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后攻陷北平、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节节败退，华中大好河山沦入敌手。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此后，刘少奇深入华中敌后，全面领导开展华中抗日斗争。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浴火重生，从此，华中抗日军民在新四军新军部的领导下，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封锁，坚持华中敌后，英勇抗战。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成为一支能征善战、屡建战功的抗日劲旅，一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铁军”。1944年10月1日，在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解放日报》社论稿《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中，高度评价新四军“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新四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擎旗抗战，挺进敌后

（一）发展华中

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付出艰苦努力并终成结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37年10月12日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南方8省的游击队伍汇聚成坚强的抗日铁流。新四军军部成立于汉口，翌年初开赴皖南，挺进华中敌后，英勇不屈地展开了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对日军守备队实施伏击，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游击战序幕；同年6月，为树立江南人民抗战信心，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周密部署，打响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仗——韦岗伏击战，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秋，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安徽省南陵县城东北发起反击日、伪军“扫荡”的马家园战斗毙伤日、伪军300余人；1939年1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安徽省芜湖近郊的官陡门之敌，这是新四军首次长途奔袭战斗，冲破了日、伪军所谓的“坚固防线”，彰显了新四军的战斗力。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主馆区前的雕塑（视觉中国 提供）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手段，将主要力量投入敌后，以对付中共领导的军队。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由联共转向限共、溶共、反共，华北斗争日趋艰难。而华中连接华北、华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日军实施南进计划的重要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2]1940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再次强调：“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坚持华中抗战，对于推动和争取全国时局好转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开辟苏北

为落实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刘少奇于1939年1月赴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在安徽定远县附近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作出重要决策。他到皖东后，深入调研华中地区敌、伪、顽斗争情况，明确指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是“向东”，进而指明华中的战略任务应是“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而早在1939年2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合法身份，到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即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共同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3]。在此基础上，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更加清晰，即“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关于开辟苏北，在此一个月前的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雪枫和项英的电报中指出：我们“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江苏北部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在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2]正是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正确指示和刘少奇的亲自部署下，陈毅、粟裕领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北上，八路军黄克诚部挥师南下驰援，形成南北合力发展的良好态势。1940年10月，黄桥战役的胜利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0月8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4]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与苏北新四军第二纵队两部先头部队在东台以北刘庄、白驹之间的狮子口会师”[5]，两军胜利会师，协同完成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0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此次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2]

（三）重建军部

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密切配合，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和限制逐渐加剧。1939年前后，华中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先后策划实施震惊全国的平江和竹沟惨案等。而后，“国民党军队又频频袭击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自卫还击，发动半塔保卫战、黄桥保卫战等，但两军关系并未完全破裂”[6]。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移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新四军各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正式成立。继之，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是新四军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对于坚持和发展华中抗战，夺取抗战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此，新四军浴火重生，重振军威，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华中敌后抗日的历史重任。

二、驰骋华中，战绩辉煌

在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华中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斗争非常艰苦。但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新四军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从1941年重建军部到1945年战略反攻，新四军不仅成功粉碎了日、伪军数十次大规模“扫荡”和“清乡”，更在斗争中求生存并发展壮大，不断开辟新的战略区。仅在1941年初，华中抗日根据地总面积就达到17万多平方公里，1942年又进一步扩大，新四军成为插在日军“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

（一）坚决打击降日卖国行径

1941年2月13日，驻江苏省泰州地区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率6个纵队1万余人投降日军，就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他的公开投敌对苏北抗战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新四军顺应民心，决心予以打击。2月18日，陈毅、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7]2月20日晨，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攻克泰州城，俘伪军5000余人。“通过这一仗向全国表明了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决心，打出了正气，打出了军威，让广大民众了解了新四军。”[7]

1944年5月，新四军在陈家港战斗中炮击日军炮楼。

（二）艰苦残酷的反“扫荡”

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和蓬勃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对沪、宁、蚌、徐、连的日、伪军造成极大威胁。日、伪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军部，以“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将军事进攻矛头直指华中抗日指挥中心盐城，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扫荡”。 

第一次为1941年7月，第二次为1943年春。对淮海地区、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南津浦路西同时进行的“扫荡”，均被新四军各部队粉碎。

1945年8月11日，新四军军部发布“华中敌伪立即投降”的命令。

日、伪军第一次“扫荡”是在盐阜抗日根据地开创伊始、尚未巩固之时进行的，加之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与土匪的钳制和夹击，故对新军部和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日军以独立第十二旅团全部和第十五、十七师团各一个大队7000余人为骨干，辅以李长江、杨仲华等部伪军，共集结2万余人，以第十二旅团团长南浦襄吉为总指挥，挟重炮利器进犯盐城，企图围歼军部首脑机关及新四军主力。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新军部动员全体军民做好反“扫荡”准备，确定作战部署。7月下旬，敌人攻占盐城、阜宁。在苏中的一师奉命对日、伪军展开反击，连续攻克黄桥等重要据点。敌陷于反包围，纷纷撤退，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在盐阜区乘机反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等地。至8月20日，敌伪阴谋被彻底粉碎。在一个多月反“扫荡”斗争中，新四军进行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1人。

第二次反“扫荡”则更为艰苦。“1943年2月，日军集中第十七师团、第三十五师团、第十五师团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共1万余人以及伪军9000余人，向盐阜、苏中根据地实行持续52天的‘梳篦式’第二次大‘扫荡’。”[8]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适时向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转移，三师师部转移至滨海海边。在一师、四师配合下，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张爱萍指挥盐阜区反“扫荡”斗争，盐阜军民作战619次，毙伤俘日、伪军2000多人，扩大了根据地。“其中，单家港战斗是盐阜根据地抗日战争中杀伤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新四军第二十二团以23人的伤亡，杀死杀伤敌军240多人；陈集战斗是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亲自指挥的盐阜根据地首次大获全胜的歼灭战，全歼日军82人，被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称赞‘是第三师在盐阜区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八滩战斗是八旅二十四团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痛击侵略者的最为激烈的战斗。”[8]淮海地区反“扫荡”作战发生于1942年11月。半个月内进行战斗73次，毙日军军官2人、士兵70人，伤日、伪军270余人。1942年11月至12月的淮北反“扫荡”作战由新四军第四师和地方武装出击，进行大小战斗37次，毙伤日、伪军578人。

（三）反“清乡”与反“清剿”斗争

1941年7月开始，日、伪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区、分期“清乡”，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全面建立伪政权。“苏南军民采取外线打击与内线坚持、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9]，与敌伪进行持续半年的反“清乡”斗争，镇压为虎作伥的首恶分子，争取动摇分子。1943年春，为消灭新四军主力部队，合击新四军党政机关，并封锁抗日根据地，分割抗日军民活动区域，控制占领区，强化殖民统治，日、伪军集中1.5万兵力在苏中的“清乡”区内，修筑竹篱笆。新四军主力大部转移后，少数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发动群众锯电杆，割电线，挖毁公路，焚烧竹篱笆，积累了独特的抗日斗争经验，创造了“火烧竹篱笆”等经典范例。从4月起的9个月内，新四军部队对敌战斗2100多次，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700多人，锄奸1645人。1943年底，苏南抗日根据地赢得反“清乡”、反“清剿”的基本胜利。

（四）击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继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蒋介石仍然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他发表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煽动反共反人民思想，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大规模进攻山东和华中。1943年春，在日军的“扫荡”之下，苏北顽军韩德勤部万余人一路溃败。为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新四军不仅允许其退入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还接济经费、粮草。但得到喘息的韩德勤却图谋侵占淮海根据地。新四军部队迅速发起自卫反击，取得山子头战役胜利，生俘韩德勤及其部官兵1000余人。战役后，新四军释放韩德勤，既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遏制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的反共摩擦，又进一步提升了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威望。“在苏南，顾祝同向我十六旅进攻，被迫自卫，‘反共军’不战而溃。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我第二、第七师密切配合，顽强地坚持了阵地，制止了李品仙对我根据地的‘蚕食’。”[10]1944年秋，国民党三次发动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均被粉碎，新四军部队取得歼顽军1.3万余人重大胜利，开辟了苏浙边敌后新区，巩固与发展了苏南根据地。

（五）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胜利

1944年后，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作战和向国民党战场进攻，从华中地区抽走部分兵力，战争主动权逐渐转向华中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开始转入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迎接战略反攻。“1944年4月，新四军第三师发动高沟、杨口战役，攻克敌伪据点14处，毙伤日军140余人，歼伪军2000余人。5月至10月，发动滨海地区攻势，攻克产盐重地陈家港和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以及盐、棉基地合德，歼日、伪军千余人。9月，攻克运河线上敌重要据点林公渡，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毙俘日、伪军百余人；1944年12月至1945年3月，重创从冀鲁豫南调、增援沿海的伪军孙良诚部，歼敌千余人。1945年2月，在淮阴、灌云地区发动攻势，攻克叶圩子等据点，歼日军一个加强小队、伪军一部。”[11]

经过1944年华中军民对敌伪的作战攻势以及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的胜利斗争，华中抗日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得到锻炼和发展。1944年12月，华中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对敌伪发动新的军事、政治攻势。1945年1月至8月，华中新四军“攻克睢宁县城及敌伪重要据点100余处，歼灭敌伪3000余人，争取4700余名伪军反正投诚”[10]。1945年取得的阜宁战役重大胜利，是华中敌后新四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揭开了华中全面对敌反攻的序幕。此后，华中新四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举行全国范围的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军部为歼灭拒绝向抗日武装投降的日伪军，决定攻击淮阴、淮安城，发起两淮战役。9月22日，淮安城被攻克，全歼伪军5000余名。两淮战役的胜利，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盐城成为伪军孤悬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堡垒，仍由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赵云祥所部万余人占据。军区部队清扫盐城外围敌据点后兵临城下，敦促伪第四军军长赵云祥部起义。1945年11月11日，盐城和平解放，成为新四军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的又一成功范例。

三、赤胆忠诚，铸就丰碑

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以其坚定的政治信念、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华中地区谱写了壮丽的抗战篇章。从皖南事变后的浴火重生，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从“建设正规化党军”的建军实践，到“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新四军的历史就是一部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史诗。

（一）听党指挥，铸牢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将士纷纷写血书，要求与国民党顽固派决一死战。时在盐城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一面教育华中党和军队干部‘沉着、坚定、勇敢’‘遵守党的纪律，等候中央命令’，一面指示《江淮日报》揭露真相，作针锋相对斗争”[12]，同时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提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策略。1月17—18日，他又两次致电中央，建议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为代军长，中央果断采纳他的建议。[13]为加强党的领导，194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在盐城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月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华中党校。5—6月，刘少奇先后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和新四军军分会会议，提出“建设正规化党军”，强调党在军队中的领导，要求人民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真理》杂志创刊号发表陈毅《论建军工作》，提出“为建设正规化党军而奋斗”。

新四军建军初期，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曾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影响政治工作开展。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二是开展创建模范连队党支部活动，发挥党员骨干作用；三是根据“政治工作面对连队，党的工作面对支部”原则，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连队建设；四是以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全体军人，提高其政治觉悟。从此，党对军队的领导更加统一和坚强。

（二）依靠人民，汇聚了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中鲜明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一场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1940年10月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刘少奇、陈毅以群众工作为发端，开启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在他们领导下，盐阜区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创造了华中敌后群众工作的典范，推广至晋西北乃至全国。正是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的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新的盐城”“新的苏北”。也正是这种军民之间众志成城的伟大合力，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以“严明的纪律取信于民，以真挚的情感体恤于民，以切实的行动造福于民，以胜利的豪情鼓舞于民。清除匪患、借粮度荒、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勇猛杀敌，保卫人民，一件件改善民生的实事，温暖民心”[14]，创造了诸如修筑捍海长堤等奇迹，人民群众拥护新四军，全力支持人民军队，踊跃参军参战支援人民战争。新四军不仅心系人民，造福人民，紧紧依靠人民，还积极发展统战工作，集结文化翘楚，争取民主人士拥护与支持，争取国民党官员和地方民主士绅支持，向国际社会宣传新四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抗日洪流。

（三）锻造铁军，引领了无往不胜的强军之路

1941年6月以后，为贯彻“建设正规化党军”的要求，新四军采取系列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的措施，军队建设工作内容十分丰富。新军部还开展集中大练兵,全军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得到极大提高，为新四军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1942年初，新四军第三师组织各主力团和地方武装进行3个月大练兵，结合水网地区特征，进行战术技术训练，总结作战经验。接着，实行精兵简政，将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基层部队，加强部队战斗力。1944年7月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各部队于1944年至1945年3月开展“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军政大整训。

1941年初至1942年底，新四军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4500多次，毙伤俘日、伪顽8.2万余人，全军由原来不足10万人发展到13.5万人。在战略反攻开始后，华中新四军紧紧依靠人民，共解放县城33座、重要市镇400余个，歼灭敌伪军2万余人，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华中解放区有县城40座，人口达到4346万，军队31.86万余人，民兵80余万人。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是新军部所辖的主力部队之一，第三师坚持盐阜抗战达5年之久。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经受战火考验，创造辉煌战绩，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篇章。在浴血征战中，新四军部队官兵也作出了重大牺牲。1941年，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二连血战大胡庄，全连82名勇士壮烈牺牲。1943年3月，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82名官兵，在淮阴刘老庄与十倍之敌殊死肉搏，全部壮烈殉国。“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刘老庄连”这个英雄群体的历史伟绩，由衷称赞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在苏北坚持抗战的5年时间里，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在盐阜区创造了一个个传之久远的成功战例，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战斗力大大加强。

（四）游击抗战，创造了敌后战场的军事传奇

1943年2月，日、伪军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期间，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率部灵活采取“内线坚持、外线打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部队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不断袭扰、打击敌人，展开麻雀战、破袭战，痛击敌人，日、伪军频繁扑空，往返疲劳，锐气大减。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车桥战役，以围点打援战法，歼灭日、伪军近千人。《盐阜报》刊载“三师一年来的战果总计作战2960次，平均每天打8次仗”，足见游击战在牵制日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平原水网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华中敌后广大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游击战术也曾引起国民党关注。1938年，国共两党决定举办游击干训班。1939年1月，南岳游击干训班成立，蒋介石亲任班主任，聘请叶剑英等中共将领为教官。《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也如实写道：“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敌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踔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仍以阜宁战役为例，“这一战役，标志着新四军三师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从长期的游击战转向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和攻坚战，从单一步兵作战开始进入大兵团的步炮协同作战”[15]，为此后的两淮战役等一系列战略反攻作战积累了经验。

（五）钳制日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击侵略军和汪伪军的作战任务，在反“扫荡”、反“清乡”、反“伪化”、反“蚕食”的斗争中，勇敢顽强作战，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有力钳制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据统计，仅1941年，新四军各师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多支，毙伤日、伪军3.3万多人，俘虏日、伪军官兵２万多人。1943年局部反攻开始后，新四军第三师在盐阜区先后作战数十次，可以说每战必胜，大大削弱了日、伪军的实力。从此，敌伪无力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新四军主力则越战越强，作战规模愈来愈大，歼敌数量愈来愈多，攻坚能力不断增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也普遍提高；解放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围攻下，华中新四军抗击日军数量占侵华日军的22%；“新四军在华中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超过3420万。”[16]华中新四军对日、伪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余人。新四军部队由1938年4月的1.03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31万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新四军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使其深陷泥潭、葬身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有效牵制了侵华日军。

新四军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诚的精神、严明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过硬的作风以及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已深深根植于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被一代代传承下来，铸就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不朽丰碑。

（作者简介：王海燕，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

栏目编辑：计欣然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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