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南通最早的商品展览会(时称通州商品陈列会),由张謇倡导在1907年6月举办。它不仅是张謇注重学习西方商品流通中新生事物的初步成果,而且是展现南通实业成就与社会经济的一幅风景画。

东渡日本考察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商品展览会应运而生,清末又传入中国。张謇提倡“实业救国”,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全力发展大机器生产、推动商品经济的同时,逐渐关注到了流通中的这一新生事物。

张謇1903年5月东渡日本,是走出国门考察商品展览会的一次重要实践。尽管此行张謇安排考察的领域与内容很多,但行程中反复观摩,意犹未尽的还是大阪劝业博览会。博览会场面宏大,新颖时尚,夜晚“会场内外电灯尽张,……水帘亭以七色镜旋转,现虹霓之色”,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但让张謇痛心的是,由于清政府未曾很好地组织参展,中国仅“六省有陈列出品”,且“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这次东渡既让张謇看到了两国在商品展览会上的巨大差距,也明确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

内外两种因素

张謇回国后,1904年被清政府授予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提高。在此期间,张謇创办的南通实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一个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地方工业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企业生产的商品琳琅满目,质量上乘。《京话日报》1905年8月12日载文称:“江苏南通州各工厂,所办的货物都很精致,比外洋的还好,就是扬州一带销路不旺。有位热心商人汪功甫,由通州运了好些货物来到扬州,在华瀛公司里开办通州商品分销处,专为开通利源抵制外来的货物,好事好事!”该报由北京出版,报道的却是江苏扬州一地的新闻,这充分证明了南通的实业声名远播。对张謇而言,举办商品展览会的自身条件已经具备。

大生纱厂及其码头

与此同时,国内经商环境在发生复杂变化。一方面,在时局不断恶化的逼迫下,清政府在筹办商品展览会上的态度开始变得较为积极。1904年,两江总督周馥首先“欲在南京设一商品陈列馆”。1905年,清政府商部“通饬各督抚创办商品陈列馆”。可见,张謇如欲在南通举办商品展览会,可期待得到清政府的赞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日益通过在中国直接举办商品展览的方式,大力推销商品。仅以日本为例,日俄战争后,日本不顾清政府官员抗议,在沈阳筹建商品陈列馆。两年后,又将所谓的“大日本商品陈列馆”办到了仅一江之隔的苏州。上述变化中助力、压力并存,合并形成了张謇举办南通商品展览会的外部环境。

特殊年份举办

1907年,无论对于张謇或南通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大生纱厂结束了建厂十余年连一届股东大会未曾召开的历史,连同新建的大生分厂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股东大会。张謇一手筹办两个大会并在会上先后作长篇报告,还出台了诸如建立通海实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大小企业等决策。这意味着张謇甲午后投身“实业救国”,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站在了结束初创、开启繁荣的关节点。在两个大会召开期间举办商品展览会,显然含有回顾以往、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再出发的寓意。

南通那时没有现成的商品展览馆,张謇采用了将城内旧建筑改建展览馆的替代方案。几经勘察,最终选择城西南“四面环水,境地幽闲”的奎星楼作为馆址。该楼“前岁因失火焚去前栋一遭”,张謇遂将遭受火灾的房屋改建成“洋式楼房五间,上设商品陈列馆,下为游人憩息之所”。6月初馆成,11日商品展览会对外展陈,展品分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参考”五大类,重点是大生企业生产的各种商品,也有本地其他绅商的商品,还有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甚至包括学校学生的手工业品参展。展品另有“外省之物品”“数百种”,均由人往沪宁等城市采购携通。五间“洋式楼房”,即为展品的五间展室。由于时间短暂,人手较少,商品的征集、审核,以及入选商品的“分门陈设”等,比较繁重,但均如期完成。时届夏令,奎星楼前“一枕云山如游画境”,观众前往参观,亦可借此避暑。端午节那天,张謇等“特备军乐、茶点以款来宾”,以致“连日士女往观者甚众”。

邀请股东参观

展览会期间,正值大生纱厂、二厂股东大会召开,张謇特别安排时间,邀请参会股东首先参观唐家闸的大生纱厂,随后又往城区参观商品展览会,并于奎星楼设宴招待。张謇此举并非临时起意,这是他的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应兼顾生产、将流通主张外化为行为的反映。两厂股东作为投资者或经营者,平时分散各地,很多股东甚至对纱厂与纱厂生产的各种“魁星”牌机纱商品没有直接印象,张謇借机让股东在身临其境中群体感受商品经济及流通中的新生事物,以便日后形成共识与合力。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