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10月1日，玄武湖景区全面免费开放，距今已整整10周年了。作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公园，玄武湖景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旅游高峰。2020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玄武湖景区于2020年1月24日零时始封园，直至2020年2月19日，才有序地对外开放，中间时隔26天。26天后，当游人重新徜徉在这春光明媚的景区之时，很难想到在600年前，这里曾是明王朝政府国家级档案黄册的存放地，时称“后湖黄册库”。自洪武十四年（1381），至崇祯十五年（1642）止，玄武湖与外界隔绝260多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禁地。仅仅是短暂的26天，和漫长的260年相比，那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朱元璋选址玄武湖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1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实行两京制，以应天府为南京；同时立大梁（今开封）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撤销大梁的“北京”名号，改南京为京师，确定为大明封建帝国的首都。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黄册制度”。

黄册是明王朝户籍与赋役合二为一的册籍，以登载家庭人口、财产为主。明王朝政府规定黄册十年大造一次，除各地政府存留一份外，还须向户部呈送一份。按规定，呈进到户部的册籍必须以优质黄纸或黄绢做封面，以备皇帝御览，故而称之为“黄册”。按五行家的说法，黄色是中央色，非王者莫用。自隋唐以后，黄色便成了御用的颜色，所以进呈册采用黄色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黄册的内容直接关系到统治者对全国人口，以及徭役的控制，关系到其政权的稳固与否。因此，数目庞大的黄册如何存放和保管，成了明政权亟待考虑的问题。朱元璋在众多不同的建议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用“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形势天造地设”的玄武湖（时称后湖）作为存放黄册的库址。因为玄武湖内的几个小岛，四面环水，将黄册库建在这里，可以避免火灾，而且与世隔绝。只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是保管和利用黄册的最合适的地方。

明初规定，全国各地所造的黄册都要送到户部，经户部查考无误后，统一转送到后湖黄册库收贮。

黄册库的设置，给生活在玄武湖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建库初期，明王朝动用大批军队强行将岛上居民迁出，把湖滨的土地圈占起来，不许湖民耕地，强令他们另谋生计。甚至不许周边居民饮用湖水，湖内水产也不许湖民打捞采摘。每年只允许附近居民在冬季指定的时间到湖内打鱼两次，每次限期五天。入湖船只事先必须经过官府批准，而且数量受到严格控制。这些苛刻的禁例在明初已开始实行，其后陆续又作了许多增补。弘治元年（1488），户部疏请加强后湖禁例中又强调：“以后城内种田军民，不许偷引水利，其各人退出田地，照依所定界置，行令管湖官员不时巡视。若再耕盗，即便捉拿究问如律。其湖内鱼蟹、菱茨、薪草之类，不许附近军民擅自采取，因而作弊，窥伺黄册。” （《后湖志》卷五）

《后湖黄册库示意图》

后湖黄册库自建库始，一直由明王朝中央直接领导。洪武年间由户部侍郎兼管，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部门。后湖黄册库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后湖的工作，从明代《后湖志》中就可以看到，当时黄册库官员关于后湖工作的奏请报告，以及皇帝对此所下的诰敕文书。

自洪武年始，直至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为止，后湖黄册库从未搬迁过，它的功能与作用也从未中断过。即使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后，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移，但明政府仍然把黄册库留在南京后湖。其主要原因是：一、后湖黄册库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御批钦定，朱棣不敢违背祖制。二、从地理条件上相比，北京没有后湖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这显然是明王朝考虑到后湖对保管和利用黄册的优越条件。

“王者从来重所天，六朝无计置民编。后湖藏册高千古，永保皇图亿万年。”（明·朱璠）由此可见，明代统治者对于在玄武湖建立黄册库是非常得意的。后湖黄册库是一个存在时间长达260年之久，规模巨大的封建社会专项历史档案馆。这说明，我国的档案工作在许多方面，从明代始已经站在世界前列了。

二、戒备森严的黄册禁地

“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这是明代隆庆年间焦竑在其《后湖》诗中，对戒备森严的黄册库的描写。明政权为设立后湖黄册库，把湖滨的土地圈占起来，设立界墙、界石。当时共设界石36块，上书“后湖界石”（唯一幸存的一块，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原南京军区油库内，现存放在玄武湖黄册库展览馆）。

在界石以内地区不许百姓进入“以断人畜往来，樵牧窥伺册库”（《后湖志》卷十）。正因为黄册库的工作内容具有压迫劳动人民，防范下级衙门和官吏的性质，所以对黄册库的戒备就极其森严。据《后湖志》中介绍，当时湖内外都派有专职官吏和军队负责防卫巡守。湖内由“南京户部十三司轮流拨吏四名，在湖巡风”。湖外沿墙五十步或七十步设立警所，责令地方官府、军伍、火甲等编成班次，昼夜防范。城东、城北兵马指挥司各差官员一名，率同弓箭手、军士及地方兵丁昼夜沿湖巡查。

平时对过湖船只加以重锁，指定皇宫内太监专责保管钥匙。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礼科给事中晏文辉曾描述当时过湖的不易，他说：“巡湖有役，过湖有舟，操舟有人，系舟有锁，其匙掌于大内。钦定一、六过湖，监生禀给钥匙，非其期不敢渡……防范盖甚严矣。”（《后湖志》卷十）过湖之日，黄册库的主事官员一早来到渡口检阅厅上，对那些允许过湖的人员进行盘查、登记，确认无误后，由掌管钥匙的内监开船。返回时，要查点船只数量，重新锁好。对开启黄册库房，必须由主事官员到场，派一监生到内守备太监处领取钥匙，才可开启库房，用毕立即归还。

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册库锁匙》中记了一则故事：开启库房钥匙上系有一根黄色绒丝绳，相传为开国皇后马娘娘亲手所编。有一监生在领取钥匙回房后，其妻不知，认为绳束太旧，便换了一根新绳。事后，监生交还钥匙时，太监一见，顿时大惊失色，忙命监生找回旧绳，幸好其妻尚未将旧绳扔掉，这才免去一场杀身大祸。

为保证黄册库的安全，在建有册库的岛上不许生火做饭，晚上不许点灯，避免发生火灾。洪武、永乐年间，由于册库数目不多，尚允许在离册库一里之地建有厨房，正德年间，册库的增加已逐渐接近厨房，明武宗朱厚照根据后湖官员的奏请，下令将厨房建在荒洲（翠洲）上，洲与洲之间的便桥上写有“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严格的律条，终使黄册库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一场火灾。

后湖黄册库对于前来查抄黄册的地方官员，有着种种限制。洪武初规定，凡来查抄黄册的人员，只允许查阅指定户的情况，严禁抄录别户的内容，以防泄密。为防止私改军籍，不准委派军户出身的监生到后湖核查黄册。弘治五年（1492），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事务的杨廉等人上疏朝廷，认为“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也”（《皇明疏议辑略》卷十三）。明孝宗朱祐樘采纳了杨廉等人的建议，下令：后湖黄册一律不准地方官府前来誊抄全份，并定为永制。

明王朝规定，除了在后湖黄册库工作的官员和库工外，其他任何官吏一概不许进入后湖。“后湖者，洪武时置黄册库其中，令主事、给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明史》卷三Ｏ四）。弘治二年（1489），钦差两广公干宦官郭镛，在途经南京时，想领略一下玄武湖的湖光山色，显示钦差大臣的身份，未经后湖官员允许，率随从二十余人，擅自驾舟，闯入后湖禁地。郭镛此举，遭到监察御史孙纮等人弹劾，他们在给明孝宗朱祐樘的奏折中写道：“郭镛承差两广公干……虽祖宗严禁之地俨然不顾，前去游憩，其怙恩恃宠，肆已骄人，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敦不可忍也！”（《后湖志》卷五）为此，郭镛遭到了皇帝的重斥，丢掉了两广公干的御差。

明朝统治者把后湖黄册库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种有力武器，利用黄册作为压迫全国劳动人民的工具。但众多的禁令、规定，并没有使黄册库的工作健全起来。相反，却使明王朝统治下的阶级压迫暴露得更加明显。

三、黄册制度的瓦解

明中叶以后，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的赋役与户籍管理的黄册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日趋败坏的地步。赋役制度多方面的改革，对黄册制度有着重大的直接影响，原本作为明代国家制度组成部分的黄册制度，已在国家规章上与征调赋役工作正式分离，从而加速了黄册制度的瓦解。

明初，黄册制度在管理户籍、赋役等方面都起过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却与初衷相悖了。黄册制度的瓦解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是明中叶以后，明政府对黄册制度的管理松懈，地方官吏在攒造黄册过程中营私舞弊的现象愈演愈烈，后湖册库官员利用“驳费”之便收贿贪污，疏于对黄册的管理，却热衷于湖内的自然条件，私自开垦湖田，谋求湖产之利，导致大量黄册得不到及时修补，造成黄册内容残缺，库架年久失修，大部分库架已超过使用年限，而无人过问。

既然黄册的价值已名存实亡，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放弃对本地区户口、田产的管理，于是就出现了“实征文册”。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朝廷，仍须按期编制没有实用价值的黄册上缴。即“解部有黄册，则州县有实征”（《后湖志》卷十）。实征册是明中叶以后，地方政府对户籍和赋役的管理工具。可见，黄册制度的极端腐败乃是产生实征文册的根本原因。

尽管黄册制度在明中叶以后百病丛生，未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但是，明初黄册制度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册制度衰亡，直至瓦解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大量的人口流动，对黄册制度也是一种冲击。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就是黄册制度下不堪重负的繁重徭役所致。明中叶以后，无论土地、人口，明王朝政府都难以通过黄册制度来加以控制了。

1990年，笔者因公赴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先生的引荐下，拜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代档案研究泰斗、《明代黄册制度》的作者韦庆远先生。在谈到明代黄册时，韦老说：当清军豫亲王多铎率兵逼近南京时，出于战事的需要，南明弘光小朝廷竟然违背祖制，将长宽各一尺二寸，用厚实棉纸制作，粗绳索装订，重达约四、五斤重的黄册，垒筑工事并浇上水，以防清军火箭，守城军士则用黄册制成铠甲和点火原料，一部分用作城墙和隘口的填充物，以防清军攻城。1645年5月14日，当清军攻克镇江直逼南京时，弘光小朝廷迫于清军的势力，竟不战而降。这样，后湖黄册库百万黄册竟毁于一旦。与明王朝相始相终的一项社会经济制度——黄册制度，最终和腐朽的明王朝一起寿终正寝。

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黄册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黄册制度鼎盛时期，玄武湖建有库房960间，藏有黄册200万卷之多，可谓“洲上库房星罗棋布，库藏黄册浩若烟海”。由于明代的玄武湖是黄册存放的重地，故而在明万历年间刊印的《金陵四十景》中，作为六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却榜上无名。直至清乾隆年间，风光旖旎的玄武湖才以“北湖烟柳”之称，出现在《金陵四十八景》之中，被禁封了260年之久的一代禁地——玄武湖，再次以她那优美的倩影，动画般的湖光山色展示在世人面前。

【注】笔者原为玄武湖管理处发展研究室人员，《玄武湖史话》作者，南京“市民学堂”《风雨玄武湖》主讲，玄武湖“明代黄册库展览馆”策划与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