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固山 [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四卷首四卷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西津渡 [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四卷首四卷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首一卷 一九二三年如皋冒氏刻本

大运河镇江段是运河史上最早开凿的地段之一,2200年前,秦始皇改造的“徒阳运河”,成为江南运河北端通江河道的雏形,让镇江一开始处于“江河交汇”的原点。

我们试图从古籍中还原镇江作为“漕运咽喉”“南北要冲”的忙碌景象,描摹出镇江“因漕而兴”的城市形态,回望这座行走在“诗词”中的江南水乡。

改造后的丹徒水道,是江南运河北段雏形

大运河镇江段,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的是丹徒水道,据《南齐书》记载,“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

镇江市图书馆馆藏的光绪《丹徒县志》(清光绪五年刻本)中提及了“秦使赭衣三千凿丹徒”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三湖间长岗,使断,因改名丹徒,令水北注江也”。

“徒阳运河南起云阳(今丹阳),向北通过丹徒入江。”镇江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礼刚认为,“斩断王气”传说色彩太重,秦始皇改造丹徒水道是大一统后治理国家必然选择,“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时,看到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意识到开凿漕渠有助于加强对吴地的治理,便在镇江和丹阳之间开凿了丹徒水道。”

光绪《丹徒县志》还记载了丹徒水道改造的过程:向北“秦始皇凿处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京岘山东南”,把濒江河口“徒儿浦”西移18里,开凿新的入江口——丹徒口;向南“凿北冈”,将丹徒水道“截直道使曲”,减缓水势,以利舟行。

王礼刚说,因为丹徒地区是丘陵地带,开凿非常艰辛,秦朝工程人员在实地考察后,借鉴邗沟的方法,连接丹徒镇至月湖大大小小湖泊,将其开凿成弯曲的河道。至此,在长江南岸丹徒段,江阔水深,岸线平直,适合船只通行。而新开的丹徒口,缩短了与邗沟的距离,减少了船舶在江海中航行的风险,这也是江河交汇口的第一次迁移。历经2200多年,如今丹徒口作为江河交汇口仍然存在,2006年,丹徒口与小京口、谏壁口并称“江河交汇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始皇的改造使得丹徒水道成为了江南大运河北段的雏形,后来,丹徒水道渐趋完善,在清朝更是成为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镇江地面高、起伏较大,丹徒水道经常淤浅干涸,为保证徒阳运河水位正常、利于航运,镇江首创了最原始的助航设施——“埭”。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始建于镇江,据镇江图书馆馆藏的唐代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清光绪二十八年金陵甘氏刻本)记载:公元245年,孙权凿句容中道,号破冈渎。破冈渎翻山越岭,沿途筑埭。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霍义平说,“所谓的埭是今日船闸的前身,船只通过丘陵地带,在河道水丰时可自主航行,水浅时岸边须纤夫牲畜或绞关相助。破冈渎上的‘埭’是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充分展示了当时镇江河工技术的巨大成就。”

“江河交汇”,漕运枢纽空前繁荣

真正奠定镇江交通枢纽的地位,要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说起,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此后,镇江贯通长江南北,漕运转输的功能大大增强。据《新唐书·齐浣传》记载,唐代开元年间,“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为了避免船只迂回和风浪之险,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齐澣主持开通了伊娄河,缩短了镇江与长江北岸的航运距离,进一步确立了镇江江河要津的地位。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张永刚说,从古籍上看,在唐宋时期,京口以漕运为主体的水运已比较发达,明清时期漕运到达了顶峰。光绪《丹徒县志》记载,唐宋期间,大批漕米经丹徒入江口北运。两宋时期,镇江转运全国七成漕粮。宋代吕祖谦在《漕运制度·详说》中充分肯定京口的漕运价值:“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当时,西津渡作为镇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有“七省粮道”“漕挽咽喉”之称,元《至顺镇江志》(1923年如皋冒氏刻本)中,评价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物货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道出了西津渡人来舟往的繁忙景观。镇江宋元粮仓漕河遗迹则从考古角度佐证了镇江漕运的发达,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逸凡说,根据同遗址区域内石拱桥和仓基遗迹的发现,并结合方志史料的记载推断,此河道在宋元时期应系镇江府转股仓、大军仓前的漕河水道。该遗迹的河床堆积部分由宋代延续至清代,出土有宋元青瓷、铠甲片、明清青花瓷、紫砂陶器等物。

“元代以后,运河全线贯通,镇江承载了更多漕运功能,贸易的繁荣使镇江形成了‘因漕而兴’的城市形态。”张永刚说,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元代镇江出现了“马市、米市、菜市”等繁华街市,还形成了“玻璃巷、木场巷、石灰巷”等众多专门市场。

在清代,镇江成为了以商业为主的商品转运城市,有“银码头”之称。清代张九征、陈焯等人纂写的《康熙江南通志》中的“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通物,以通有无”,正是漕运给镇江带来空前繁荣的生动写照。张永刚说:“明清时期,出于商品转运需要,朝廷还在京口设立常平仓,来存储商货和调节市场,还设置了榷货务、江口税务、都商税务等众多机构征收贸易税。”清咸丰十一年,镇江开埠通商,北方漕船大量在镇江集中,随之而来的客商在镇江形成了“北五省会馆”,“其中河南帮和山西帮在淮河、运河沿线,设立了保泰昌、丰冶通、锦丰焕等十余户贩运北货的商号。”

明清以后,漕运的繁荣促成了江南庙会日臻成熟。“清代康雍年间,都天会成了镇江本地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现在镇江的宝塔山公园,塔前的牌匾对都天会有所记载。”张永刚介绍,在庙会期间,各路客商云集而来,本地商人借机交易,仅木材、京广杂货、洋货、五金、五洋等几个行业的洽谈贸易总额,便可达五六百万两。

北固山和西津渡,承载了丰富诗词底蕴

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晓峰检索镇江图书馆馆藏的梁《昭明文选》(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发现,在先秦至南朝齐梁时期鲜有以镇江为主题的诗文,但在唐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镇江的诗文表现尤为突出。

吴晓峰说,镇江作为交通枢纽,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比如李白曾两次游历镇江,辛弃疾晚年任镇江知府,陆游曾任镇江通判,婉约派词人柳永死后长眠于北固山下。他们都将深沉的情怀化作诗词中的低吟浅唱。

纵览镇江诗文,特有的山林奇观很受文人青睐,尤其是北固山,北固山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险要,登上镇江北固山顶,脚下就是滚滚长江水,向北依靠浩瀚的长江天险,向南雄视横亘的宁镇山脉。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表现了北固山的奇伟壮观,王湾“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现江面的壮阔图景。

吴晓峰说,在大运河相关诗词中描写较多的还有瓜洲和西津渡。“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写出了瓜洲漕运粮船的盛景。宋代名相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路过瓜洲时想起了他的金陵,写下:“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作为“江南第一渡”,西津渡则见证了很多送别之作,如“爱树满西津,津亭堕泪频”,表达了送别友人时的离愁别绪。宋代贺铸“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雨”,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

“古代图书馆”文宗阁,见证江河交汇处的文化传播

这些文人的作品丰富了镇江文化底蕴,在乾隆四十四年,镇江又添了一处令读书人沉醉的地方——文宗阁。建成后,乾隆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先后存放于此。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彭义说,当时用来存放《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阁,全国共有七座,号称“七阁”,文宗阁是其中唯一不带“水”旁的藏书楼。“为了不让书变成观赏之物,乾隆下诏准许读书人到阁读书,还可抄录副本,只是不许将原本借出。这使得文宗阁不再是传统的藏书楼,而是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迈进了一大步。”彭义说,从那之后,许多读书人在这里查阅书籍,近代思想家魏源曾在阁中查阅《水经注》,另一位学者黄承吉在阁中找到叔祖父黄扶孟久已失传的著作《字诂》和《义府》,抄录整理成《字诂义府合按》。

清代文人张慰坤在《金山文宗阁赋》中写道,“溯岷峨之导江兮,走万里而无垠”,“前合汉而后通淮兮,渺洪荒而无涯”,意思是说文宗阁位于镇江,通过长江和运河连通中国各地,来自大江南北的文人来这里看书,使书香文脉“沾濡乎华夏”,“周浃乎击壤之编氓、鼓箧之儒者”。“过去属于皇家私有的藏书,可以让广大的文人士子们读到,便是长江运河交汇处的交通便利,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共享。”彭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