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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研究

2024-11-15    李 昊

宿迁地区位于江苏省北部,处于淮河流域下游,属于沂、沭堆积平原,地表平坦,地势低洼,河流密布。1855年黄河北徙,结束了夺泗夺淮的局面。从此,以废黄河故道为分水岭,把淮河流域分成淮河水系与沂、沭、泗水系。受季风气候影响,宿迁地区降雨多集中于夏秋两季,且时有连续强降雨天气,在淮河水系与沂、沭、泗水系及废黄河水系交互影响、叠加作用下,民国时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被称为“洪水走廊”。本文考察了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成因、影响,并简单介绍当时防灾和救济措施。

一、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概况

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频发,且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造成了人民群众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加剧了社会动荡,灾民无所适从,形成“天灾人祸”的恶性循环。

(一)水灾频繁,洪涝灾害并发

宿迁地区地势低洼,积水难排,容易洪涝并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洪水灾害有1921年大洪水、1931年大洪水以及1938年大洪水。

民国时期宿迁地区各县水灾次数统计表

序号

县域

洪水(年份)

雨涝(年份)

次数

1

宿迁

1914 1926 1931 1934

1912 1921 1930 1937

1945 1947

10

2

泗洪

1913 1931 1938 1943

1944

1912 1914 1916 1921

1922 1926 1931 1932

1935

14

3

沭阳

1913 1914 1921 1925

1926 1931 1933 19341935 1938 1946 1947

1948

1945

14

4

泗阳

1921 1931 1935 1938

1942 1945 1946 1947

1948

1916 1932 1933

12

资料来源:《宿迁市水利志》《宿迁市宿豫区水利志》《泗洪县水利志》《沭阳水利志》《泗阳县水利志》等。

上述统计显示,1912—1948年间,宿迁地区洪水暴发31次,沭阳县最频,达13次;雨涝出现19次,泗洪县最多,有9次。总体看,宿迁地区几乎平均不到两年就会有较大的洪涝灾害发生。

(二)水灾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

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发生后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会持续较长时间。1935年农历九月初七,窑湾(徐州新沂西南边缘,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之北曹沟决口,且久未堵复,致使洪水滞留在骆马湖中长达5个月之久,直到次年农历二月初洪水才退去,导致当地未能及时种麦。此外,由于宿迁地区易积水,难排洪,受灾范围往往难以控制,波及范围广。1921年8月上旬,宿迁境内20余日暴雨不止,加之淮、沂、泗河之洪水,中运河以东地区的宿迁、泗阳、沭阳等县洪涝灾害并发,地势低洼之处一片汪洋,受灾群众惨不忍睹。1931年大洪水,中运河两岸漫溢,共溃决82处,漫决114处,[1]272“沭阳田地十之有九被淹,泗阳城南舟行至临淮关和明光,船行于秋禾之上,惨不忍睹”。

(三)农田被毁,生命财产损失巨大

洪灾破坏力极强,往往直接导致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农田被毁,引发物资短缺,造成灾民饥寒交迫、无所依存的惨状。1914年大洪水,骆马湖流域“房屋被洪水泡倒,灾民上树待船营救,人畜伤亡无数”。1921年,沭阳县遭遇恶劣天气,连降暴雨,“8月上旬沂水大涨,淮沂汇流冲毁双金闸,灌入北六塘河,钱集堤北决,小官庄南决,周码头西圩北决,东西两乡禾豆无收”。同年9月,“洪泽湖水暴涨,湖高水位16.00米。平原、洼地玉米被淹,晚秋失收。时值秋分,大水未退,丘陵、平原到寒露前后,才勉强播种,洼地当年均未适时种麦”。1926年,运河在头(车头简称,位于骆马湖西岸,中运河东岸堤上,在今皂河镇与窑湾镇之间,1958年骆马湖拓建为常年水库,该地被淹没)决口,导致“秋禾淹光,种麦推迟”。1935年,宿迁地区受灾严重,泗阳、沭阳、宿迁3县受灾人数超17万人,牲畜损失至少2500头,房屋毁坏有1万多间,农田被淹达124万亩以上,还有食粮漂没超15万石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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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淮河大水灾致使泗阳县城房倒人空(源自夏明方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

(四)社会动乱加剧,人口被迫迁移

灾区的社会秩序极其脆弱,天灾之后还常伴有人祸,如匪患猖獗,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大量灾民被迫离乡逃荒。1931年,宿迁地区先发水灾,又遭匪患,民不聊生。“宿迁先水后匪,四五七三区,为匪盘踞,杀人无算,家徒四壁,遍野颓垣,麦未下种,来岁无望,被烧数千户,杀死三四千人。泗阳东南乡李家口、蒋家集、陈庄、谷庄,西南乡金锁锁、曹家庙、屠园圩、大李圩,北乡史家庄、里仁集等处,被匪蹂躏,加以同时重被水患,流离失所,村里荡为邱(丘)墟”。1932年,民众刚从大水中艰难挺了过来,然而,是年9月14日,匪首魏友三带着上千土匪血洗了吕集(今泗洪县内),“268人被杀,18户被杀绝”。水灾引发匪灾,匪灾加重灾情,恶性循环之下,社会秩序不存,百姓生活悲苦。徐禹民曾于1944年至1948年间任中共沭阳县委书记,他对当地百姓的悲惨生活深表痛心,作《水害纪实》:“沂沭河,久失修,上游洪水漫灌。地势洼,多湖荡,水来如汪洋。水深处,一丈余,柳树枝上结须。房屋倒,粮草漂,十年九不收!匪当道,如虎豹,苛捐税似牛毛。恶土豪,如蛇蝎,吸尽农民血。贫佃农,命难活,无柴无米又无屋。卖儿女,去逃荒,苦难向谁说?”徐作不仅指出了水灾频发的原因,还道明了水灾灾情及其影响,百姓在“十年九不收”的悲惨境遇下,竟还遭受盗匪侵袭、苛捐杂税、土豪剥削等苦难,最后被迫典儿卖女、离乡逃荒。

二、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频发的原因

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频发,既有季风性气候带来强降雨天气等自然原因,也有水利失修、人为决堤等复杂的社会因素。

(一)气候湿润多降雨,地势低洼易积水

季风性气候外加独特的地形是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宿迁地区为典型的季风气候,年降雨量分配不均,夏季炎热,雨水集中,每年的雨量“大都集中于夏季各月……自夏至至立秋,多雷阵雨,时雨时晴,此外多细雨、多连阴,其雨量最高之年份为民国十年计1406公厘,较平均量超过57%”。1921年6~9月,受高、低压气旋运动的影响,冷、暖气流交汇,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普降大雨,宿迁地区洪水泛滥成灾。此外,宿迁地区地势低洼,大部分为低海拔平原,暴雨来袭河湖泛涨,而河道淤塞,积水难以排出,“淮河排水能力仅有1/2,沂沭河排水能力不及1/6”“遇内涝退水缓慢,决堤浸溢”。加之有时淮河洪水由盐河北流,造成淮、沂、沐、泗诸水并涨,如此,宿迁地区陷入内有积水、外有洪水的两难局面,灾情更为严重。

(二)社会动荡不安,战争破坏堤坝

民国时期战争频繁,出于军事目的炸毁堤坝,“以水代兵”,是宿迁地区发生水灾的原因之一。1938年6月,为阻止侵华日军自徐州西进,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堤,形成河南、安徽、江苏3省44县受灾,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洪水漫流达9年之久,灾民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1946年,国民党军队轰炸高邮附近堤身,致使沂、沭漏水,最终宿迁、沭阳等县发生水灾。“政府不但不开放江坝,而且不断以重轰炸机以重磅炸弹轰炸高邮附近堤身,并扫射修堤人民,阻挠修堤工程,致使沂、沭漏水,今堤岸又告溃决,竟演成宿、沭、灌各县空前水灾”。洪泽湖大堤曾屡遭破坏,国民党军队破坏了3段堤身,日本入侵者更是破坏了大堤石工墙达200丈。民国时期,堤坝毁损导致的溃堤洪水给宿迁地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三)水利失修,治水无力

资金不足、贪腐严重是水利失修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极为有限,泗阳县各河“常年淤塞,难以疏凿”。加之克扣工资,水利建设举步维艰。1933年,泗洪县征集民工参与导淮工程,但是“由于导淮经费被层层克扣,民夫吃不饱饭,不少地方群众拒不上工”。1934年11月25日,导淮工程泗阳段民工为反抗克扣经费一致罢工,“焚毁工棚,呼啸而去”,后直到该段总队同意加土方费,每方5分,民工才同意复工。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仅在1928—1929年间,就有宿迁县杨县长和淮阴县陈县长先后被查”。1935年底,泗阳县有乡长、保长以“看堤”“回头望”等名目,“向群众摊派钱款,中饱私囊”,而非整修水利,引起“民间怨声载道”。地方官员腐败至此,难以担负起兴修水利之重任。

此外,国民政府治水无力致使灾情更加严重。1935年8月,黄河在山东郯城董庄决口,山东、江苏治水各自为政,纠纷不断,国民政府却未能有效协调、整合资源。由于政府治水失度,致使北六塘河杨口段决口,沭阳县内遭灾,县长邓翔海斥责“硬以人力造成天灾”。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了相关治水机构,但在实际运行中,“日常的防堵亦步履维艰,遑论整合资源进行全流域治理”。

三、民国时期宿迁地区水灾防治措施

为了防治水灾,国民政府设立水利机构,加大水利勘测,加固堤坝,疏浚河道,提出并实施治淮、导淮计划,和民间社会组织一起组织赈济救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但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相关技术落后、经费保障不足以及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等因素,最终效果还是有限。

(一)设立水利机构,提出并实施治淮、导淮计划

1913年,张謇任导淮局督办。次年,导淮局改为“全国水利局”。后又设立江淮水利测量局,在苏北开展水利测量工作,先后勘测杨庄以下废黄河、中运河、总六塘河等,设置了“废黄河口零点”,为以后苏北地区水准测量提供了依据。勘测工作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提供基础资料,1919年,张謇依据导淮测量资料,发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提出淮河入江流量7000立方米/秒,入海流量3000立方米/秒。1920年,江苏运河工程局附设淮扬徐海平剖面测量局,测量25个县1∶1万比例尺平剖面图,至1927年,完成55100平方千米,并绘制出版1∶5万地形图。此外,1913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在中运河设置宿迁水文站。水文站的设立,起到了监测河道流量的作用。

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导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治淮、导淮计划,并且在苏北地区也实施了一些具体的工程。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导淮工程难再实施。1935年8月,“三河活动坝工程开工,筑坝基桩打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11]25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导淮工程彻底搁浅,“昙花一现的导淮工程使得苏北地区河道水系更加混乱,淮河的诸多问题没有多大的改观”。

(二)加固堤坝,疏浚河道

1933年12月,江苏省建设厅试办征工大修总六塘河堤工,次年6月竣工。1935年春夏,续办征工疏浚宿迁境总六塘河,经费60.7万元。1934年,为了解决沂、泗河的洪水出路,国民政府疏浚六塘河。但因经费有限,工程标准较低,加上洪涝不分,工程效益不高。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建立边区水利处,主持整治江北运河,动员沿线7个县20余万民工,对运河堤进行全面加固维修,将运河分成南、中、北三段,分别成立工程处领导施工,北段工程处设于宿迁县城内。此次工程共修复堤岸247处,修筑埽工护岸21处,整修闸坝7处。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也曾两次组织民力疏浚安河。

(三)减免税收,赈济救灾

1918年,江苏省议会议决沭阳等14县因水灾兵祸连年,允许其截留1916、1917、1918这三年2分亩捐,用来以工代赈、兴修水利。931年,中运河在宿迁县头决口,骆马湖庄稼受灾,湖租折半征收。

1921年洪涝并发,“江苏省赈务处拨款堵塞北六塘河3处决口”。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决口未能及时堵复,酿成了严重水灾。国民政府开展赈灾工作,但经费极为有限。先是急赈,宿迁县救生8714人,用款数6425元;及至天寒,再行冬赈,泗阳实放款数6515元,资金短缺,杯水车薪;最后进行春赈、农赈与工赈。是年10月2日晚上,江苏省查灾赈济处派员和宿迁县长张乃藩在窑湾镇视察,突遇沂河堤决口,洪水淹镇,张乃藩急令“救人一命,赏银洋一元”,但只救出了160多人,还有许多来不及援救的人。1943年8月27日夜,淮河大水,大柳巷圈堤(今泗洪县内)溃堤,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带领900余名官兵与当地人民一起抗洪抢险堵住决口。后来大柳巷圈堤被命名为雪枫圈堤。

民国时期,许多慈善机构及组织团体也积极参与救灾工作。首先,一些杂志、报刊会报道有关灾情的简况,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到水灾的严重性与灾民的凄惨,为水灾募捐活动做了舆论准备。1914年大水后,《地学杂志》刊登《沭阳水灾现情节略》一文,描述了沭阳县水灾情形:“淫雨沤苗、湖涨伤苗、误播种期”,“溃堤淹禾、浮家泛宅”,原以为天灾已经如此惨烈,未曾想“旱魃蝗孽、匪抢兵劫相继为虐”。沭阳灾区惨况可见一斑,令人悲怜。1931年大水,以《申报》为代表的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发布了灾情及救济情况。

其次,一些慈善机构积极组织救济。1925年,北六塘河钱集西圩门外决口,200多家被冲没,随之又有多处决口,后由华洋义赈会拨款堵复决口。1935年苏北水灾,世界红十字会徐州分会对铜山县、宿迁县进行急赈,救助“计27个乡,5256户15664人,实放款数2167元,粮食2144石,面粉221袋”。上海华洋义赈会与中国济生会合办了沭阳县的冬赈与春赈,冬赈“计14乡,苞米1758石,棉衣1859套,得赈4158户,19731人”;春赈“计18个乡,10870元,得赈3544户,17167人”。北平孝惠学社在冬赈活动中对沭阳、涟水两县进行了粮食与钱款的救助,“放款4998元,粮861275石,得赈12114人”。华洋义赈会于1935年冬赈和1936年春赈救济中,向沛县、沭县、徐州、邳县、宿迁、清江浦“共赈洋72114.98元”[19]487。慈善组织在苏北水灾救济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救济行为不仅减轻了政府在宿迁地区的赈灾压力,也为灾区百姓提供了急需的物资与钱粮。

此外,灾区群众也会组织自救,主要是疏通水路,集资堵修决口,兴修水利。1914年冬天,“泗县5千余民工开挖濉河,上游自安徽池村、黄善楼达徐州,下游至境内洪泽湖”。1915年,沭阳县北六塘河在钱集决口,最终由义赈及农民集资堵闭。1943年淮水泛滥,淮北行署不仅拨粮7.5万千克救济灾民,而且组织8县人民兴修水利,最终总计修河道106条,挖池塘12.5万多个,受益土地1667平方千米。

(作者简介:李昊,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灾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