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成市,无市不经商。城市是社会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密不可分。

明代,镇江是南北土产品的集散地。宣德年间,明王朝为征商品流通税设立了33个钞关,镇江即为其中之一。明清时期的镇江商户被征商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随着开张店铺的增多,为规范商税征收,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镇江府制定赋役册规定:“每年于城市乡镇,凡开张店铺之家,审其生业,分别派征,各有定额,不得分毫加多。”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镇江“在城税课司商税酒醋门摊课程岁额钞一十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六贯三百七十文,丹徒镇税课局商税酒醋门摊岁额课钞六万二千四百五贯二百文”。商税的征收体现了地方商业发展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镇江商业活动的活跃。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明清以后,镇江商品经济得到加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当时,水运具有货运量大、费用低廉的优势,经镇江水陆转运的商品流通范围越来越大,遍及全国,并开通了远销日本、东南亚地区的多边贸易。

明清时期镇江商业的特点主要体现为转输各地商品,中转贸易造就了镇江商业的繁荣。江南地区手工织布业比较发达,但因本地非产棉区,所需棉花等原料多来自北方。北方产棉运往南方,南方织布再运往北方,地处江河之交的镇江在这种交流中起到一定作用。

据《镇江交通史》统计,每年“苏松地区的棉布的运销量可达4000万匹,其中,通过镇江港转输的估计在1000万匹左右”。为了满足宫廷和达官贵人对丝绸的需要,清代设金陵、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基地专门生产丝绸织物,江南成为一个庞大的丝绸市场。江南的丝绸不仅要销往京城及国内各地,还要运往新疆,用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经镇江中转。

镇江的丝绸业也比较发达,是本地享有盛名的传统行业。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中,作者范金民把江南丝绸市场划分为高级绸缎市场和低级丝绸市场两类,认为镇江和南京、苏州、杭州一样都隶属前者。

为了鼓励漕运,明清政府规定漕船可携带土特产沿途贩卖,这个政策进一步刺激了运河上贩运贸易的发展,以及运河沿岸市镇商业的发展。“南去挟吴丝,北来收果核”的漕船、商船每天在运河上穿梭往返,镇江与外埠的商品交流也日渐活跃,尤其是在非漕运季节,镇江港口停泊着各类商船。所运货物涉及南北货品,包括南方的各种粮食、丝麻织品、棉织品、茶叶、笔墨纸张、桐油、木材、各色水果等,北方的红枣、蜜枣、柿饼、胡桃、芝麻、麻油等,城外的鲇鱼套更是江南重要的木材集散中心。

江河交汇的镇江谏壁口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镇江城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街市。星罗棋布的街市,交易量劲增,街市商业兴盛一时。据《乾隆镇江府志》记载:乾隆时期镇江有大市、小市、马市、米市、菜市、中市、柳市及凤凰街、五条街、十字街(四牌楼街)、第一楼街、屏风街、上河街、下河街、南门大街、打索街、九里街等35条街。

此外,另有丁家巷、弥陀寺巷、竹竿巷、大爸爸巷、小爸爸巷等数十条街巷。明清时期还形成了新河街、醋巷、鱼巷、剪子巷、棒槌营、酒海街、粮米仓街等,都是当时有一定规模的市场。

大市,俗称大市口,在元《至顺镇江志》中早有记载,另有小市、马市、米市、菜市等。说明当时镇江不仅商业繁荣,而且专业市场发达。

小市口泛指现在镇江市的青云门、东门坡、城隍庙一带。这里历来是丹徒县治所在地,人口稠密,又处于南门大街、梳儿巷、中街等5条街道的交叉点,形成了镇江城东主要的农贸集市。从清晨到中午,东乡和南乡的农民把蔬菜和果品挑到这里出售,城内的百姓都赶来这里购买,以致人流汇集,接踵摩肩,故有“五条街,挤不开”的民谚。

商贸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窗口。自元明时代起,大市口和小市口一带已成为镇江的闹市区。《三言二拍》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中,提到许仙和白娘子在镇江五条街开“保和堂药店”,虽然情节纯属虚构,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图景。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