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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地下的楚国三军

——对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坐俑的新认识

2024-09-06    刘照建

1984年发现的狮子山兵马俑坑,位于徐州市区东部狮子山西麓,是我国继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咸阳景帝阳陵兵马俑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是在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的众多兵马俑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跪姿陶俑,研究者长期以来对其称谓不一,对其性质内涵也缺乏统一认知。本文通过对跪坐俑的造型、衣着、异地同类型陶俑对比等,科学分析跪坐俑的职业兵种和作战功用,以此为基础,探究西汉楚国军队兵种构成及作战形制。

一、跪坐俑是什么俑

位于徐州市区东部的狮子山兵马俑坑,为西汉初期某代楚王的陪葬坑,共发现俑坑四座,编号分别为一、二、三、四号,前三座俑坑皆东西走向,且大致平行,四号坑位于一、二、三号坑的东侧,呈南北走向,四座坑除三号坑未被发掘外,一、二号坑已正式发掘,四号坑也进行了初步清理,跪坐俑均发现于一、二号坑内(图1)。根据形制和装束的不同,发掘者将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跪坐俑分为跪式俑和甲胄俑,跪式俑特征是两臂下垂,双手前伸,左手向下半握,呈按物状,右手握拳中空,原似持有器械(图2)。甲胄俑,从身体姿态看,似应作跪式,双手前伸呈持物状,左手握而中空,右手作抓握状,手心有直径1.2厘米的圆孔,身背箭菔(图3)。然而这两类陶俑其实均呈跪坐姿势,两者区别只是着装的不同,这种命名和分类方法存在较大问题,命名上未抓住陶俑的本质,没有准确反映陶俑的真实内涵。陶俑分类和命名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以形制来分类,有的以着装来命名,但是都没有抓住陶俑的根本特点,容易产生混淆,如果以陶俑自身体现的内容和性质来分类和命名则较为科学,如仪卫俑、侍俑、乐俑、舞俑,这样一目了然,不会产生混淆。对于狮子山兵马俑坑跪坐俑而言,研究者所持观点不一,有的笼统称为步兵俑坑,有的称之为坐俑,也有人定名为车兵俑,但未说明理由,以致今天关于狮子山兵马俑中是否有车兵尚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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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二号坑后段出土的跪坐俑(刘照建 提供)

                                   

图2 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式俑(刘照建 提供)  图3 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的甲胄俑(刘照建 提供)

狮子山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式陶俑为着袍俑,其双手前伸,左手向下半握,是握有缰绳的造型,右手心向左呈半握姿势,中有小孔,不是持有器械,而是原持有马鞭,这种造型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铜车马坑中出土的铜车马的御手俑几乎相同(图4),另外这种形制的陶俑在徐州其他汉墓如龟山汉墓、驮篮山汉墓中也有发现,均出土于车马室中,且有大量的车马器同出,由此说明第一种跪式着袍俑实际是御手俑。至于甲胄俑的性质,从装扮形态则可以看出应为车上的甲士,甲胄俑头戴风字盔,盔垂及肩,仅露面部,上宽下窄,仅露出不足20平方厘米的面庞,防护功能显著增强,如此全副武装的甲胄俑,摆在御手俑附近,与御手俑一样呈跪坐姿势,显然应为车上的甲士。甲士是战车上的主要乘员,一般为三人,驾车甲士(御手)居中,左方甲士(车左)是车长,持弓箭,主射,右方甲士(车右)主格斗,携带的武器有戈、矛、戟等,甲胄俑双手前伸呈持物状与甲士特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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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二号铜车的铜俑(刘照建 提供)

二、跪坐俑其实是车兵

需要说明的是,在行进的行伍中,却有如此多的陶俑跪坐,排列在立俑后面,高度比前面立俑低,视线完全被阻挡,根本不能发挥远距离射杀敌人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我们将其定为车兵则非常好理解。以秦代战车为例,战车的车舆至地面高度约为80厘米,大约是人身高之半,当车兵跪坐在战车上,如此高度自然不会存在阻挡视线的问题。由于汉代手工制造业的进步,甲胄制作水平更加先进,防护能力大为提高,使得车兵坐在车上成为可能,同时坐在车上还能解决身着甲胄的车兵行动不便的问题。另外这种车兵(弓箭)在后、步兵(矛、戈)在前的排列,也与战国以来兵法布阵原则相符合。《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曾言“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隳)也。从(鏦)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几(机)也。”即根据兵器、兵种特点配置兵力,以长兵器、次长兵器、短兵器和弩机的顺序,梯次布置兵力,使之各尽所长、相互配合,构成一定的层次和纵深、分工配合的防御阵容。在《司马法·定爵》也有记载:“右兵弓矢御,芟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在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一件战国水陆攻战纹鉴下层的一组图案中,两个近距离相搏杀的人手持短剑、短戟(短兵器),两侧正在抵御敌人的手持长戟,由于弓箭的射程较远,则配置在最后,用以射杀敌人并掩护前面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战争中远程武器大炮放在阵地后面一样,因此手持弓箭的车兵放在队伍后面符合战斗实际需要,这也进一步证明跪坐俑实为车兵俑。当然,与秦始皇铜车马坑相比,狮子山兵马俑坑未出土战车,车兵俑阵容显得不整齐,摆放也没有秦车兵俑那样车左、车右分得清清楚楚,这说明汉代车战的形式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狮子山兵马俑坑的布置形式与秦不同,但是并不能改变其为车兵俑的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没有将跪坐俑定名为车兵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陶俑定名混乱,掩盖了车兵俑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是跪式俑周围没有出现战车,这也是发掘者非常谨慎的重要原因。其实兵马俑坑的设置,仅仅是西汉军阵的象征,并不是真正的写实,况且以典型器物代表某种事物在秦汉墓葬中经常出现,譬如以马具代表随葬马,或以车马器表示随葬车的现象也很常见。在河南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及一号陪葬坑出土的车马器中,有两件当卢、两件马衔以及众多的马饰,说明每辆车至少代表着有两匹以上的马,但坑中明显不见马骨及其遗迹。与之相似的情况在陕西咸阳杨家湾也有发现,在战车坑中没有马俑和兵俑,仅放置车马器。因此对于狮子山兵马俑坑只出车兵俑,未出战车的现象,合理的解释是以车兵俑表示车兵军阵。这从秦俑的考古发现中能得到印证,即使是写实的秦俑也是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如车兵不坐车,骑兵不骑马,秦俑的研究者王学理先生就认为:秦俑的艺术性在写实性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挥,在主题表现上,有实有虚,虚实相生,从而收到视觉上最佳效果。狮子山兵马俑无疑也继承了秦俑的表现手法,且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经过比较分析,过去将跪坐俑定名和分类为跪式俑和甲胄俑是不准确的,其实这两种俑应为军阵中的车兵,其中跪式俑是御手,甲胄俑是车士,宜统称为车兵俑较为恰当。如果以此定名,这样就与骑兵俑、步兵俑等关于兵马俑的称谓统一起来,有助于准确认识狮子山兵马俑的性质和内容。

三、埋藏地下的楚国三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兵器的进步,战争形式也发生较大变化,春秋时期战争形式是以车战为主,到汉代逐步被进攻速度快、动作灵活的骑兵所代替,由于汉兵马俑坑中出土战车较少,以致引起一些学者的错觉,认为汉代战争形式主要是步、骑兵相结合,车辆除用于指挥和运输给养外,大部分则成为出行代步的交通工具了。事实并非如此,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的发现,则清晰展示了汉代楚国军队的真实面貌。

1984年发现于徐州市区东部的狮子山兵马俑坑,共发现俑坑四座,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早在1981年,当地砖瓦厂取土时,还发现两座俑坑,编号为五、六号坑,距离前四坑西北125米左右,出土骑俑约200余件,俑坑已被毁坏,骑俑排列组合情况已不可知。因此事实上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共发现俑坑6座,出土陶俑总数达4000余个。

从六座俑坑布局来看(图5),一、二、三号坑为主俑坑,居于中心位置,是左、中、右三军的象征,目前一、二号坑已正式发掘,出土陶俑以车兵俑和步兵俑为主,据统计一号坑有车兵俑300个,步兵俑620个;二号坑有车兵俑413个,步兵俑723个,两坑合计车兵俑713个,步兵俑1343个,车兵俑占步兵俑一半稍多,二者比例大概在1:2。三号坑尚未发掘,估计情况应与一、二号坑相似。根据车兵俑和步兵俑的排列位置,可知当时车兵和步兵混合编队,说明西汉初年楚国的军队中步兵和车兵为主要兵力,车兵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车兵布局已不像春秋战国那样在军阵前方,而是在队伍后边,说明车兵和车战已不占主导地位,地位已不如步兵重要,步兵数量则显著增加,且位置也发生巨大变化,不是跟随在战车之后,而是在战车之前,说明步兵除护卫战车外,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战场的主力。战车由于体量大不灵活,受地形限制较多,特别是由于战争形势和新式武器的不断运用,战车在战争中数量呈不断减少之势头,不如春秋战国时期应用广泛,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四号俑坑在一、二、三号俑坑东端4米处,俑坑为南北方向,与一、二、三号俑坑垂直分布,处于整个军阵的最后,破坏较为严重,原来排列和数量不清,结合残存的十余件陶俑不着盔甲、长衣及地的特点,四号坑不可能是过去所说的“警卫部队”,而应是象征管理和监督军队行动的机构。五、六号坑由于已被取土破坏,骑兵俑排列组合和数量已不得而知,但根据调查了解,两座俑坑内出土的均为骑兵俑,是一处单独设置的骑兵俑坑,表明楚国骑兵部队已经从车兵、步兵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作战部队,不过数量不是很多,尚未成为战场的主力,从其位于主力部队西北前方百余米位置来看,这支骑兵部队可能是主力部队的先锋部队“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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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分布示意图(刘照建 提供)

作为军事题材的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是西汉楚国军队编制的真实情况在地下的反映,当车兵俑、步兵俑和骑兵俑身份界定后,西汉楚国军队编制构成情况已初步显现庐山真貌,西汉楚国军队由车兵、步兵和骑兵三个兵种组成,是一支编制完整、规模可观的地方部队,其中步兵发展快,数量最多,是战场上绝对主力;车兵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与步兵混合编队,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骑兵也有很大发展,已经从其他兵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支单独作战的先锋部队。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楚是仅次于吴的重要诸侯国,指挥平叛的周亚夫言“楚兵剽悍,难与争锋”,由此可见楚兵之强。当然后来由于中央王朝考虑到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文帝开始“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景帝时推行更加严厉的“削藩”措施,诸侯王的权力受到削弱和剥夺,诸侯国不能再拥有军队。“七国之乱”后,徐州地区楚王陵墓再也未发现以军阵形式随葬的兵马俑群,狮子山兵马俑坑随葬现象遂成为西汉楚国之绝响。

(作者简介:刘照建,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