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华西村遗址航拍

出土的陶器

发掘现场

铜镜上的铭文清晰可见

发掘出的玉璧

南京是六朝古都,六朝遗存丰富,然而战国两汉时期遗存则较少。近日公布的南京江宁街道华西村遗址发掘成果,不仅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遗存稀少的空缺,也揭示了楚文化在江东地区的分布变迁,更展现了南京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

为研究南京六朝前文化提供重要资料

南京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六朝以前的历史古迹以及出土文物并不丰富,此次发掘的数百座战国两汉墓葬,真实反映了南京孙吴建都之前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面貌。

据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许志强介绍,发掘点位于南京主城西南约25公里处,地属江宁区江宁街道。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陆续在该区域发现并清理古代墓葬1015座,出土文物近6000件(组),墓葬时代自战国绵延至明清。其中,战国、汉、六朝墓为此次发现重点,初步统计有战国墓59座、西汉墓406座、东汉墓112座、六朝墓111座。出土器物丰富,有陶、瓷、铜、铁、玉、石等不同质地,陶瓷器为大宗,另有大量铜镜、铜钱、铜铁兵器和少量玉石器等。

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现大量墓葬?专家认为,从历史演变来看,这里与县治所的繁华地仅一河之隔。

211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今镇江)迁到秣陵(今南京),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在此建立帝王之基业”。西晋平吴以后,对建业地区加强控制,不断分割贬抑。在太康元年(280),废建业之名,又改为秣陵,同时,分秣陵县的西南增设临江县。第二年,改称江宁县,这就是“江宁”地名的由来。

那么江宁县的治所在哪里呢?据《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等地理志书记载推定,治所位于今江宁镇、江宁河的北面。此次发掘地域位于江宁河南面。县治不会凭空设置,这也从侧面说明,西晋之前,这里已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控扼长江航道、深入江东腹地的关键支点,且具有相当的生业基础。

“这个墓群在整个苏浙地区都是非常少见的一处大型公共墓地。从战国到明清,延续时间长、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许志强说,“尤其是500多座战国两汉墓,集中展现了江东地区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遗存稀少的空缺,为研究南京六朝之前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价值重大。”

比如从墓葬分布来看,从战国到西汉早期,墓葬很少排列有序,最多就是两墓并排,朝着同一方向。而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多个墓葬有序排列的现象,表明在局部出现了小型家族墓地,也说明家族观念在埋葬习俗中开始起到显著的影响。

铜镜是战国两汉墓葬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这个项目出土了近200枚铜镜。记者看到一块在孙吴墓葬里出土的铜镜,上面铭文清晰可见,写着:“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得天力。”这是祝愿四夷归附、国家繁荣、五谷丰登、父母长寿的意思,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美好愿望都汇集在这铭文当中。

揭示楚文化在江东地区分布变迁

战国中晚期,楚文化伴随楚国势力东迁而向东扩展。华西村遗址发现的大批战国晚期楚式墓葬,为研究楚文化的分布变迁,以及楚国对江东地区的影响控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率军攻越,越王勾践请降。后勾践卧薪尝胆,在公元前473年,率军攻灭吴国。但勾践死后,越国内乱不止,终被楚国所败,今苏浙大部分地区被楚国占领。

战国中期以后,楚文化在东南地区开始强势传播,渐渐成为主流文化,并被江东地区认同。比如项梁、项羽原来是楚国贵族,但率领的是江东子弟北上灭秦,项羽临死前说“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都说明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深度融合。

以前研究楚文化东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到淮河这个区域,比如最近在安徽发现的楚王墩。在江东地区,材料相对较少。在这次发现之前,整个江东地区公布的楚式墓葬才30多座,散见于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而这次发现将近60座,研究资料变得更为丰富。

“泥质陶器主要来自于楚文化,这批泥质陶器烧造时火候较低,质地比较疏松,在潮湿的土壤当中保存得非常差。我们这次耗费了大量精力来修复这批器物,幸运的是,其中大部分得以修复成型,为研究楚文化东渐过程提供了一手资料。”许志强指着库房内的一批泥质陶器对记者说。

从随葬陶器的组合同样可以看出楚文化的特点。此次发掘的战国墓中常见陶鼎、陶盒、陶壶、陶豆、陶杯、陶勺等固定搭配,这正是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器物组合。

库房里一块玉璧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春秋战国时期,玉璧一般放置于墓主人身体周围,不同的位置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这块玉璧,出土于头部位置,体现的正是战国时期楚人的特殊丧葬习俗。

展现统一国家形成巩固的发展进程

华西村墓地,还集中体现了战国至六朝时期江东地区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揭示了江东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

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最初期的墓葬中,楚文化占了主流地位,但出现了各种文化彼此交融、相互共存的局面。

比如在墓葬中发现了保留吴越文化特色的印纹硬陶,这种硬陶表面印有纹饰,胎土紧实,质地坚硬,轻轻敲上去还有金石之声,和楚式陶器有明显区别;一只西汉初期的蒜头壶,则是典型的秦式器物,说明此时依然保留秦文化的痕迹。

西汉初期以后,汉文化渐渐在全国占主导地位,这并非来源于单一文化,而是综合了秦文化、楚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成的,更为开放,更具兼容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从出土的文物可见逐渐汇成统一汉文化的发展脉络。

许志强在库房内拿出西汉早期的4件釉陶器——陶鼎、陶盒、陶壶、陶瓿,这是江东地区西汉墓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4件套组合。

鼎、盒、壶是统一汉文化的典型器物组合,而陶瓿(一般认为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则是江东本地特色的器物,同时,高温釉陶的材质也体现了江东地域特征。由此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

同时,战国晚期,墓葬中主要为泥质陶器,西汉初期,泥质陶器和釉陶器并存,但随着时间推移,又出现了许多具有长江中游文化特征的器物,以汉文化为内核、具有江东地域特色的釉陶器组合占据绝对优势。

“这些都展现了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文化交流互动,各种文化因素此消彼长,最终都融汇于大一统的汉文化潮流中,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性的有力实证。”许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