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武湖(视觉中国 提供)

说起城市湖泊,玄武湖之于南京,就如同西湖之于杭州。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有比较:“钱塘莫美于西湖,金陵莫美于后湖。”

玄武湖,又称后湖、北湖,地处南京城东北面,三面环山,一面临城。今属钟山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长2.4千米,东西长2千米,周长9.5千米,总面积473公顷,其中湖面面积368公顷,库容约550万立方米。

一

1936年,毕庆昌、王超翔《南京玄武湖之地质环境与成因》一文认为,钟山逆掩断层、天宝城断层、富贵山断层、太平门断层等四大断裂现象致使玄武湖低地形成,其形成时期应在第三纪中。1984年,李立文《南京玄武湖的成因》进一步指出,必须从地质构造、岩性、人为影响等方面综合分析玄武湖的成因。如湖区位于宁镇、宁芜地区构造的分界线,处于钟山—幕府山复向斜开的喇叭口端,断横交错,系一破碎带。带内有火层岩侵入体,经过风化剥蚀,发育成河流,是为原始湖盆。经过千百万年侵蚀,逐渐被溶蚀为低洼积水地,形成湖泊。湖水向四周浪击,不断扩大水域,终于成为玄武湖。即在人类出现以前,玄武湖就已经形成。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定都建业后,便开挖潮沟、运渎、青溪等河道,与玄武湖相通,以积蓄周围山上流下的雨水,满足两项功能:一是向城内输水,二是用来灌溉和运输。遭遇洪水时,玄武湖作为蓄水池,以减轻水患的危害。后经过历代不断疏浚,东晋元帝以后,湖面甚至用作操练水军,大小约为今天湖面的四倍。隋灭陈后,建康被“平荡耕垦”,城市地位急剧下降,玄武湖久未利用,荒于疏浚,淤塞严重,到南唐时才有所好转。宋灭南唐后,金陵再度受到压制并失去往日的繁华,导致玄武湖疏浚不力,再度淤塞,湖水枯竭,部分湖床也被百姓开辟成农田。北宋天禧元年(1017),昇州知府丁谓上奏朝廷对玄武湖进行疏浚,玄武湖才恢复部分蓄水功能。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淤塞严重”“荒于疏浚”已经不足以形容玄武湖了,“万顷澄波”的玄武湖已经“废湖为田”(也称为“泄湖为田”),水面直接消失了,变成了农田,空留下一个玄武湖的地名,且长达200余年,直至元代才得以大规模疏浚。宋淳熙十四年(1187),南宋诗人杨万里来到杭州,面对西湖乘兴写下了不朽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四年后,他来到南京,看着眼前的玄武湖,虽没看到“金陵莫美于后湖”那般景致,却仍写下了这首《夏日杂兴》:“金陵六月晓犹寒,近北天时较少暄。打尽来禽那待熟,半开萱草已先翻。独龙冈顶青千摺,十字河头碧一痕。九郡抱来都雨足,插秧收麦喜村村。”在诗人眼里,西湖还是那个西湖,而玄武湖却已是“插秧收麦”的良田。这首诗准确地描写出玄武湖“废湖为田”之后的景象,在其文学性之外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那么玄武湖“废湖为田”是如何造成的?其始作俑者又是谁呢?后世普遍将其归咎于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依据就是《景定建康志》(以下简称《景志》)中收录的《湖田疏》。[3]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南京地区的地方志书,《景志》成书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是南京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府志,还是研究宋史和南京地方历史的经典文献,也是研究南京历史文化绕不开的一部著作。

对此,当今学术界开始有不同的看法。邢志远、邢国政《王安石·〈湖田疏〉·“废湖为田”》(以下简称“邢文”)一文从王安石三次在江宁府任职的时间、名分以及对其他著作记载的玄武湖存废时间比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并得出结论:《湖田疏》系伪作,而且正是由于《景志》的所谓权威性,元、明、清、民国和当今都将此文视为信史,使王安石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废湖为田”是一桩历史冤案。故此,这桩数百年前的“铁案”如今几乎成了“悬案”。

虽然玄武湖“废湖为田”距今已近千年,但不管怎么说,玄武湖水面消失200余年却是不争的事实,“废湖为田”的责任该由谁负,笔者试着通过梳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和具体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

王安石一生的文学造诣,足以享誉千秋,其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长于修辞,诗风含蓄深沉,在宋代诗坛自成一家。

然而相比于大文学家的称号,改革家才是王安石重要的历史标签,正是“熙宁变法”才使得王安石成为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近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极为分化,褒贬不一,变法前他被捧为当世圣人,变法失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他又被斥为大奸臣。朱熹就认为王安石是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而宋高宗赵构更是将其视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5]他死后背负近千年骂名,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梁启超才率先为他翻案,力赞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庆历三年(1043),在宋仁宗支持下,范仲淹推行以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力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一批能吏走上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财政、漕运等状况均有改善,萎靡的政局也有了些许起色。但一年后,随着范仲淹被贬,新政失败。后来王安石在一次拜访范仲淹时向他请教新政失败的原因,已垂垂老矣的范仲淹说,新政拿各级官员开刀,虽得民心,却失官心,不断遇到重重险阻,最后皇帝不得不收回对新政的支持。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力陈自己的改革主张,但被仁宗无视。十年后,宋神宗登基,面对宋朝在与辽国和西夏对抗中的被动形势,以及“三冗”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导致的财政不堪重负、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急寻富国强兵之策,自此“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变法涉及军事、经济、科举等各个领域,陆续制定实施均输、青苗、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裁兵、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前后持续八年的疾风骤雨的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核心就是所谓“理财”。“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认为,方法选得对,无须增加百姓负担就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在变法实践中,具体措施多是以国家垄断和金融管制的手段,以官府取代商人直接经营,通过低买高卖来牟利,为朝廷创收。如“市易司”就把原本批发商的业务抢过来,垄断货物及价格,所得利润进入国库。“青苗法”是官府取代民间放贷人,在青黄不接时贷款给农民,获得收成后连本带利收回。“保马法”实际上是官府将亏本的养马业让民间去经营,以减少朝廷支出。

更有甚者,“理财”的口号成了与民争利的手段。各级官吏为完成朝廷下达的指标不择手段地榨取民间财富。如“青苗法”在运行中有地方官吏强制农民借款,甚至擅自提高官方确定的利率,[8]导致一些无力偿还本息的农民只好变卖家产或逃亡。

一段时间内,变法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库也充盈了,但冗兵冗官问题没有解决,虽然裁撤了部分老兵弱兵,但宋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对西夏用兵失败,损失数十万人。至于冗官这个老大难问题,请教过范仲淹的王安石深知冗官难裁,变法中绕开这个问题,变本加厉地把“理财”的重点转向与民争利。

朝廷财政收入暂时增加了,“富国”尚可暂时一说,但强兵的目标基本没有实现。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困苦,持续八年的“王安石变法”没有让积贫积弱的北宋强大起来。神宗死后,哲宗继位,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掌政权,新法尽废。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成与败、得与失、是与非,笔者无意探讨。但以上梳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宋代玄武湖“废湖为田”的底层逻辑,探析“废湖为田”的责任人。

三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即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全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全天下财物来供给全天下之用。回到《湖田疏》来看,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湖田疏》的作者真是王安石,那么如《景志》所说,“按此奏状,废湖为田,盖始于王安石也”,“废湖为田”的始作俑者就是王安石,玄武湖消失200余年的责任理应由王安石承担。

第二,如果《湖田疏》确系伪作,那么玄武湖“废湖为田”就必然与王安石无关吗?“邢文”论证严密,证据充分。故此,笔者认为“邢文”对《湖田疏》真伪的判断令人信服,但这一判断并不足以得出“王安石‘废湖为田’是一桩历史冤案”的结论,因为玄武湖湖水消失200余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即使《湖田疏》是伪作不假,但王安石任职江宁期间,较大规模地“废湖为田”恐怕也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是得到官方默许的,王安石本人也乐见其成,这才是符合逻辑的推断,时间点也能对得上。从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在金陵隐居时所写《书湖阴先生壁》一诗可见一斑:“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前两句写庭院之景,后两句写湖阴先生家周围环境。杨骥,字德逢,王安石好友,古人以水之南为阴,因其居于湖之南岸,别号湖阴先生。该诗描写的湖阴先生居所周围的景象与从玄武湖南岸向湖所见的地形特点颇为一致,即湖面已改成水田的玄武湖,以及钟山、覆舟山的自然环境。王安石显然对目力所见十分满意,他喜欢“绿”,作诗时对合意的景致特别擅长用“绿”来画龙点睛,与他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样,“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也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其中的描写甚至“暗合”被质疑为伪作的《湖田疏》: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然臣切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

可以看出,《湖田疏》的表达与王安石一贯以来的“理财”理念以及官府垄断专营的思维具有相同的逻辑。

笔者分析,尽管天禧年间丁谓曾对玄武湖有过疏浚,但几十年后,王安石来南京上任时,玄武湖水面很多已被农田蚕食。正如“邢文”所说,自庆历以降,盗湖为田就时有发生,且愈演愈烈,在江南尤盛,只不过是地方官员收取贿赂后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可以想象,敢于盗湖为田的只可能是地方豪强大户,而不大会是平头百姓。看到玄武湖水面被豪强大户侵占为农田而无动于衷,让官府白白损失“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机会,绝不符合王安石的个性和一贯理念。与其让豪强白白侵占,不如官府动员社会力量“废湖为田”,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也符合王安石变法的底层逻辑。

因此,即便《湖田疏》非王安石所作,但并不能因此否认王安石在江宁府任上默许甚至鼓励过“废湖为田”这件事。

王安石说过:“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性格真诚坦荡又自负执拗,在变法中树敌过多,导致朝野倒王情绪强烈。“废湖为田”一段时间后,玄武湖蓄水功能丧失殆尽,江宁逐渐陷入“雨则涝,旱则涸”的尴尬处境,城内河道也逐渐因缺水而淤塞,民间不满情绪滋生。到南宋时期,情况愈演愈烈。《景志》指责王安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田出谷麦,所利者小;湖关形势,所利者大。”

所以,尽管王安石人品高洁、私德无亏,《湖田疏》极不可能是他所作,“盗湖为田”在他任前已经存在,但“废湖为田”符合“王安石变法”的政策导向,二者在逻辑上存在一致性,同时“废湖为田”的成果系王安石所乐见。更重要的是,江宁府百姓即使在新法尽废后仍然在为“废湖为田”持续承担代价,王安石的政治反对派也把“废湖为田”归结为变法在江宁的具体恶政。或许宋代玄武湖“废湖为田”的责任某种程度上真应该由王安石来负。

(作者简介:范忆,南京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