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没有进入体制做官的这部分人称为“士人”。实际上,中国自秦汉以来行郡县制,国家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帝国,官僚与专制君主共同统治管理着这个国家。科举制度的盛行,为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士大夫们进入体制开辟了一条正常入仕的渠道。士土夫有文化甚至有功名,但绝大多数是沉积在社会中的生员(秀才)与童生,进入政府体制内的士子则成为名符其实的“政府官员”。这种区分对于讨论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影响是有意义的。

不论是士人抑或官员历来都以“道统”自命,他们往往“充海阔天空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都赞同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真正的“士人”与“官员”,于是历朝历代都不乏为捍卫“道统”不惜以命相颉颃的“士人”与“官员”。可专制皇权在现实中的暴虐与无道,又不可能使所有“官员”们都具有为捍卫“道统”不惜以命相颉颃的勇气,面对“刀锯鼎镬”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不畏死”的。这就会产生“朝臣们的不同选择”,路径选择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这种不同路径选择的直接后果是随后仕风的变化,对士林的影响其表现相对而言则要小于对仕风的直接影响。方孝孺遭诛十族,以及景清受到的“瓜蔓抄”,当时最直接的影响是,在二人家乡,大家对读书人在极权下的悲剧性遭遇普遍感到恐怖,一段时间内“读书种子”不再是世人的普遍追求,对读书种子精神的疑虑也颇为弥漫。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是呈缓解趋势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等级社会,通过读书做“人上人”,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观念。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导致的仕风变化,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入仕后的人格分裂形成一味“皇上圣明”的太监心态或曰妾妇心态;二是“皇恩浩荡”磕头谢恩的犬儒主义;三是腐蚀清廉仕风促使向黩货的变化;四是既会激扬士林与仕阶层的舍生取义、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也会使士与仕选择做“识时务者”。影响所及便是由此促成官场中普遍的重才轻德,士人与官员人格的普遍矮化和贪墨之风的普遍。宋及之前士人及官员们受儒学长期熏染,在德才方面普遍存在着重德倾向。如宋时的叶梦得曾就德才问题阐释过自己的观点,为官员们所认同。他说官员应兼备的才能与顺序应是“德量”“气节”“学术”“材能”。叶梦得此说直至元末明初还为士大夫们所认可,但是“靖难之役”后,经朱棣的大屠杀,坚守道德至上的一批朝臣无不遭到清洗和血腥镇压。这对士人和官员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不少人尤其是官员中人开始转向,造成普遍的重才轻德倾向。

“靖难之役”结束之际,朝臣们纷纷作出不同选择,其中那批归顺者相当一批人是前两种心态的典型代表。在整个明王朝,仁、宣朝的“三杨内阁”是很有名的,“仁宣之治”的出现,“三杨内阁”起了很大推进作用。虽说他们能做到决策时的互补,但无不唯皇权马首是瞻。“三杨”中的杨荣说过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

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

典型的察言观色。即使皇帝说的不对,不但不敢纠正,还得顺着说。这只能是典型的人格分裂一味“皇上圣明”的太监心态、妾妇心态!而“皇恩浩荡”磕头谢恩的犬儒主义则更盛行。

明宣宗的胡皇后没有生育,“无嫡立长”,宣宗立了朱祁镇(后来的明英宗)为皇太子,接着就想立其母孙妃为皇后,皇帝有了此意,这种易后大事朝臣中竟无一个反对之人,为了顺从明宣宗,“三杨”之一的杨荣列举胡皇后20条缺点作为废后的理由。但如何提出并安置胡皇后,总得有个由头,宣宗有点犯难,就找杨士奇商量,杨士奇内心本不同意无缘无故废后,但他不敢违拂,于是问宣宗皇后与孙妃之间的关系如何,宣宗说她俩关系很好啊,前一个时候皇后身体不好,孙妃还去探视了。杨士奇听到这里,就说既然皇后有病,莫若引她自行辞让。宣宗大喜,此事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三杨”中的杨士奇即使如此谨慎小心,一切唯皇帝马首是瞻,面对天威难测的皇权仍旧战战兢兢。《明史》本传说杨士奇“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所谓“善应对”说白了就是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着顺着皇帝的意思说。朱棣因后宫争宠一口气杀了2800名宫女,朝中无一人敢于出面劝说。面对朱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还竟然说出“文皇帝(明成祖朱棣)之心,孔子之心也”这样颠倒黑白的昏话。

明人郎瑛痛恨杨士奇善于察言观色,一味匍匐在皇权之下,谴责杨士奇是“尤为无耻之甚;读书明大义,至此尚尔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然而,杨士奇却是一个十分干练的行政管理人才,历四朝前后在内阁待了41年。才具配位,德则有愧。

朱棣次子朱高煦一直欲拱倒太子朱高炽,自己好上位。永乐十年(1412)秋,朱高煦制造舆论说大理寺右丞耿通受太子之托,多次在皇帝面前为朱高炽开脱。耿通确实多有维护太子的言论,且坚决反对易太子,说“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帝不对结党的太子痛下杀手的。朱棣将耿通的话联系在一起,十分恼火,于是下令都察院会同文武百官将耿通鞠之午门,说:“必杀通无赦!”群臣不敢拂旨,议定斩立决。但朱棣还不解气,说耿通一味为太子说好话,不能饶恕,应当处以极刑。此事明明是朱高煦欲夺嫡所为,枉诬耿通,大臣们也心知肚明,却无一人敢于出面澄清真相,耿通遭“磔死”,黄泉路上又多了一个冤魂。

总之,“靖难之役”后,绝大多数的官员已抽去了脊梁骨,完全匍匐在皇权脚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反抗,这种犬儒现象在不同时期时强时弱呈现。明朝在“靖难之役”后的200年中,发生过的“大礼仪之争”,争国本,明末的党争,直到清初的抗节殉国就是这种曲折起伏情势的表现。但在官场形成的恭谨、察言观色、圆滑,而后发展出的“多磕头,少讲话”的“官风”则始终占据上风,成为官场行事潜规则,圆滑的官员往往混得风生水起。到清朝更是变本加厉,已无药可救。唐宋时期的谏诤风气早已“泥牛入海无消息”,断然无存,烟消云散,一切媚上,“唯上”不“唯实”,整个清王朝几乎再也见不到犯颜直谏的鲠直之仕。道光皇帝时的王鼎尸谏算是个例外。

没入仕的士大夫们,也是普遍抱着“随时安命”的人生哲学态度。陈白沙的《归田园》诗,其三云:“近来织畚徒,城市售者希。朝从东皋耕,夕望西岩归。贫妇业纺绩,灯下成岁衣。但令家温饱,不问我行违。”诗中反映出的就是安身立命的生活观念,不求有为于世,但求保平安,全家“温饱”。在专制淫威下,唯有如此才能自保,不累及家人。明哲保身泛滥于士大夫阶层。方孝孺曾把人分为“君子”与“众人”(普通人),他说:“君子之于众人,其生与死同,惟生而有益于世,死而无愧于心者为君子,其不能然者为众人。”方孝孺认为人的一生,如果于事无补,犹如无生一般。相同的道理,人如果不能奉天下之道,尽人之本性,使自己之身达到无过的境界,纵然谈笑而亡,也可以说死非其所。所以,无论是普通人也好,君子也好,无不要面对生与死。所不同者,士大夫或官员阶层是应当生而有益于世,死而无愧于心,普通民众则并非一定如此。总之,方孝孺主张君子不应以生死为意。而“靖难之役”后,方孝孺此说早被士大夫,尤其是官员们置之脑后。

方孝孺“伉直”而死,遭诛十族,对士林的影响虽不及对仕风的影响之大与直接,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再经嘉靖“大礼仪”、万历“争国本”等事件后,影响再起。明人赵用贤就说:“今天下士习率饰为软媚醇谨,雍雍自好,期不拂于时尚。”王云凤也揭示道:“近世士大夫习于阿谀软熟,以诡随污合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为怪异不祥之物,靡焉成风。” “秉正守介”反被视为“怪异不祥”,不合群就是异类,传统价值观完全颠覆。明代士林仕风的这种变化、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内在转向,反映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的普遍性影响。

东汉时有杨震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之说,坚拒收受贿赂。从整个士大夫阶层以及全社会来看,人们所论无不是为人做事的“正”。尤其是士大夫们无不耻于“小节无知,便属麻木;大节无耻,便落禽犊”。王夫之认为士之知耻,是士风的关键。可“靖难之役”后,这种士风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发展到最后就是仕行无耻,廉耻全无。明人说:“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西杨荐陈芳洲,芳洲嗾人讦西杨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进用,武功竟置芳洲于铁岭。武功为石总兵画夺门之谋,石又置武功于金齿。近日永嘉、贵溪,亦颇类此。”这段话中的“方逊志”乃方孝孺,“西杨”是指杨士奇,陈芳洲是陈循,徐武功是徐有贞,石总兵是石亨。徐、石二人是趁明景帝朱祁钰病危发动“夺门之变”,扶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的人,可事成后相互之间为了权力争斗,都欲置对方于死地。可见当时不少官员已是恩将仇报,廉耻全无。

伴随着普遍的重才轻德风气,贪墨之风也在永乐末年兴起,进一步造成仕风与士风日下。最初官员通过为人题匾作文收受“润笔”,随后便是以此为名公开索取钱财。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明成祖朱棣之孙)召“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二人入宫议事,宣宗说:“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师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时朝臣无贪者,年来贪浊之风满朝,何也?”杨士奇答:“贪风永乐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总之,如方孝孺这样“贫困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者日见其稀,更多的是懒政怠政,养成逸乐之风,礼、义、廉、耻“四维”皆无。原因即是“人臣以伉直受祸”,抱负难伸难免得过且过,更多的则是随波逐流,直到同流合污,终使得有明一代官场形成“上好谄誉,下轻廉隅,贿赂公行”,又回到元末之际的官场风气。总之,明代士林与仕风的卑污,溯源则是“靖难之役”后方孝孺“以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在专制淫威之下士人与官员不得不纷纷选择实用主义,且认为这是“识时务者”。

原本不论士人,还是官员都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即“其原俱本于道德,其用俱可致于事功,其心俱不染于富贵”,而方孝孺“以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后,很多士人入仕后,不再坚持行道,使得“不过上有益乎君,下有益乎民”的追求愈加淡薄。总的说来,对“士风为国之本,廉耻为士风之本。廉耻兴,则士风盛;士风盛,则风俗和,可知矣”的认识,因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而逐渐淡漠,士与仕少有这方面的坚持。明末遭诬构被害的郑鄤在留下的文集中写到天启年间(1621—1627)官员们的思想状况时,说:“……然百炼之刚,亦可屈指数,余者大都委蛇洊躐,以善蔗境而已。”这种现象在有清一代更为明显与普遍。

总体来看,对士林的影响造成的恶果小于对仕风的影响,前者表现也不如后者反映得那么直接。就明清两朝来看,主导社会风气的是以仕风为主,这个导向影响至大,官场风气毕竟是全社会的风向标。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受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影响,此后的官场“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清廉耿介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明武宗针对官场贪黩风气之盛,仍说朝中官员十之三四还是清廉好官。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任吏部尚书的王翱就是一位出了名的廉洁官员。他不但自己廉洁,对于家人的要求也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即使对于和他患难一辈子的妻子也不例外。他的女婿曾托岳母求岳父给他升官,深知王翱脾气的王夫人面对女婿恳求也不好拒绝,于是趁王翱回到家时,就跪在王翱面前,向王翱恳求,没想到王翱一听勃然大怒,居然动手把妻子打伤,之后一连数天不回家。为了廉洁,把妻子打伤,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至于世人都熟悉的于谦,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任地方官时,他就以爱民如子著称。有一年他到京城述职,衙门中人劝他得准备点土特产等礼品。于谦甩了甩袖子说:“没有土产,只有两袖清风。”并当场写下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一出,到处传唱。而所谓“两袖清风”就是源于此典故。于谦的另一首《石灰吟》诗也表现出清正廉洁以及危难之际满乾坤的大无畏精神:“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方孝孺之死的另一方面影响,主要是他的殉道精神激扬了士林与官员的舍生取义、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前面提及的嘉靖时的“大礼仪”之争,万历年间的“争国本”,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宦的斗争,尤其是明末清初大批士林中人如“三先生”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抗争不屈。清廷为了笼络士大夫,特开博学鸿儒科考试,但顾炎武、黄宗羲等拒不应试,不入仕,不与之合作,这其中当然有方孝孺宁死不屈、坚守道义的殉道精神对后世的激扬所致。黄宗羲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大师万斯同一生坚守志节,不食清朝俸禄,抱定以任故国史事而报故国之志,终身把纂修一部明代史书以为己任。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他坚决不应征。次年开局修《明史》,清政府以七品俸来聘请他,称翰林院纂修官,他力辞不就。后遵老师黄宗羲的指教,以布衣身份参加史局修《明史》,不署衔,不受俸。他一生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

杨廷枢,早年为诸生,以气节自任,曾为东林党人周顺昌平反奔走呼冤而闻名。明崇祯三年(1630)乡试高中第一名,即解元。“文名振天下,从游之士颇多”,为复社领袖之一,“名闻四海。清至不剃发”。明弘光元年(1645)清军南下苏州。他因反清事泄,“避地芦墟,泛舟芦苇间”。当地士绅纷纷出走,他却为抗清义军筹粮未走。事败被捕,绝食5日,受尽酷刑,遍体受伤,十指俱损。一家人视死如归。受死前留下绝笔诗6首,其二云:“浩气凌空死不难,千年血泪未曾干。夜来星斗中天灿,一点忠魂在此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夏完淳(1631—1647)是深受方孝孺殉道精神影响的少年英雄,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区)人,明末著名诗人、抗清英雄夏允彝之子。夏允彝抗清失败,慷慨赴死,陈子龙挽联:“志在春秋真不愧,行成忠孝更何疑”。夏完淳7岁能诗文,14岁从父夏允彝及老师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授中书舍人。事败被捕下狱,主审他的正是洪承畴,洪承畴见他还个少年,便好言好语劝说,不料夏完淳怒斥洪承畴无耻,洪被骂得脸如死灰无言以对。夏完淳赋绝命诗,临刑神色不变,大有方孝孺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时年16岁。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1578—1645),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为礼部主事,四年起右通政,参与东林党活动,曾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被停俸半年,遂又削籍为民。崇祯元年(1628年)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因上疏与朝廷意见不合再遭革职削籍。明亡清兵攻陷杭州,清贝勒博洛以礼来聘,刘宗周“书不启封”,曾绝食23天,后死于家中。刘宗周十分推崇方孝孺,著有《方逊志先生死事存疑》《重刻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序》《方逊志先生正学录序》3篇关于方孝孺的文章。

上述事例不胜枚举,有受方孝孺殉道精神的影响。当然,明清易代之际,上述士子所为与他们心中所固有的正统观、忠君思想也有更密切的关系,并不都是方孝孺殉道精神的影响。

总而言之,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与仕这两个阶层的影响,还取决于士人、官员个体的价值追求与学术品质。士的平庸与自保在于利益所诱,为何这样?顾炎武在他的“生员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读书人一旦取得了秀才功名,社会地位立竿见影般的高于一般百姓,成了保护自己的护身符,并且有荫庇家人的可能。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这是很有吸引力的。

而官员呢,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序”中说道:“官之位高矣!君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也。”也就是说,一旦入朝做了官,士变成了仕,也就成为人上人,进入了金字塔社会的上层,名利、权势、地位、荣耀、黄金……凡人之七情六欲皆可满足。官越大,地位越高,待遇越厚,从此只有士、农、工、商的所有好处,不再有士、农、工、商的辛苦劳累。

优渥的待遇与社会地位,自保往往就是习惯性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不留神就会参与制造罪恶,也就是世人常说的为虎作伥,所以受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的影响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就有明一代及清王朝,士人与官员有其复杂性,既有追求遵循儒家行为准则的道德实践者,也有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假道学,这在官员群体中尤为明显,甚至不乏毫无廉耻之心者。官员之耻的危害远甚于士人之耻的危害。需指明的是,中国自秦始皇以后,帝王鲜有讲政治伦理的,倘若唐宋诸帝尚存些许,可明朝16帝、清关内10帝与慈禧,无一人存有政治伦理信念,这也是明清两朝文字狱多、冤案多、杀人多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政治伦理的要求是不记仇,尤其不记异己的仇,表现为不追究前朝人物的政治立场等。政治有成败,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产生的影响无不与专制极权制度有关,与帝王不讲政治伦理密切相关,这才是最具影响的根本,起决定作用的。钱名山总结说:“明二祖之取天下,残酷无道亦以甚矣!凡明代忠良之臣,鲜不遭斩头刮骨之痛。”可谓点中要害。

专制极权制度下无视政治伦理最典型的,莫如明代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以及后期的嘉靖、万历二帝,除此之外要数晚清的慈禧。不妨举其一例,八国联军入侵前,慈禧杀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等人,战败逃往西安,随后杀了主战的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等。这是典型的不讲政治伦理所致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皇上圣明”总没错,错的永远是臣子。慈禧不讲政治伦理的恶劣行径最直接的后果,是酿成全社会道德迅速崩溃,促成“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的无良社会的急剧形成。不讲政治伦理的皇权王朝还能存在多久?十年后清王朝灰飞烟灭!

中国古代士人、官员们的精神史表明,即使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下,即使这两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因为暴力的胁迫和生存的诱惑不得已而放弃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仍有相当多的德性仍存的士人与官员站在真理一边,坚守政治伦理的道德底线而不屈服于专制暴政,而这正是方孝孺精神的延续。这样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明嘉靖时,会稽人沈炼为锦衣卫经历,常与人大骂严嵩父子,并扎了3个草人,分别称为李林甫、秦桧和严嵩,用箭射它。严嵩父子得知,诬告他谋反,沈炼被杀,临死大骂奸佞不止。

海瑞生性耿介,上疏批评嘉靖帝妄求长生不老,不理朝政,致使纲纪废弛,伦常被毁。奏折激怒了嘉靖,下令抓捕海瑞。太监黄锦对嘉靖说,我听说此人上疏时已经和家人诀别,并买好了棺材。嘉靖听了,默然无语,只是把海瑞关在狱中,到死也没有杀他。

即使到了晚清,官场腐败已是病入膏肓,“皇上圣明”“天纵英姿”早成官员口头禅,磕头谢恩的犬儒主义无时不在,即使如此,仍有坚持正义的官员。丁宝桢杀大太监安德海,就赢得了朝野一片喝彩。曾国藩称赞道:“稚璜(丁宝桢字),豪杰之士。”李鸿章说:“稚璜成名矣!”事情是这样的:慈禧时大太监安德海依仗慈禧信任,大肆收受贿赂,甚至敲诈勒索,蔑视朝臣。丁宝桢做山东巡抚,安德海以给慈禧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沿大运河南下,丁宝桢令人将其拿下,安德海破口大骂,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你抓我是自己找死。丁根本不理这茬,直接就将安德海斩了,之后才上奏朝廷。消息传出,朝中一片欢呼。可见在任何时候,不论事件影响如何之大,总有不惧死之仕。

所以从方孝孺之后看,不论是士人抑或官员,这种视死如归、蔑视罪恶与权力的“威武不能屈”从未消逝过,最具代表性的除上述外明末的“东林六君子”,清末的“戊戌六君子”,都表现了这种精神。

(作者简介:赵映林,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