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长三角海派文化社会共生

所谓海派文化，是指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海派文化是长三角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是“江南文化”内在的创新性发展。本文采用社会共生的理论视角，认为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蕴，是江南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在表现形式上，海派文化在文学艺术、饮食、建筑、服饰、节庆风俗等方面，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一、地域共生：海派文化的发展基础

长三角地区东临大海，西至南京，南临杭州湾，北至通扬运河。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台州和舟山等城市。尽管这些城市规模形态与特点不同，但都与其他城市间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彼此间关系十分紧密。

在这些城市之间，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资源，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关系。一种表现是资源共享，通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整体的城市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一种表现是资源互补，即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各城市特色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提升城市比较优势，产生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促进城市经济水平发展。还有一种表现是资源竞争，即不同城市之间针对自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等形成争夺，从而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人才流动。不论是哪一种关系，不能否认的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因为资源共享、资源互补固然离不开城市之间的交流，就算是资源竞争，亦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在一定规则下互动的结果。在长三角的地域共生系统之中，这些

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经济规模的城市通过发达便利的交通运输，完善的物流服务以及高效便捷的通讯信息技术彼此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范围更大的共同体。各城市保持自身的发展特点，相互促进、分工协作，共同成就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也是长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产业调整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增速日益提高。1993年，上海浦东地区开始国家级开发，上海市政府努力将上海建设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并力争推动上海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在此期间，上海同长三角各大城市之间的经济、金融、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也正是得益于长三角地域共生共同体的资源整合，上海逐步完善了各种商品要素市场，经济增长“原动力”不断涌现，城市整体实力迅猛提升。与此同时，上海的崛起也带动了长三角地域共生系统整体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带动了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

二、同宗同源：海派文化的江南底蕴

作为长三角区域中的一片沃土，上海在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始终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物质层面的发展是如此，文化层面的进步亦是如此。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的精髓为底蕴，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对于上海文化的研究中，陈伯海曾经提出：“上海文化的底子是古代吴越和明清江南文化。这个地区经济开发早，文明历史悠久，与中原联系密切，文化积累也相对丰厚。南宋以后，城市商品经济繁盛，文化心态中重商业、讲实利的倾向便滋长起来，明清时期更达到其人文荟萃的顶峰。它不像北方社会趋于保守，亦少有闽广一带人士偏狭的排外心理，这些都为上海发展近代工业文明作出良好的铺垫。五口通商，一枝独秀，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外，文化底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果然，经过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大手笔的一番涂抹，上海文化便从‘小家碧玉’式的江南传统里脱胎而出，成长为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

海派文化的底蕴和根基，是古代吴越和明清江南文化。王韬曾指出：“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后属越。”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走来的吴越文化，自商末周初起在江浙地区逐渐形成，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形象地表现了吴越文化粗犷中见精雅的特质。晋朝南渡后，士族文化的雅致柔美，改变了吴越文化粗犷的一面，为其注入了士族精神和书卷之气，使吴越文化增加了温婉雅致的审美倾向。南宋偏安一隅后，使吴越文化增添了享乐之风和奢靡之气，在追求精致柔美中，呈现出吴越文化阴柔的特性。谭其骧认为：“自秦至唐天宝十载，共九百七十余年，上海大陆上只在秦与西汉二百二三十年中设置过一个海盐县治。南朝后期八十年间先后设置过前京、胥浦二县。此外从东汉至南朝前期和自隋至唐天宝共约六百六十年内，竟然连一个县治都不设，长期分属于治所在今浙江、江苏境内的嘉兴、海盐、昆山三县。”上海“迟至一千多年前，仍未得到很好开发”，“这主要应该是由于当时海塘未筑，这片土地还经常受到咸潮浸灌之故”。

宋代以后，尤其到了明清，苏州成为吴文化的中心，明清时期的上海深受苏州的影响，“令四方观赴的‘吴风’又岂止是奢华之风，从大到小，从器物层面到精神世界，这一地区风尚的各个方面，无不受苏州等城市风俗的浸润。明清时期的上海为松江府所辖，这一地区与苏州相近，文化上更是直接受到苏州的影响”。“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下面，仰视苏州。”梁白泉谈到吴越文化时说：“由于吴越文化和水有密切关系，在审美观上亦处处流露出蕴藉流动、和谐的性格。例如吴越人士因摹仿水的清音，而有丝竹之盛，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遍布太湖周围。至于与北方苍劲雄浑山水截然不同的江南山水，则孕育出清秀柔润的江南文学和山水画。小巧精致的江南园林，往往引水掘池，以求引景入园，倒影生辉故有‘无水不成园’之说。此外，饮酒品茗嗜好的盛行、对紫砂茶壶的讲究等，亦无一不是与水结缘。水为江南带来了繁盛的经济实力和优雅的文化内涵，江南也借此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上海地区在对吴越文化的传承中，明显受到了吴越文化蕴藉优雅、清秀柔美的影响，发展与构成了海派文化的独特性格。

三、共生共融：海派文化的融合性特征

从社会共生的角度来看，文化共生是文化的基本形态。绝大多数文化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共生关系，海派文化亦是如此。它不仅同其他文化共生共融，其本身就是江南文化、世界文化等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一）文化共生是文化的基本形态

在全球化的时代，全人类形成了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尽管各国在经济上高度联系，但在文化形式上，却未出现某种文化独领风骚，吞噬或取代其他文化的现象。既然文化无法一统，那唯有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生。所谓文化系统的和谐共生，指的是社会各利益主体在合理的度之内分享文化资源，优化不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那么，如何优化文化共生关系？《老子》有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本源、动力、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何谓“生”？依系统论看来，“生”不是“累积”而是“构成”。由“道”“构成”的万物，无不都是系统。万物皆系统，万物皆是“构成”的。那么，针对不同文化共生，何为“道法自然”？《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正是有各式各样、长短不一、高低不一、形态各异的矛盾体存在，世界才无限精彩。好比一首好歌是高低强弱不同音符的巧妙组合；在大合唱中，一个声部单调乏味，两个声部略显韵味，四个声部错落有致，八个声部气势恢宏。海派文化，也正是不同文化浑然天成，自成一体的结果。

（二）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地区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种是文化融入，指亚文化从属于主流文化，即亚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第二种是文化适应，即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契合。第三种是文化融合，即两种文化互相碰撞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上海是一个汇集了江南地区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移民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文化形成的角度看，由于其移民特性，海派文化是全国各地，乃至欧洲、亚洲等他国文化，在上海地区文化融合的结果。因此，海派文化融合了江南文化与世界文化，并在其文化特质中体现了出来。

其一，海派文化体现出包容并蓄的创新精神。江南作为富庶之地，作为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不仅向江南以外的地区开放，也向世界开放；不仅包容国内不同区域的文化，也包容世界各国的文化，在吸纳和融汇各种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凝聚成了一种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从江南文化延续到海派文化。因此，海派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对世界文化潮流反应特别敏感。西方文化往往从这里被介绍与推广，进而影响全国。同时，海派文化对西方文化并不是简单模仿、生吞活剥，而是能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消化吸收，融中西方文化于一炉，从而使得海派文化敢于突破陈规，开风气之先，不断创新。从近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工业制造领域，上海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大量的创新产品。可以说，创新精神是海派文化本质的特征。

其二，海派文化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审美精神。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江南文化的精致柔美，深邃的历史进程造就了江南文化的刚柔并济。在江南商业文化的发展中，对于商品的精益求精，对于商品交易的规范与规则，影响了江南文化中的处世方式和交往原则。这种审美态度，深刻地融入海派文化之中。从古代江南高超的铸剑、造船等精工技艺，到远销海外的丝绸、刺绣，从近现代以精致著称的“上海制造”，到当今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深海探测船、上海振华龙门吊等大国重器不断涌现，无不体现了对于技术的执着追求。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的精益求精，孕育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技术。

其三，海派文化体现出务实理性的开拓精神。传承了江南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了西方科学精神的求真务实，海派文化体现出务实理性的开拓精神，不虚张声势，不浮夸张扬，脚踏实地、切切实实，讲究实际、注重实效、推崇实学。海派文化注重接受效应，强调大众化、通俗性，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努力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同时，“海派”学术也往往注重现实，注重大体，注重综合，有别于“京派”学术重远古、重细节、重训话的学风。

四、多元共生：海派文化的表现形式

海派文化的融合性特征，决定了其表现形式必然是多元与丰富的。在继承江南文化底蕴和包容国际潮流的基础上，海派文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在文学艺术、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节庆风俗等多个方面。

（一）海派文艺流派

在文学艺术方面，海派文化得益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优点，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海派特色的文学艺术流派。在文学界，清末民初由上海的一批文人自发组成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张恨水、陈蝶仙、范烟桥、秦瘦鸥等，大多擅长写爱情故事。在绘画界，产生了开辟新画风的“海上画派”，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纵笔驰骋，一扫清末画坛庸腐柔糜之习，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戏剧界，海派戏剧受西洋戏剧的影响，在传统戏剧中融入新鲜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剧。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等人，在京剧艺术的编剧、表演、舞台方面，打破传统，大胆革新，使海派京剧风格逐渐凸显，形成京剧史上一枝艺术新秀。在音乐界，海派音乐也是“土洋”相融，既有“紫竹调”“梅花三弄”“广东音乐”，又有欧美的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一些优雅的老歌，如歌星周旋演唱的《夜上海》《花样年华》《花好月圆》《天涯歌女》等被传唱一时。

（二）海派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随着时代的变迁，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海派饮食文化，在保留地域特色的同时，海纳百川，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饮食体系。

一方面，海派饮食文化吸收了全国各地的饮食特色。在发展过程中，苏、锡、宁、徽等16个地方的风味被吸收到海派饮食中。同时，上海“本帮菜”浓油赤酱、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的特色也被保留了下来。如果说其他饮食文化，如川菜是固执的老头子，那么海派饮食就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以说，只要可以适应上海人的口味，基本上都能为海派饮食文化所吸收。

另一方面，海派饮食文化融入了西方饮食元素。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开埠，西方饮食文化东进，海派饮食文化体系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咖啡、奶茶、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寿司、罐头，到香槟、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美、英、法、俄、日、德、意各式菜品点心被引进，城市各处都出现了西餐馆和日式料理店。从各国传入的饮食，极大丰富了以上海地区为核心的海派饮食文化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传入之初，西餐菜式简单，变化不多，菜肴多肉而生，腥膻味道重，并不能被国人接受。而通过融合中西烹饪技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各种菜肴，大量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中西合璧的“海派西餐”菜肴被创造出来，一直流传至今，影响了好几代人。

（三）海派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是城市文化内涵最直观的显现。上海城市建筑文化，是海派文化时代性、多元性的典型体现。

首先，上海城市建筑文化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上海开埠前，城隍庙和豫园是上海县的中心，也是海派传统文化的大本营。豫园作为上海城市中心建筑群，至今仍然焕发着青春。园内楼阁参差、湖光潋滟、山石峥嵘，有着奇秀甲江南之美誉。园内四十余处古代建筑，如三穗堂、得月楼、快楼、积玉水廊、玉玲珑、涵碧楼、听涛阁、古戏台、内园静观大厅等亭台楼阁，以及池塘、假山等设计精巧细腻、景色布局规模合理，是一座保存得相当完好的江南园林，有小中见大等特点。园林风光折射出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人文雅士对豫园建筑设计的影响与传承，成就并确立了豫园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外滩的万国建筑，显示的是华洋之间、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鸟瞰外滩建筑群，引人注目的银行大楼多为古典欧式风格。例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建筑楼，其建筑特点均以石块为主要材料，门栏、窗以及墙面装饰纹样极为考究。其中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建筑属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由当时的富商英籍犹太人爱·维·沙逊建造；上海总会建筑楼整个呈现出晚期文艺复兴式设计风；海关大楼则是上海地理位置最佳的中心和标志，哥特式10层楼高的钟楼，及仿制于英国国会大厦的大钟，不仅是世界闻名的大钟之一，更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大钟。

其次，上海城市建筑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一方面，以石库门为代表的传统建筑，沉淀了漫长岁月里上海市民在石库门度过的艰辛岁月点滴，沉淀了革命先辈、文人学者、艺术家们在石库门孕育出的经典作品，以及学校、工厂、银行、客栈、货栈、报刊社团等在石库门里弄留下的老上海城市文化遗迹。另一方面，以人民广场和陆家嘴等地区为代表的现代化建筑群，则彰显了上海在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发展。上海市政府、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博物馆等建筑环绕在人民广场周围，凝聚了上海人民新的文化创造。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陆家嘴地区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则标志着上海正朝着“世界之上海”的目标前进。

（四）海派服饰文化

海派服饰文化，也体现出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海派服饰以“兼容式”模式来吸收和消化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服饰观念、审美趣味、服饰形制和服饰风格，从而达到了促进自身更好发展的目的。当外来事物进驻时，上海人一般都不会太过极端地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是对一切有利元素采取“为我所用”的做法。鸿翔公司的做法就反映了这一点，它虽获得蔡元培“国货津梁”的题名，但是其服装的造型手法、款式、面辅料均为西式，且其设计的依据也来自《美开乐》等外国时装杂志。而这些正是由海派文化所具有的不闭关自守、不故步自封、不拒绝先进的海纳百川的气度所决定的。海派服饰在这种“兼容式”的模式下，与其他地区的服饰在并存、混合、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海派服饰随着上海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呈现出其内部元素不断“多元化”的态势。因为海派服饰文化同其他形式的海派文化一样，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愈加“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导致了海派服饰的风格逐渐失去具象的形式，而显得越来越“概念化”。如近代时期，我们可以用旗袍等几种具体的服饰形式来概括海派服饰款式这一局部特征，也可以用“中西合璧”和“全盘西化”来概括其整体特征。但如今，我们仅能用几种概括性的概念来呈现其风格特征。一是“混搭”风潮，这是继近代海派服饰“中西合璧”后的一种延续，只是现代海派服饰的“混搭”更加具有设计含量，更加表现为款式“混搭”的无秩序。二是“卡哇伊”风格，即一种精巧可爱的风格。特点是尺码上通常“小一号”，常在运用卡通图案与饰物。三是民族风格，即中西方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产生的服饰风格。例如，“波希米亚”就是一个近几年相当流行的西方民族风格。与此同时，诸如刺绣纹样、书法、手绘等传统技法，以及对襟、一字扣、琵琶扣、如意纹等传统样式，也常常运用在现代海派服饰中。四是英伦风格，即让人联想到双排扣风衣和格子图案的风格，其服装无论在裁剪、面料和设计上都讲求英式的精致、优雅和高贵，这也正是对近代海派服饰讲究做工，追求品质的延续。五是嘻哈风格，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大一号”，如大T恤、松垮板裤，等等。

（五）海派节庆风俗

节庆是时间洪流中的刻度与标记，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表现在中西合璧的节庆风俗上。一方面，海派文化继承了江南文化中地方传统中的部分习俗。例如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江乡节物诗》中记载：“十三日上灯节，家家户户以糯米粉搓成小粉团，煮以供祖先，称为上灯圆子。十五夜，用糯米粉搓成大圆子，其中馅有切得细细的胡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豆沙之类，名曰：‘灯圆’。”《真州竹枝词引》中说：“元宵者，搓糯米粉，包桂花卤于中而为团，所以像月圆也。”另一方面，西方节日文化的元素，也成了海派节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诸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庆，随着上海开发开放的进程，融入到海派文化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以迪士尼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娱乐品牌的注入，也为旅游节、文化节等文化产业增添了新的动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海派文化是长三角文化共生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也是长三角文化创新的时代产物。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地域共生是海派文化发展的基础。以江南文化为底蕴，融合了国内外各地区文化元素的海派文化，具有融合性的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其表现形式必然是多元与丰富的。因此，海派文化在文艺流派、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节庆风俗等各方面，无不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这种多元、包容的特质，也必将成为海派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者简介：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凤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德育课程教学研究基地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