榷盐法”。随着政府对食盐产销运营的全面控制,形成了严格的食盐管理体制,盐利成为国家税收的大宗。唐代宗时,刘晏在涟水设海口场,开始建立专场产盐。唐代还创设亭户和盐商专业户籍,亭户由盐亭管理,不承担杂泛差役,专职产盐,交场监统购;商人专职销盐,缴纳包括课税在内的盐价后,从场监领取食盐,自由运销。全国设置十监四场、十三巡院,其中两淮地区有扬州海陵监、楚州盐城监、泗州涟水场,场监主管收盐售商,巡院主管查缉私盐。

唐永泰元年(765),山西池盐由于盐区频遭暴雨,颗粒无收,长安市场盐价飞涨,人心惶惶,朝廷降旨急调三万斛淮盐运至关中接济。大历年间(766—779),淮南节度判官李承筑捍海堰抵挡海潮,北起盐城,南抵海陵,堤防屏障为盐灶安全提供了保障。唐代制盐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淋卤煎盐法,东南沿海地区产盐数量多,“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仅海陵县盐监就“岁煮盐六十万石”。而且质量好,所产的“吴盐”享有盛誉,李白诗中有“吴盐如花皎白雪”的描写。扬州因淮盐集散而成为超越益州(今成都)、富甲全国的大城市。当时的食盐运输采取船队集群模式,编立字号,成批运送,名曰“纲运”。唐文宗时(826—840),西渡来华的日本国遣唐使团所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辑录了沿途所见运输淮盐船队的盛大场面,“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五代时升海陵县为泰州,以辖其监,淮东盐业均归管辖。南通南部“上多流人,煮盐为业”。20世纪70年代出土《姚徐夫人墓志》有“司煮海积盐,鹾峙山岳”“东海都场官”“永兴场运盐河”字样,说明南通盐业初具规模。当时还划分了海盐与池盐行销的地界,规定汴、滑、唐、蔡四州以东皆食海盐。

古代摊灰淋卤图(源自《江苏省志·盐业志》)

宋元时期,两淮盐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范公堤的兴修有力地抵御了海潮侵袭,保障了盐业生产的环境。宋代产盐机构有三:大者为监,中者为场,小者为务。监辖场,场辖务。北宋两淮地区设泰州海陵监、楚州盐城监、通州利丰监,领辖25场。其中通州丰利监,辖盐场7座;泰州海陵监,辖盐场8座;楚州盐城监,辖盐场7座;海州设2场,涟水设海口1场。此时南通南部地区涨并大陆,生成北海湾,沿湾亭场密布。北方抗辽御夏,始行折中法,继行盐引法,以盐利接济边饷。“引”既是纳课支盐凭据,又是运销盐斤执照,盐丁产盐年有定额。亭户产正盐,交官收;锅户产浮盐,售商贩。淮盐以淮南、江南、荆湖、两浙、京东5路49个府、州、军为销区。

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在海盐生产方面,当时取卤、制卤技术取得很大进步,东南沿海已出现海水晒盐的尝试。天圣年间(1023—1032)海盐产量还比较少,“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7]。到北宋元丰(1078—1085)时年产销156.2万石(每石50斤),南宋绍兴时(1131—1162)年产销268.4万石。绍兴末年,海陵监年售盐30万席。

元代,随着新滩的不断淤现,淮北盐区先后扩建了板浦场,兴建了临洪场(今青口场),废除了洛要、惠泽两场,变成草滩,供板浦场煎盐柴草。全国有盐场125个,其中淮南有盐场25个,淮北有盐场4个,两淮盐场的产量仍居全国首位[4]。元代盐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有进步,政府对食盐生产运销的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管理机构,制定了严格规定。当时两淮地区设都转运盐使司,在真州(今仪征)置批验盐引所。元代沿用宋代引盐法并加以完善,户部印引,运司召商卖引,商人纳钱买引,携引赴盐场支盐,运往指定销区售卖。元代罢唐宋以来盐监,每场置司令、司丞、管勾,场下设团,灶户分隶各团,每户领盘铁一角,平时分散晒灰淋卤,至期载卤携盘铁入团,拼合铁盘,轮流煮盐,是为“团煮制”。大德年间(1297—1307),于扬州、淮安地区分建6仓,煮盐于场,运积在仓,以备支发。淮盐产销年额65万零75引(每引400斤),后追加余盐30万引。元末至正年间红巾军大起义,淮南白驹场灶户张士诚召集盐民万余人,先后攻取泰州、高邮、兴化,后在苏州建立政权,称吴王。盐民起义及后续战乱,使江淮人口急剧减少,对盐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

三、繁盛与衰落:两淮岁课当天下之半

明代是淮盐发展的繁盛期,其间因海岸线变化迅速,淮南盐场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元末明初的战争使两淮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南方人口移民到盐城、淮安、南通、泰州、海州等沿海地区,从事产盐劳役。移民为沿海盐业开发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南宋时开挖的纵贯诸盐场的串场河,被大量用于盐运。朱元璋创行“开中法”,将食盐运销与巩固边防联系起来,以盐固边、以盐富商、以销促产,一举多得。弘治五年(1492),改开中法为折色纳银法,召商纳银,以卖盐引。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疏销积引,废开中法,立“纲法”,凡纲册有名者,始准运盐,政府向盐商课税,是为专商之始。

明代制盐仍以煎熬为主,不过试卤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两淮盐业生产方式有所区别,淮南盐场以“团煎”为主,盘铁为主要器具,淮北盐场开始采用晒盐法,故《明史·食货志》中有“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的记载。不过就质量而言,淮南的煎盐质量不如淮北的晒盐,因此到明末时,淮南盐的地位逐渐为淮北盐所取代。明代盐课收入仅次于田赋,户部尚书李汝华疏曰:“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

清末淮南盐运销:支盐筑装(源自《苏盐印记》)

明朝在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六个盐区设立都转运盐使司,建成了完整的治理体系,加强了对各大产盐区盐政事务的统一控制。其中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在扬州,下设分司,作为运司的派出机构,实施就近管理,地位有如唐宋的“监”,负责督促各场大使收盐或征银。据记载,两淮地区设有通州、泰州、淮安三个盐运分司,通州分司驻石港场,泰州分司驻东台场,淮安分司驻安东县城(今涟水县),从南向北依次称上十场、中十场、下十场。通州分司有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西亭、石港、马塘、掘港和丰利等十场;泰州分司有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和草堰等十场;淮安分司有白驹、刘庄、伍祐、新兴、庙湾、莞渎、板浦、临洪、徐渎和兴庄等十场。明代在两淮盐区还设巡盐御史一职,大概始行于永乐十四年(1418),到英宗时成为定制,负责监察盐政事务。两淮巡盐御史统辖淮南、淮北两个盐引批验所,驻地分别在扬州仪真和淮安安东,辖有30个盐场17个巡检司。

清代海盐生产技术较明代有很大发展,晒盐法被推广到更广泛的区域,晒盐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不过淮南盐场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盐场数量明显减少,清初辖盐场30处,乾隆以后裁减为23处,其中通属9场,泰属11场,海属3场。

淮北盐场在清代有进一步发展,而淮南盐场每况愈下。雍正中期将两淮盐运使司淮安盐运分司移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也在山阳境内河北镇,乾隆年间移驻板浦场,改称海州分司。乾隆时“两淮岁课当天下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议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陶澍推行盐政改革,废除总商,改行票法,打破自明中叶以来盐务管理和盐课征收上实行的国家特许专商经营和引岸制度的“纲法”体制,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滩涂东扩,盐区不断向海边扩展,淮南盐场数量由20场减少为11场,再加上张謇实施“废灶兴垦”,加速了淮南地区盐业的衰落,使淮北盐场的产量超过淮南盐场。193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盐法,以徽商等为代表的盐商纷纷转向上海、北京等地,数万盐工生活渐失依靠,纷纷外流四方谋求出路,随盐发展繁荣起来的商业和其他行业随之衰落下来。日本侵华后,淮北盐场遭受空前劫难,淮北盐区年产量由抗战前的60万吨,下降至15万吨。

四、涅槃与新生:致力打造“淮盐”为中国健康食盐第一品牌

新中国成立以后,淮盐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而得到迅速发展。1950年4月,淮北盐场生产管理分开,成立淮北制盐公司负责盐业生产,淮北盐务局负责行政税收和制盐场管理工作。1950年10月,淮南盐务管理局在如东县栟茶镇成立,管辖吕四、余中、北坎、苴镇、丰利、栟茶、角斜、黑苴、三仓、川东、草庙、五港等14个盐场。1953年元旦恢复江苏省建置后,淮北盐务管理局及其盐区并入新海连市管辖,淮南盐务管理局撤销,盐区废灶兴垦。1958年12月,淮北盐务管理局所属盐场下放地方管理,按各场实属区域重新划分,埒子河以北的徐圩、台南、台北三场划归新海连市管辖,坪子河以南、灌河以北的灌西场划归灌云县管辖,灌河以南的灌东、淮河、新滩三个盐场,划归滨海县管辖。这一时期从“一五”规划起,盐场开始向着“三化四集中”(即盐田结构合理化、工艺科学化、生产机械化和纳潮、制卤、结晶、集坨四集中)的方向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盐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盐场落后面貌很快得到改变。1956年底,集中纳潮、储水工程已基本完成。从1958年开始,先后多次组织盐田改造高潮,劳动模范杨再柏创造了“常年修滩,四季保养”的改滩经验,得到国家的肯定和重视,后在全国推广。

20世纪80年代江苏盐场盐田(源自《苏盐印记》)

1963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调整盐业生产管理体制,成立江苏省轻化工业厅盐务局,性质确定为企业。1964年7月,江苏省轻化工业厅盐务局所属的青口、台北、台南、徐圩、灌东、灌西、淮河、新滩8个盐场划归轻工业部直属领导,以省轻化工业厅盐务局为基础,成立轻工业部淮北盐务管理局。1965年5月,经国家经委批准,实行产销合一的“托拉斯”模式的盐务管理机构,成立中国盐业公司江苏省公司和第一轻工业部淮北盐务管理局,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除管理直属的8个国营盐场及直属单位外,还新设南京、苏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徐州7个二级批发站,各县设立批发部。1965年10月,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射阳诸县的地方国营场全部划归江苏省公司统一领导。1970年5月,轻工业部淮北盐务管理局下放到省,重归江苏省轻工业局领导。1971年3月,淮北盐务管理局及其所属单位划归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并易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淮北盐务管理局,下设9个盐场和15个直属单位。这一时期,全省曾两次掀起大办县乡盐场的高潮。1958—1962年,政府投资和企业自筹资金4822万元,在沿海10个县新建盐田7008公顷,建成10万吨规模的射阳盐场,后来成为江苏八大省属国营盐场之一。1977年,全省沿海各县、乡人民政府采取“国家投资,自己贷款,省盐务局补助”的办法,共投资2771万元,在启东、海门、南通、如东、大丰、东台、滨海、射阳、响水、灌云、赣榆等11个县市及农垦系统部分农场新建盐田1400多份,使县、乡盐场的盐田达15000公顷,占全省滩地面积四分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盐业发展进入快车道。1983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改革全省盐业管理体制,以淮北盐务局为基础,成立产、销统管的江苏盐业公司,与省淮北盐务管理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85年12月,淮北盐务管理局易名为江苏省盐务管理局,江苏省盐务管理局与江苏省盐业公司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负责全省盐政管理和省属国营盐场、批发销售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全省11个省辖市,设立7个批发销售分公司、56个支公司,负责各地方盐的批发经营工作,在全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盐务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在全省推行食用盐精细化、多品种化和小包装化,在全国率先结束了人民群众食用原盐的历史。截至目前,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盐业企业集团之一,员工近7000人,在省内各市县及全国重点区域均设有销售机构,“淮盐”品牌实现创新突破,荣获中国消费者最喜爱民族品牌、中国安全食品十大消费者满意品牌等多项殊荣。

五、地位与影响:因盐聚商兴业传文

淮盐生产运销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两淮盐业对国家的财政支持、区域城镇空间的塑造以及精神文化的涵养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两淮盐利居天下之半

中国古代的盐税仅次于田赋,素有“天下之赋,盐利之半”的说法,而两淮盐的税利在其中又占极其重要的位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唐乾元、宝应年间,第五琦、刘晏推动盐制改革,在淮南设置盐业生产和收购的专门管理机构,当时全国税利1200万缗,盐税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两淮地区盐税利占全国盐税利的12%,顺宗时两淮盐税利占全国盐税利比例升至32%。宋代,两淮盐课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显著提升,北宋末年两淮盐利的最高额为1500万贯至2405万贯,而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两淮盐利就占全利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明清是两淮盐业的鼎盛时期。淮盐因质量好、销区广、产销量大,向国家缴纳食盐课税占比继续独重。万历中,两淮岁行大引盐70万5180引(每引400斤),年征余盐银60万两,引价银35万2590两,〔嘉靖〕《两淮盐法志》评价道“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清代,两淮盐课分为商课、灶课。商课征于盐商,按承销盐引数量计征;灶课征于灶户,按所占草荡面积计征。〔嘉庆〕《两淮盐法志》称:“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淮盐生产和运销的发达也催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明万历时两淮盐商总资本银达3000万两,清乾隆嘉庆间达7800万两,与同期国库存银相当。

(二)淮盐产销带动城镇兴盛

两淮盐业的生产和运销伴随着江苏沿海滩涂地区的开发和交通水运的成熟完善,促成了以盐为业的城镇和以盐为商的都市繁荣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淮盐城市群和文化圈。从春秋战国时盐阜平原沿海滩涂散落的“煮海为盐”的亭灶芦舍,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盐渎县”的设立,到唐宋时期两淮地区“监、场、灶”三级城镇格局的基本形成,再到明清时期扬州、淮安等淮盐集散中心“繁华以盐盛”,两淮盐业的发展塑造了区域城镇空间。

淮北盐集散地—河下古镇(施德怀 摄)

如明初淮安盐运分司设在安东(今涟水县),淮北引盐批验所设在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淮安坝,正德中淮北引盐批验所移驻河下镇,地当淮河、运河、支家河交汇处。明中叶黄河夺淮,安东受洪水威胁,致河岸多次崩塌,于是盐运分司移设山阳。淮北的产盐地在海州等地,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成为淮北盐引必经之地,于是淮北运商卜居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河下日渐繁盛,酒馆歌楼、鳞次栉比,有“小扬州”之号。道光年间淮盐改纲为票,淮盐掣验所移驻西坝,盐商各业随迁。日月成市,繁华依旧,18家盐栈、72家盐局、32家钱庄,俨然淮海名区。直到民国前期淮北食盐改走海道与铁路,西坝因盐运发达100年。

因盐而兴的两淮盐场一些村落和集镇的兴起大都与煮盐、贮盐、运盐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业兴而百业旺。众多以盐、亭、场、团、灶、锅、垛、仓、总、甲等带咸味的地名,它们是承载淮盐历史的活化石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老盐业遗存下的历史印记。时至今日,一些与盐业生产有关的机构早已消失,但还有部分盐业生产的机构及所属场、团、灶等名称转化为历史地名保存并延续下来,并成为盐城、南通等乡镇建置和行政村及自然村的名称。

盐城、南通地区淮盐遗留地名表

(三)淮盐文化蔚为大观

淮扬地区是鱼米之乡、交通要冲,官商汇聚,两淮盐商家资雄厚、礼贤好客、饮食考究。盐官童濂“治庖甲于邗上”,盐商吴楷首创蛼螯糊涂饼,盐商童岳荐用心记录淮扬菜品,著成《调鼎集》。流风所及,逐渐形成带有两淮盐商饮食文化烙印的淮扬菜系。

两淮盐商园林数量多、构造精。钱泳《履园丛话》载“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扬州园林集中在城北至平山堂,乾嘉间有24景观,李斗《扬州画舫录》纪其胜;淮安园林集中在河下镇,有33景观,李元庚《河下园林记》录其迹。时人有“车马少于船,园林多似宅”之叹。淮扬园林著名的有瘦西湖、个园、汪氏小苑、何园、清晏园等。

两淮盐业给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盐民诗人吴嘉纪,贫而好诗,著《陋轩诗》400首,其名篇《绝句》感动乾隆帝,发帑恤灶。《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都与淮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雪芹生在盐官家,其祖父曹寅和舅爷李煦,从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04—1716),轮流任职两淮巡盐御史,掌管两淮盐业的生产和运销,权重利厚,家道昌盛。施耐庵与盐民起义首领张士诚在海陵白驹盐场,就学于同一位老师,后施耐庵为张士诚军师。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于白驹盐场,著述《水浒传》。吴承恩,自小在淮盐盐区成长,盐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西游记》第一回所写“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挖蛤,淘盐”就是淮北盐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再现。

明清时期淮盐产区扬州、泰州诞生了两大学派,丰富壮大了淮盐文化,影响深远。泰州学派创始于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出身灶户,做过盐工,深知草根的需求。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把哲学从殿堂移植民间。扬州学派形成于清代乾嘉时期,注重经世致用,为晚清经世派之先驱,其研究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

(作者简介:穆家良,淮盐文化博物馆馆长,《现代盐化工》执行主编,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盐文化场馆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物学会盐业文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