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天空灰蒙蒙的，有凝重、苍茫之感，仿佛积蓄了一肚子的心事，却迟迟不见落雪。

那年的冬季异常阴冷，大街上汹涌的人流、密布的汽车尾气和四处升腾的喧闹声，在我看来，都是尘世对雪急躁、癫狂的情绪表达。偌大的天空，雪都到哪里去了？

午后，上苍终于有了些许感应，下起了零星微雨。寒风中那些残存的黄叶不由自主地坠向马路、人行道及大街小巷，补丁般贴在地面上，像或明或暗的伤疤，有些惨淡，令人心情沉郁。

我枯坐在快哉亭中，心里突然涌起苏轼在徐州的往事，那个叫桓魋石室的古墓从记忆的水面浮现，于是我拨通了当地朋友的电话，邀其一同前往。

一

我之所以对那座石室念念不忘，缘于困惑。苏轼在此地做官，曾率一干人于初春在墓室里弹琴、高歌，实在匪夷所思。他先后到过桓魋石室三次，最后一次是即将离开徐州的前夕，准确来说，是元丰二年（1079）的正月。四月，他便从徐州转往下一个颠沛漂流地——湖州。世间轮回、宿命召唤，在此两年前，苏轼在密州接到调令时也是个春天。

桓魋石室墓道（杜怀超 提供）

苏轼的一生几乎都在路上奔走，徐州算是他停留时间较长的城市。按照宋朝官员调职惯例，赴任需提前准备，毕竟旧时水路、陆路交通工具不外乎船只、驿马或脚力，远不比今天的飞机、高铁、轿车，可一日抵达。当初苏轼从密州到徐州，也是辗转了数月。

苏轼即将离开徐州，一时间得有多少事要做？抛开政务不说，还有那么多的好友要告别，比如山人张天骥、贺仲达等，以及天南海北的文朋诗友，焉能不通知？特别是“苏门六学士”之一的秦观和苏轼敬仰的老师、已是风烛残年的欧阳修等，总得捎个书信道别吧。可苏轼脱下越冬的棉衣，换上单衣呼朋引伴，喊上十来个人，啥也不顾，在大好春光里前往桓魋石室。那次郊游，还多了一位特殊的朋友——道士戴日祥，他带着一把名琴——雷氏古琴，这显得有点极不寻常。

事实上，徐州有太多值得苏轼留恋的地方，比如故黄河边的黄楼、云龙湖边的燕子楼、回龙窝东侧的快哉亭以及云龙山上的放鹤亭、黄茅岗，还有山下的十里杏花村——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设宴送别乡党张子厚赴京赶考的。还有一座以苏轼命名的小镇，即利国镇，人们都叫它苏轼小镇。徐州这片土地上，几乎处处留下当年知州苏轼的足迹。

那到底是一座怎样的石室，值得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简单说来，它就是一座偌大的空山洞，经鉴定为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司马桓魋为自己修建的墓室。

二

徐州作为汉文化重地，墓葬文化尤为突出。随便在徐州地上走一走，各种汉王陵充斥脑海，如龟山汉墓、楚王陵、北洞山汉墓等，这些汉墓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背靠大山，在山峦里深挖一洞穴，作为死后归宿地。这似乎应了陶渊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诗句，只有把肉身同巍峨的山峦连在一起，才能抵达不朽和永恒。为了死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那些王侯将相们命令成千上万的石匠不分昼夜地在深山里开凿、挖掘，还要求能工巧匠在石头上雕龙画凤，从生活器具到民间神话传说，天空飞的、水里游的、陆地上跑的，应有尽有。有的王陵里还设置了单独卫生间，实属罕见，足见当时墓主人的奢侈浮华。从号称“汉代三绝”之一的汉画像石上那些古朴的线条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视死如生”的恢弘愿望。

明钦差漕运总兵官杨茂手书的“桓魋石室”石刻（杜怀超 提供）

桓魋墓室比西汉王陵不知早多少年，后世王陵是否受到其影响，如今已难以考证。

我们抵达墓室前已是黄昏，灰蒙蒙的天色添了几分紧张，愈发凝重。沿着狭窄的石路拐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矗立眼前，两边长满荒草、枯藤和灌木。我们在墙壁上仔细辨认，依然可以看到明朝钦差漕运总兵官杨茂手书的四个正楷大字——桓魋石室。此字非虚，即使最后一个“室”字稍显模糊，也丝毫不影响其存在的佐证。世人对此处是否为桓魋石室存疑，但我想明朝人都认定了，我们还怀疑什么呢？

桓魋石室依山而建，这一点与后来的众多楚王之陵墓可谓异曲同工。从春秋到两汉，人们对生死的认知是否也是一样？只是桓魋当年建造的墓地，山洞凿了一半便成为烂尾工程。当然也有人说桓魋石室之所以是空的，乃早年被盗的缘故。就是这样一个空空如也的石室，何以引来苏轼多次光顾呢？

三

徐州在苏轼一生为官的各“州”（黄州、杭州、湖州、儋州等）中，是尤为特别的一段。历史上称他在徐州为官的时期为“黄楼时期”。当时苏轼正值壮年，年届四十多岁，是大干事业、施展人生抱负的关键时刻。并且，徐州与当时汴京实属近邻，足以说明当时朝廷对他的重用，且徐州物产丰富、百姓富足，更利于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实确实如此。苏轼在徐州历史上，不仅留下了抗洪护城这一伟大诗篇，还在白土镇发现石灰，勘探出煤矿和冶铁；他为百姓祈雨于石潭，种种亲民、爱民之举，早已将他的仕途推至高处。当年洪水过后，苏轼不惜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多次上书朝廷，请求为徐州拨款赈灾，恢复民生。可以说，担任徐州知州的两年，是苏轼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也是他天涯倦旅中最充实的岁月。

回首往事，李邦直的那座亭子从记忆里浮现出来，那是在薛能阳春亭的旧址上改建的，是苏轼送给徐州除黄楼之外的另一份重礼，命名“快哉亭”，还有那绵绵不绝的快哉之风，正是源自苏轼胸中浩然之正气。若非如此，徐州城如何在洪水灾害面前史无前例地保全？历史又如何馈赠给徐州一座“土实胜水”的黄楼，以及环绕徐州城的十里苏堤？徐州百姓是懂得感恩的。当年的快哉亭，与徐州古城墙毗邻，被高大雄浑的古城墙呵护着；如今它成为面向市民开放的人民公园，人流如织。诸君若闲暇至快哉亭，欣赏曲亭、荷风之余，还会发现园内另有一处亭子，名曰“知君亭”。此“君”为谁？当然，除苏轼还能有谁？

四

桓魋石室内部是空的，一片漆黑，它所在的山还有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圣女山与桓山，桓山也称桓戒山。山名的由来尽管不可得知，但从“圣”到“桓”再到“戒”，似乎暗合着什么深意。为什么这么联想呢？只因为桓魋的名声远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圣人孔子对他的批评。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桓魋是一个心胸狭窄、时刻想着谋权篡位的腌臜之人，手里掌握着权倾朝野的大权，既想长生不老、永垂青史，又听不得别人一点非议，即便孔子也不行。

桓魋把自己死后的墓地选在大山深处。这是桓魋心虚所致，越是腌臜之人就越害怕死后被别人发现而破坏。就在桓魋劳民伤财修建墓室三年仍未完工之际，孔子携一干弟子到来。

六十岁的孔子离开卫国时，被桓魋的弟弟、孔子的弟子子牛知晓，子牛极力推荐孔子去宋国哥哥桓魋那里。孔子认可子牛的人品，加上对方的一再邀请，于是带着一帮人直奔宋国而去。到了宋国境内，孔子看到当地一些老百姓在修建一座气势雄浑的石室墓，孔子好奇，问：“这是谁的墓？”有人告知是桓魋的墓，当时的桓魋才三十八岁。

两个细节触动了孔子的内心，一是桓魋年纪轻轻，就为自己修建墓地；二是修了三年的石墓，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孔子还没见到桓魋本人，就把修墓这件事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从心底开始厌恶他。

孔子到了宋国后，惊动了当时的国王宋景公。景公早已仰慕孔子的才华，一心想把孔子师徒一帮人留下，委以重任。此事引起了桓魋的嫉妒，他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乎暗地里派人刺杀孔子。万幸的是，孔子逃脱了。

绝处逢生后的孔子，说了一句“临危不惧”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有德行的人，桓魋也奈何不了他。也正是这句话，桓魋跟着孔子蹭上流量。不管桓魋是非功过如何，即使墓室是空的，靠着孔子这块金字招牌，他终究还是“千古留名”了，只是此名乃骂名罢了。

五

空空的桓魋石室虽未赢得孔子的赞誉，但并不影响后世诸多王公贵族效仿其身后安排。就在离桓魋墓室不足两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叫北洞山的楚王墓，被村落楼宇包围着。我见过楚王墓的内部图景，且不止一次。外地朋友来了，总要带他们到王陵里看一看，本意只是让他们见识下汉代地下宫殿的瑰丽，绝无拷问生死之意。

生德亭遗址（杜怀超 提供）

徐州作为汉高祖的故里，其大大小小的山，也就理所当然成了汉墓首选之地，如龟山、狮子山、卧牛山、北洞山等。既是王的墓，自然就有王的威严、气势和奢华。龟山汉墓有七百多平方米，卧牛山汉墓则有一千多平方米，汉墓里陈设齐全，除了墓道、甬道外，前室、后室、卧室、客厅、马厩、厨房等一应俱全。白集汉画像石墓和茅村汉画像石墓中，雕刻着大量图案的条石石刻壁画，带着古朴之气质，寄托着墓主人来世的梦想：有的壁画描绘着历史情节里的荣耀部分；有的再现生活中的某次盛宴；有的或许是欢迎宾客的排场或日常生活；还有一部分则是涉及神话传说的凤飞龙降、女娲伏羲等。粗砺而古拙的雕刻，或婉转流畅，或刚直豪放，或秀丽活泼，在力量和动感中，形与神有机结合，大汉深沉雄大之气势沿着墓道向洞外流溢。此外，奢靡是楚王陵的必然腔调，墓室内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玉衣残片等各类器物不计其数。从这点来看，即使当年桓魋石室建成，恐怕其豪华程度也赶不上楚王们吧。

据留下的诗文记载，石室顶上应该还有一座亭子，名叫“生德亭”。眼下却无亭影，空荡荡的，只有荒芜；而那些“德”呢，也许跑到不远处的民居里去了。朋友说：“生德，生德，看来桓魋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沿着石径继续深入，终于见到了墓碑和山洞内部。站在洞口朝里一望，洞里迷雾一般，且阴暗潮湿，不见边际。大大小小的石窟，斑驳沧桑，还有一尊神像，神像之下，香灰堆砌少许。这是桓魋的墓么？显然是一座空墓，驱赶几百人为之建造的陵墓，这般“无德”，岂能善终？

明末清初的阎尔梅《洞山为宋司马桓魋墓故名桓山》诗中写道：“谁将司马姓为山，生既奸雄死亦顽。”后来当地人又在桓山上加了一个“戒”字。戒什么呢？戒桓魋那幻想不死之梦？还是戒他“自为石椁三年不成”的愚笨？抑或是帝王的奢侈豪华之来世幻想？

六

石室留在苏轼记忆中的痕迹，恐怕唯有诗文、道士，还有那无法描述的琴声。每次品咂苏轼的《游桓山记》，越读越觉得该文有深义：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

作为当时徐州最高的长官，苏轼为何要到荒凉的山中，把一干众人置于古墓深处？又为何让好友、道士戴日祥代为抚琴，演奏《履霜》曲？

苏轼点名要弹奏的《履霜》，不是普通的琴曲，而是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哀曲、惨曲，出自西周伯奇之手。当年伯奇惨遭迫害，在外漂泊，只能“集芰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偶有一日，晨朝履霜，操《履霜》，援琴鼓之，曲终投河而死。这首曲子流传甚广，文人对此怜爱之极。梅尧臣曾半夜爬起来弹《履霜》，留下“我怀炳炳何日忘，半夜揽琴弹履霜”的诗句。范仲淹对此曲采取单曲循环模式，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这或许是北宋文人的习性，只要日子过得不顺心就奏此曲抒怀。

苏轼命戴日祥弹奏此曲，是否暗示着他临别徐州的哀伤？要知道，在徐州的两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快哉的两年，他怎会舍得这座城的百姓？苏轼在徐州万人空巷送别中挥泪写下《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徐州一别，恐怕此生再难相见。这琴声是否是苏轼对日后前途未卜的迷茫和对湖州“乌台诗案”的预感？

苏轼让道士戴日祥用雷氏之琴弹奏《履霜》，戴日祥惊愕。戴日祥深知此曲乃西周名臣尹吉甫儿子伯奇的临终之曲，是首无望、悲凉的哀歌，弹不得。然苏轼执意。后想来，真是一语成谶。至湖州后众人恍然大悟，“乌台诗案”就是苏轼的人生哀歌。不解的是，彼时的苏轼难道已过早地感应到日后的悲鸣之音？

苏轼与戴日祥相识，缘于古琴。那时戴日祥还是个云游四方、售卖土药的风尘道士，正如苏轼笔下所写：“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随白云出，卖药彭城市。雪霜侵鬓发，尘土污冠袂。”某日，他恰好吆喝到古彭城，即当时苏轼供职的徐州。

道士、僧人在苏轼的生命图谱上占据着显赫的重心，既有贬谪时的不离不弃、患难与共；也有诗、画切磋中的惺惺相惜；还有日常生活中的相知、相伴。苏州定慧寺守钦禅师，在苏轼被贬惠州时，听闻其长子苏迈无法寄家书，便派和尚卓契顺跋山涉水三千里送达。事实上苏轼和守钦禅师属于线上神交朋友，两人并没有见过面，且苏轼从未到过定慧寺。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与僧人道潜以诗相交，引为知己，保持了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方外之友。云龙道士张天骥，又叫张山人，隐居于云龙山上，侍奉双亲，以打柴放鹤为生。苏轼得知后，时常不顾官场的繁文缛节，多次带歌伎上山找张山人喝酒，常常喝得天昏地暗，星斗满天，喝多了苏轼就在山里的大石头上睡去。酒酣之时，还给张山人以及他的双鹤，写下一篇名闻天下的《放鹤亭记》。

苏轼与戴日祥结交，自然没有诗歌、白鹤作媒介，而是一把古琴，一把源自唐代制琴名家雷氏所斫的七弦琴。雷氏古琴，堪称一绝。谚语有云：“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传雷氏制琴，须大风雪降临，浊酒酣饮，至峨眉深山老林听树木之声，唯有连绵悠扬方可为斫琴之材。

因古琴之故，道士戴日祥一下子成为苏轼的座上宾。苏轼是古琴的“铁粉”。苏轼的父亲苏洵喜爱古琴，家藏有唐代著名的古琴“雷琴”多张，其弟苏辙也是古琴好手。

苏轼《杂书琴事十首·家藏雷琴赠陈季常》一文中记述过，他从小就爱拆卸捣鼓，为了弄清古琴内部构造和共鸣的原理，把苏洵的古琴藏品拆卸了：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不晓其“八日合”为何等语也？其岳不容指，而弦不㪇，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如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 

古琴与苏轼，可谓相伴一生。嘉祐四年（1059），二十三岁的苏轼为母服丧期满后返回京城，途中舟行至江浦（今重庆江津），听父亲苏洵弹琴，遂作《舟中听大人弹琴》。

嘉祐七年（1062），苏轼二十六岁，与监官张杲之泛舟南溪，其间终南山道士赵宗有携琴来拜访，弹完《鹿鸣》之章乃去。

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听琴师僧人昭素弹琴，作《听僧昭素琴》一诗，写道：昭素的琴音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元丰四年（1081），苏轼贬至黄州的第二年六月，判官彦正来送琴，苏轼以诗《与彦正判官》铭记。峨眉纪老即海印禅师来访，苏轼令侍者快作数曲；曲罢，不满，遂作《琴诗》。同月，北宋隐士陈季常前来拜访，以琴助兴，并书《杂书琴事》《杂书琴曲》赠之。

哲宗元符三年（1100），流放儋州的苏轼获赦北归，途经廉州，逗留期间写下《和曹子方咏茅庵横琴图》和《欧阳晦夫惠琴枕》。两个月后，他在广州与大收藏家王进叔相聚，两人同为“元祐党人”，后多次去王家观画听琴，写下《书王进叔所蓄琴》。

苏轼视古琴为除夫人之外的另一个亲密伴侣，游山玩水离不开，会客创作离不开，甚至进入梦乡仍然离不开。即使在他去世的前夕，还在谈古琴、论古琴，一生所写与古琴相关的作品举不胜举。

令人费解的是，桓魋石室中，苏轼不弹琴、不写诗，特邀好友、道士戴日祥操雷氏之琴弹奏《履霜》。苏轼是为桓魋挽歌，还是在抒怀自己前途难料的怅惘？人到中年，举家一次次颠沛流离无法言说，唯有把万般心事付诸瑶琴！

七

石室前，我和朋友望着洞内的幽暗，遥想苏轼当年率众人在此弹琴高歌的场景，久久没有离开。恍惚间，似有琴声自身边缭绕、升腾，与墓室、道士及那张古琴交织、模糊在一起，或沉重，或轻盈，或现实，或虚无，时有时无。直到眼前一切都不再有，只剩下身边这座荒凉低矮的桓山，还有石壁上留下的若干块石刻，或斑驳或皴裂的刀砍斧斫之字，记录着追随苏轼之名士。

《游桓山》诗刻（杜怀超 提供）

明朝苏州状元、文学家、书法家吴宽就是其中的一位。

明成化十八年（1482）农历四月十六日，吴宽沿运河北上，乘船过徐州城北的桓山，写下《徐州阻风》：

苏家故事留诗句，仍见夜中风雨来。水激万艘难捩柁，鼓行千阵不衔枚。怒号应撼藏蛟窟，奇观须登戏马台。河上去程谁算得，拟寻石室吊桓魋。

尽管石室崖壁上刻有吴宽的诗句，但据《望桓山》中“郭外冈峦如大环，西偏人说是桓山”得知，其本人并没有来此。

事实上吴宽与石室的关系，不在于他有没有来游览过，重点是在“苏家故事”上。吴宽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对苏子书法最钟情、最用力，毕生都在以苏轼为师。路过桓山留下诗文，这是他向苏轼的致敬吧，好事者勒石刻诗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另外一块《游桓山》诗刻也可见苏轼的印记：

苏公文未泯，桓子恶难湔。俯仰皆陈迹，登临亦偶然。涧花焉向半，石洞湿生烟。王事遑宁处，乘风欲放船。

正德七年闰五月初四日，新安刘恺、婺源潘旦、海阳郑琼、临海武德儒、成都李揖、闽县张孟中、安肃冯显同游。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方瑜在春桃之月曾作《游桓山记》，诗文中也有对苏轼的记录：

桓山在泗水之上，余至徐之明年秋八月四日，始得游焉。山之椒有佛宫，宫之后则石洞，盖宋司马桓魋之墓，所谓石椁，三年而不成者是也……苏子以为愚人，而或者因之，又目以为愚穴，不韪之名，历千万年而不可易。

我和朋友仰面诵读着崖壁上的石刻，数了数大约有几十块，其序文或落款记录着无数的后来人，沿着苏轼的足迹前来问询、拷问和寻觅。可惜，这些苏轼定然是见不到了。对着桓魋石室，我效仿苏轼一干人等，在道士的琴声中，对桓山咏叹：“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 

然终不能释然。苏轼那时到石室弹琴高歌，卿为何故？自此桓山或徐州一别，飞蓬辗转，拉开迁徙、奔走和飘零的余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返程途中，忽见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半空中起舞。

（作者简介：杜怀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供职于徐州市文联。）

栏目编辑：胡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