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两淮盐务自身的管理漏洞以及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从而导致仪征淮盐总栈重新选址和内部整顿。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综合此前数任官员的两淮盐务治理经验,重新整合盐法、设立盐务章程、改建淮盐总栈,最终淮盐总栈移到仪征东南的十二圩普新洲,改“瓜洲淮盐总栈”为“仪征淮盐总栈”。本文将晚清时期淮盐总栈的选址问题和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相联系,希冀通过对研究区域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探求晚清时期区域环境变化的发展过程。

一、两淮盐务的整顿

盐课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两淮盐税遂成为清政府用于对抗太平军的重要军饷来源,“自军兴后,京外各饷以两淮课厘为大宗”。然而此时的两淮盐务面临着“运道梗塞、引岸废弛、票运不通、运商星散、灶户停煎和场商逃亡”等困境,以至于“两淮盐运使淮扬道郭沛霖署任四年之久,所徵淮南税课日形短绌”。因此,整顿两淮盐务、保证两淮盐税收入便成为清政府急切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亟需解决的症结所在。

咸丰十年八月(1860),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便开始着手整顿两淮盐务。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先后制定了四个淮盐运销章程,并于同治三年(1864)正式施行。李鸿章、马新贻署任两江总督期间对曾国藩所定章程略有修订。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又进一步对两淮盐务加以整顿,大致包括收复淮盐引地,限制洋船参与盐运,招商督销、循环给运,减溢引、定盐斤、缉私盐,整顿盐厘、核定成本、价格、利润,停饷盐、减捐派、革浮费,整顿场产、盐色等举措。这些措施对两淮盐业生产和盐商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光绪年间,时任署理两江总督的魏光焘曾经对曾国藩整顿盐务事宜作出评价,“陶文毅公淮北改票,而盐法一变,北鹾畅行,而南盐疲敝日甚。陆沔阳淮南改票,而盐法又一变。发捻苗练之事起,川粤潞私充斥,大湖南北皖军饷盐为害尤甚。自江路肃清,商灶复业,时曾文正公设总栈,置岸局整轮章程,定牌价,盐法至是一新,而淮运乃大畅。惟请引多,势且不给,李文忠公定以循环给运,而纲法与票法乃互相维持于不敝。今之行者,皆曾文正公手订章程也”。

在众多的举措中,“招商督销、循环给运”是整顿两淮盐务的重要环节,而设立淮盐总栈则是这一环节的核心内容。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第一,淮盐总栈的设立有助于加强对场盐的管理。曾国藩可以委任官员“督同值月栈商驻栈经理”。这样的做法可以起到监督淮盐质量,加强与川盐的竞争能力。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要求总栈在检查淮盐时,必须“非洁白净盐不准收垣,不准捆运”“倘有以丑劣低盐运栈,立将场员记过撤委”。同时,曾国藩要求总栈以淮盐的盐色高低为准,重新调整场盐价格,规定“将下色盐价酌减,以津贴上色之盐”。除了监督淮盐质量之外,淮盐总栈还在曾国藩等官员的运作之下,将筹拨而来的官款借给场商,使之能及时收盐。

第二,淮盐总栈的设立有助于曾国藩“整轮保价法”的推行,以确保盐价的稳定。在曾国藩管理两淮盐务之前,两淮盐务便一直存在整轮与散轮之争。早在乾隆末年,由于盐运船只在停靠码头过于拥挤,且急于销售,“遂有岸店卖商不顾场商成本,惟图转运迅速,跌减价值,抢先售卖,甚至赊欠抛延,以致各商亏本,办运观望,引多积滞”。而当时,两淮盐政实行整轮方法,原则上按照盐船到岸的时间先后,由湖北盐道“验明查封,挨次提开,毋许争先抢跌,以顾商本”。但同时提出,如遇盐少时,“仍准随时销售”。这种做法名义上是遵循“整轮售盐”方法,实际上则是推行“散轮售盐法”。而且这种做法在清代中后期的两淮盐政管理上始终存在较大争议。以至于曾国藩在接手两淮盐务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整轮法”和“散轮法”利弊得失的权衡。经过比较,曾国藩在“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的同时,“刊定章程,各岸设招商局,各省设督销局,于瓜洲建总栈”,以加强盐法章程的行之有效。

二、瓜洲淮盐总栈的设立

淮盐总栈之所以设立于瓜洲,主要是受太平天国战争和长江入海口东迁两方面的影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淮盐总栈设在仪征城南。该地位于仪征南门外临江地区,河汊交织,港口众多,为旧时三水汇集之处。便利的交通条件,促成该地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仪征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淮盐运输中转站。每年春秋两季,“淮南纲盐出场入运盐河,或由射阳湖、顶岗河、饮马塘、宝路抵高坝,过坝经邵伯至湾头掣盐所。或由仇湖、孙庄、淤溪抵泰坝,过坝经谢家铺、襄河,至湾头掣盐所。俱从湾头盐所验引呈纲。惟江都县引盐即于掣后,分销府城、瓜洲二处。其余纲食盐船,直抵仪征天池囤泊候,示期开所,逐一摆马秤掣,入垣解捆,再行装载江船停集江口,候示期临江大掣,然后开江分销各地”。每年的“临江大掣”,多在农历四月初五前后,由两淮盐运使司择定具体日期,然后具报两淮巡盐御史批准。届时“仪征县于江口搭盖篷厂,至期,盐院亲临厂内,恭祀江神。毕,标提盐牌,提取西楚子盐各数包,抽称,标发头船桅封,开行以后,盐船俱陆续自行开江”。时人曾对这一过程加以记录,“是月开新盐门,盐宪驻察院,开所运新纲盐。邑人闻其来,欣欣然有喜色,举国若狂,少长咸集自东关而天池,地无寸隙。南岸商家河房,结彩悬灯,北岸吕祖祠一带居民,搭板台卖座,河中屯船排列如鳞,歌舞吹弹,各鸣其乐,每船桅上,扯连珠灯,高下一色,有如星桥火树。岸南河楼,斜对察院,景阳楼灯火相耀”。

咸丰三年(1853)起,长江中游逐渐被太平军所控制,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先后受到兵燹的威胁,而“淮南引地无不被其蹂躏,即商人之居于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悉遭荼毒,以致盐务更形败坏”。由此淮南盐运颇受影响,一时之间难以营运。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顺江而下,开始围困南京城,南京、扬州及其周边地区遂成为两军交战的主要场所,仪征一带自然受到波及。据史料载,仪征“地当兵火劫余,沧桑变后,人民城郭市肆顿改荆榛,尚非繁盛二、三”。这样一来,两淮盐务因“运道梗阻、引地丧失”的原因,必须另选地址作为淮盐总栈,以便及时征收盐税来供应清政府日常的财政开支。咸丰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兼理盐政怡良与署两淮盐运使郭沛霖等提出建言,“淮南引地被贼蹂躏,拟将淮盐上江转运码头改在泰州东坝,绕道芜湖出江”。在获得清政府同意后,两淮都转盐运使衙门迁移至泰州,两淮都转盐运司在泰兴口岸镇设淮盐分栈。

《瓜洲全境图》(源自〔民国〕《瓜洲续志》)

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平定太平军之后,长江各口岸需盐量日增,而淮南盐业因长江入海口东迁,以至于原来的盐场萎缩,经常需要以淮北盐进行补济。这样一来,盐运船只需要绕行至泰兴的口岸镇盐栈,整个盐运过程十分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便开始着手淮盐总栈的新址选定事宜。由于仪征原有淮盐总栈毁于战火,不宜重新设立新栈。而“瓜洲巨镇,控制京口及焦山、海门,邑之扼塞也。每岁数百万漕艘浮江而至,百州贸易牵涉之人,往还绎络。沈括所谓,日夜灌输”。因此,曾国藩于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先后对瓜洲、京口一带进行踏勘。同治四年(1865)四月初一日,曾国藩提议,移淮盐总栈于“瓜洲之新河口,以利捆运,裁减江北厘卡,改定江北盐务章程”,随后又于四月二十日“核定瓜洲盐栈章程”。

但是,此时的瓜洲一带江岸形势并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北新洲与西南的新洲相连,而且与北岸靠近,长江主流转为南汊逼到桥头、高资一线后,又折向东北直逼瓜洲,致使瓜洲一带江岸受冲。其实,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瓜洲便出现大面积的江岸坍塌情况。至雍正年间,“江溜北趋”。时任河道总督嵇曾筠“于瓜洲沿江抛填碎石,增修埽工”,以确保江岸安全。继任河道总督高晋“以瓜洲城郭并无仓库,沿江一带多系空旷,原非尺寸必争之地。不如将城收小,让地与江,不致生工”。至乾隆元年(1736),瓜洲护城堤开始受到冲击而出现坍塌,自此以后,瓜洲一带坍江不止。甚至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瓜洲小南门已经沦于江中。

〔民国〕《瓜洲续志》卷首《瓜洲全境图》显示,瓜洲城是沿江北岸较为突入长江的区域,该城的南门、西门、使益门都距离江岸很近,一旦江水对岸堤的冲蚀加剧,势必会导致城池出现大面积坍江现象。曾国藩查勘的淮盐总栈位于城池东侧的六濠口(六河口),该区域临江而建,虽然有利于盐运船只的进出,但同样面临着坍江的危险。而曾国藩在查勘过程中,多是从便于船只停靠、运输的角度出发。因此,在他看来,六濠口(六河口)的入江口河道还是过于狭窄,冬令时会有浅阻之虞,因此特地筹款将运盐河道全部拓宽浚深。随着瓜洲淮盐总栈的设立,相关的河道又得以进一步疏浚,“改由瓜洲开横河至七河口设栈”。开挖新河,从瓜洲陈家湾起,经北水关绕至东门桥以东至出江口。在盐运河道尾闾开挖新河塘,广达数十亩,使从两淮盐场出来的盐船皆可泊入塘内。在新河塘与长江河道之间筑新河坝,并在坝上特建盐仓数座,以便堆储淮盐。而盐运码头位于旧时瓜洲城以东三里、七壕口以西二里许的六壕口。曾国藩特挑选廉慎官员,督同值月栈商驻栈经理盐运业务,每月用轮售的方法销卖盐引。

三、河道变迁与仪征十二圩淮盐总栈的设立

瓜洲淮盐总栈并没有维持多久,便面临着重新选址的困境。由于长江主流转向右汊,右岸高资一带陆续受到冲刷,主流由高资再折向东北,继续对瓜洲一带造成冲蚀现象。因此,瓜洲淮盐总栈于同治九年(1870)便出现“地不效灵,江潮肆虐,濠地逐坍,无可补救”的情况。同治十一年(1872)冬,瓜洲“六河口江岸坍塌”。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署理两江总督张树声起初主张“改复仪征”。但由于总栈改迁所需费用较多,“每岁科派银四十余万两,并加剥费钱四十余万缗”,以至于“商懈交困”。张氏遂“请饬停止改栈,查勘瓜洲校场一带地势,就近移栈,以顺舆情”。清政府并未认可张树声的主张,而是派遣李宗羲接任两江总督,核查“累商滋弊各节是否属实,究竟盐栈应设何处,方为合窀”。李宗羲在查勘后否认张树声所言“科派加剥各费”,坚持淮盐总栈“仍应改设仪征,以复旧制而利商运”。李宗羲的主张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淮盐总栈的新址选取工作随后展开。

而瓜洲淮盐总栈被废弃后,继续受到江水冲蚀,至光绪年间,“瓜洲全城皆沦于大江”,江都全县共失土地“十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亩”。由〔民国〕《瓜洲续志》卷首《瓜洲全坍地图》不难看出,瓜洲城已经全部坍入江中。因淮盐总栈的设立而出现的江岸城镇景观也逐渐消失,当地民众被迫迁入到城北的四里铺一带,即今日的瓜洲镇。在瓜洲坍没后,长江向北弯道顶点开始下移,继续造成南京—镇江河段河道左岸的变迁。

《瓜洲全坍地图》(源自〔民国〕《瓜洲续志》)

伴随着瓜洲淮盐总栈的废弃,淮盐总栈的新址选取则成为清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因太平天国运动而放弃的仪征原淮盐总栈成为清政府首先考虑的地方,于是仪征的十二圩镇脱颖而出。十二圩原本是长江泥沙冲积淤涨而成的一片沙洲,有福德、普新、永兴、天禄、万寿五等洲,洲滩上长有茂盛的芦苇。自清康熙时起,地方政府在此招徕民众垦殖。来自江淮地区的无地、少地民众在洲滩上分框隔圩,十几个圩相继筑成,十二圩便是其中之一。十二圩滩面地势开阔高爽,江堤地势较高,江岸土质坚实,不易为江水冲刷。加之对江有礼祀洲(世业洲、鹰洲)作为天然屏障,夹江之间水深流缓,适宜大船停靠,沿江岸滩均可构筑码头。此外,十二圩又处于仪扬运河旧江口(旧港)与运河相通之处,利于船只经运河,再经仪扬运河运抵此处堆储转运。

正是基于仪征十二圩所处的地理优势,在两江总督兼理盐政李宗羲、盐运使方浚颐的主持下,清政府派员实地勘察和综合分析,最终决定将淮盐总栈移到仪征十二圩。同治十二年(1873),瓜洲淮盐总栈营销八年后宣告歇业。同年,清政府将淮盐总栈移到仪征东南的十二圩普新洲,改“瓜洲淮盐总栈”为“仪征淮盐总栈”,其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等一如瓜洲淮盐总栈。

由于长江在流经十二圩和北新洲之间的汊道时,流水对北新洲一带发生冲蚀现象,并将冲刷下来的泥沙堆积到十二圩的江岸上,被称为“老岸沟”。从老岸沟到长江岸线之间的江岸堆积明显,这一区域逐渐成为日趋稳固的阶地。十二圩的河道码头沿长江岸线自西南—东北走向依次排列,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营造出较为优秀的船只停泊良港,也为自晚清至民国时期十二圩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自同治十二年(1873)以后,仪征十二圩淮盐总栈逐步承担了运往皖、赣、鄂、湘四岸的绝大部分淮南食盐。在日常情况下,十二圩江面可以停泊盐船二千余艘,为了适应盐的进出上下装卸的需要,十二圩江岸边编列码头,有三十个左右,逐渐成为晚清民国时期长江下游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之一。

本文系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交叉研究团队“京杭大运河环境变迁与重建”(项目号NH33714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环境史;李大伟,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