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如今众多年轻人对它已很陌生,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如生命一般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稳定,国家于1955年9月始发计划粮票,凡是城镇居民都按职业、年龄凭粮票每月“定量统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8斤;工人、中(大)学生32斤;婴儿出生第一年7斤,以后年递增2斤,11周岁后按成人量供应;特殊工种加量,最多的井下煤矿工人58斤。而农民则需在完成国家“粮食统销”任务后再行分配,所以农民只有粮证,没有粮票,也难得吃上白米。足见那时的粮票就是身份的象征。

1975年5月,县广播站来函要我去见习通讯报道半年。我是农村青年,吃的是草粮,去县里吃“公家白米”需要粮票,便凭县里的通知先到公社开介绍信,随后回家用自行车驮了120斤元麦去所在地粮站换90斤粮票。

到了粮站,营业员解开袋口,用手深深插进粮袋一阵捣鼓,然后抓出一把麦子,摊在手掌中捻磨察看,凭着手感和眼力测试麦子的潮湿度,如果潮湿超标过度,则要退货;略许超标,还需多打折扣。验收合格过秤后,我扛着两麻袋元麦,吭哧吭哧、摇摇晃晃地爬上高高的浮桥,将元麦倒进粮堆。从粮堆下来,只见营业员把我的单据用票夹夹在细铁丝上一扔,穿过一扇小窗,吱吱响着滑向另一间屋,然后努努嘴,示意我去隔壁窗口领取粮票。发粮票的营业员恰好是我高中同学,她说:“给你一点全国粮票吧。”尽管我知道自己出不了县,但全国粮票毕竟很稀罕,心里还是很享受。

这种“以粮换票”的过程,后来我又熟门熟路地“重演”过多次。

1977年我考上师范,实现了“吃公粮”的身份转换,每月的口粮计划是32斤,1979年参加工作后降为28斤。现在28斤大米够我吃两个月,但那时穷,青春期的我饭量又大,这点粮票根本不够吃。即使这样,为节存宝贵的粮票,我还是饿着肚子限量着吃,夜里常偷偷吃从家里自带的“焦麦屑”(炒面粉)。在部队服役的二哥得悉我吃不饱,寄来20斤全国粮票,我如获至宝,哪舍得用,至今还保存着。

粮票在物资紧缺的计划经济时代保障民生中发挥了作用,后来国家又扩大发行了食油票、鸡蛋票、豆腐票、煤油票、手表票、自行车票等票种,反正人们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但在那个林林总总的“票证年代”,粮票无疑还是“头票”“命票”,没有粮票,钱也是“废票”。单位的人出差,需要打证明到粮站换粮票;农民上街想吃根油条解馋,一摸口袋,零钱倒有,可没粮票,休想!因为存粮票比存钱更合算,以至生活比较富足的人家总想着去黑市买粮票。有些头脑活络的农民,嗅到了这个商机,担着鸡鸭、禽蛋、花生等农副产品,头天夜里从南通港乘轮渡出发,次日清晨到上海黑市换了粮票,再潜回南通贩卖粮票,靠这种两地的差价搞“投机倒把”。后来“贩票大军”滚雪球似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产业链,挣钱后投资实业,成为富甲一方企业家的也大有人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现代化的进展,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城里人反过来爱吃五谷杂粮,有的不计成本自驾游去乡村寻找野菜,连猪草马齿苋都上了大饭店餐桌。1993年,粮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结束了历时38年的“粮票史”。今天想想自己都好笑,当年勒紧裤带、日积月累积攒的200斤全国粮票,而今全部作废——这可是当年能养活我7个多月的计划粮啊!人问:“你傻不?可惜不?后悔不?”我开心地答道:“不!为国强民富而高兴着呢。”

如今,收藏粮票成了许多人的爱好,在古玩市场上身价不菲。毕竟,它见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承载着我们这代人无法忘却的艰辛记忆。

作者单位:南通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