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呼,然而,琉璃和玻璃颇有不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原材料和加工工艺不同。当代考古学中把不透明玻璃称之为“料器”,把半透明的称之为“琉璃”,而把透明度高的称为“玻璃”。

唐宋时期,来自西方的玻璃制品和玻璃制造技术已经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铅玻璃技术的是宋代文献。北宋初年,我国玻璃业兴起,从文献上的记载发现渐多。宋代两浙地区流行玻璃器皿,宋周密撰《武林旧事》一书中,有关五色琉璃灯和大食玻璃官窑瓶的记载,被视为将“琉璃”和“玻璃”的称呼分别示为“国产”和“进口”之始。

自宋开始,低温彩釉制作的瓦又被称为“琉璃瓦”或“琉璃”,这里的琉璃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琉璃(铅玻璃)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因此,自宋代以后就出现了“玻璃”逐渐代替“琉璃”一词的趋向。苏轼在《独酌试药玉滑盏》中写道:“镕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描述了当时的工匠以铅和石灰熬煮成玻璃浆,而后加工琢磨成酒杯的过程。

据《嘉定镇江志》记载,镇江宋代有“琉璃巷”,“因居人所鬻之物”而命名,后被讹传为刘李巷。在多次城市考古中,镇江曾发现不少琉璃制作的遗迹、遗物。1960年,甘露寺塔基下出土两件玻璃器:一件是琉璃瓶,圆形、小口、垂腹、底径1.2厘米、高2.1厘米。该器极薄极轻,外表呈半透明状。另一件是玻璃珠,无色透明,直径1.2、1.4、1.5厘米不等,中有孔眼,或为念珠。前者为铅钡玻璃,是我国传统产品,又称琉璃;而后者为钠钙玻璃,主要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国家,有学者认为,宋时我国也能制作此种玻璃。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解放路南段考古时发现了一处宋代琉璃冶炼遗址,出土了炼炉残迹及琉璃象棋子、发簪等遗物,则直接提供了镇江琉璃制造的重要证据。

甘露寺塔基考古为润州制造琉璃提供了重要线索。塔基出土的盛放佛骨的银函刻文中,宋人许天锡记述,佛骨是太学医生刘永徒从印度带回,准备率领润州富绅、大姓若干家,共同建造“琉璃宝塔”瘗藏佛骨,但遗憾的是“不幸大缘未就而刘生卒”,佛骨被许天锡求得,仅以银函藏之。根据这段史实证明,润州不但能制作琉璃,而且还可建造类似琉璃宝塔这样的精工高档产品。

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提及琉璃宝塔的银函

宋代玻璃器按功能逐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作为礼器和佛器,这类器皿多用于供养舍利,主要是用透明度较高的铅钾玻璃制作而成。另一类为国产的日用玻璃制品,主要是以铅钡玻璃为材料。我国考古发现的宋代玻璃器并不多,数量最多的集中于寺院塔基,多以葫芦形玻璃瓶模样出现,颜色有蓝色透明、绿色透明、黄棕色透明、褐色透明和棕色不透明多种,壁多附白色风化层,器壁很薄,大多为高铅国产玻璃。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日常消费生活需求增长,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消费市场。北宋初年,我国玻璃业兴起,文献上的记载亦颇多发现,说明宋代匠人已比较普遍地了解了有关玻璃制造的知识。宋代两浙地区流行玻璃器皿,“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也说明玻璃业已走出宫廷作坊,开始了较为普遍的民间生产。

考古与史料已证实镇江是一重要的玻璃产地,镇江所制作的品种,除了小巧玲珑的舍利瓶外,还有颇具艺术性的高档产品,如“琉璃宝塔”“琉璃灯”等。当时,运河西岸临江一带的琉璃巷,便是以生产、销售琉璃器皿的繁华市场而著称于世。

令人遗憾的是,两宋时期的琉璃作坊遗址,镇江一直未有发现。据《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记载,琉璃巷在清末分成大、小刘李巷,1953年,因城市建设需要,大刘李巷地名消亡,目前仍保存有东至浴池巷,西至电力路的位于运河以西的小刘李巷。

《镇江古街巷地名掌故》作者李赞扬在早年进行地名调查时,记述了当时一些老人的回忆:刘李巷是古代制造琉璃的作坊,主要制造琉璃扣子、碗盏、筷子。据说,曾经有一户人家在这里盖房子开挖地基时,挖出好几筐古代琉璃,主人还跑到上海开了家专卖琉璃的古玩店,狠赚了一笔。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