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治家、史学家、财政家杜佑曾说:“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明嘉靖年间,镇江府乃至整个南直隶地区遭受的盗贼、倭寇侵袭是明代一朝中次数最多的时期,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遭受侵扰最为严重的地区。为了应对盗贼和倭寇,作为“江海之交”(王樵《方麓居士集·贺高贰守考满序》)“留都门户”和“江南运道咽喉”(《江南经略·金焦二山险要说》)的镇江府,在守御倭寇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倭是古代人对日本的通称,明朝时期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走私劫掠,就被称作倭寇。倭患在明初已现萌态,不过影响有限。明中后期嘉靖帝在位时国势日衰,加上海禁政策与明朝对外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东南沿海倭患日渐猖獗,对当时的社会和民众造成了无可比拟的恶劣影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连舰数百,大举入侵,浙东西、江南北同时告警。明政府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负责东南军务,调集各地官兵和广西少数民族军队来苏松地区参战。第二年,张经、俞大猷指挥部队在嘉兴北面的王江泾一举歼寇近2000人,取得第一次大捷。但张经却受到派来督察军务的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的诬告,被嘉靖皇帝杀了头。局面发生逆转,倭患迅速蔓延。

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自山东劫掠苏北赣榆、沭阳、淮阴,另一股自苏松扑向常熟、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还有约70人的小股居然从浙江窜到江西饶州、安徽徽州和芜湖,经南京城下转掠溧水、溧阳、宜兴,直至苏州浒墅关附近才被消灭。这一年倭患同样蔓延到镇江地区,镇扬江面及常丹运河沿线时有倭寇船队行踪。为保卫地方生命财产,丹阳县组织军民在县城筑起一道内城,后又将原为土城的外城改为砖城。句容县改建城墙,加高加固,土改为砖。镇江府城外的甘露岭(北固山龙埂)被掘断,使北固山中、后峰与前峰(在城墙内)不能相连,以确保城池安全。

嘉靖三十五年,一股倭寇自福清登岸,散入内地,淮、扬、常、镇地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小股窜到丹阳访仙桥一带,焚毁名园七峰山房,另一小股窜到丹阳吕城,被当地群众击退。这年四月,江北一股倭寇约3000人窜到丹徒东乡的圌山、山北等港口地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正在巡江的无为州同知齐恩率军痛击,奋勇杀敌100多人。齐恩的儿子齐嵩,当时仅18岁,骁勇善射,一直追杀到安港,其他人在后面跟进,不料中了前面敌人的埋伏,齐恩和儿子齐尚、齐开、齐仲、齐实及家丁20多人全部阵亡。倭寇乘机反扑,追到金山江面,又杀死镇江卫千户沈宗玉和王世良,明军损失惨重。

倭寇深入镇江地区的劫掠引起明政府的重视,巡江御史邵惟忠在奏本中指出,瓜洲、仪征是留都(南京)的门户,镇江、常州是江南漕运咽喉,不可等闲视之。明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增调各地军队来东南前线会剿。

嘉靖三十六年,江北一股倭寇再度窜入镇江、常州时,被总兵徐珏等击溃。这一年,苏松地区的抗倭战斗也不断告捷。嘉靖三十八年,进犯江北的倭寇遭挫,至此,倭寇对江南的威胁基本解除。

自古以来镇江即为兵家必争之地,镇江的守御受到特别重视是基于地缘位置的独特性。镇江北面临江,东南为太湖平原,水网密布,连接江南腹地,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北顶点,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越长江而北,与扬州府相望。镇江不仅是护卫留都与江南腹地的门户,也是南来北往,沟通长江两岸的重要枢纽,具有拱卫留都、守护江南内地的双重责任。明代官员陈仁锡认为:“镇江者,上为留都辅郡,下为吴越咽喉,乃江南第一城也。”

镇江与应天府紧邻,以陆路通行,极为便利,所以明代初期就设立了镇江卫,以守卫本府和拱卫南京之用。相对于陆路而言,更为便利的是水路,江防是镇江作为守卫南京的战略要地最为重要的一点。镇江至南京长江沿岸多为群山,或者是江滩沙洲,不易设兵防守,况且长江万里,波涛凶险,因而镇江境内的金山、焦山、圌山,就成为长江防御的重要据点,也是江防上守卫南京的最后防线。

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镇江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书写了一曲誓死保卫家园、可歌可泣的战歌。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