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江苏近代最先创办的军工企业，人们大都会想到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设立的苏州洋炮局和同治四年（1865）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其实在同一时期，南京还诞生了一家军事工厂，这便是鲜为人知的“金陵水师船厂”。从同治七年（1868）底创办，到1914年初关停，金陵水师船厂存续的时间不长。回望其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解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秘辛，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风云万千。

一、水师船厂由曾国藩一手擘画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曾国藩自剪羽翼解散湘军后，按照“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撤”的原则事先筹维，奏请清廷将镇压太平军有功的湘军水勇改为经制之师。同时在江南草鞋夹、江西吴城、湖北汉阳三处设厂造船，为长江水师提供装备保障。同治七年底，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等人的奏折。次年初，长江水师正式成军，开始履行靖内御外的职责。草鞋夹等三大船厂也相继投产，联手为长江水师打造战船。

长江水师成立伊始，曾国藩便把建章立制视为强化水师建设的紧要之事。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他与彭玉麟共同制订了《长江水师事宜》三十条及《长江水师营制》二十四条，并根据吏、兵、户、工等部的议复条分缕析、不断完善。在《长江水师事宜》三十条中，曾国藩与彭玉麟就办好水师船厂作出具体安排。他们认为船是江中利器，受大炮震惊，最易朽坏，所以议定每届三年修理一次，十二年即行更换。监修和经费也进一步明确，江境两厂由两江总督暨长江提督委员监修，楚境一厂由湖广总督暨长江提督委员监修，船厂经费则分别由江宁盐道和武昌盐道两库拨给。

燕子矶船厂旧址（源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

至于为什么要设厂于金陵，曾国藩在《酌议江苏水师事宜折》中这么解释：“舢板在金陵船厂轮流兴工，轮船则在上海铁厂兴工，广艇一项则或在金陵船厂修造，或借上海船坞整理，或赴广东购造，随时斟酌妥办。船厂所以设于金陵者，以木簰不宜入镇江以内之里河，不宜出江阴以下之内洋也。故在上游较为稳便。”[1]可见选址金陵既有水上运输的考量，也有产品分工的安排。上海铁厂乃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旧称。江南造轮船，金陵造舢板，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存在。

曾国藩所说的“金陵船厂”即草鞋夹船厂，位于燕子矶西侧。清廷认为“草鞋夹”这一地名太俗，后多以燕子矶船厂、金陵船厂称之。建水师、办船厂，曾国藩事必躬亲，史料中有不少曾国藩在船厂附近留宿的记载：“余十三夜宿燕子矶船厂侧，今日东北逆风，仅行二十余里，至划子口住宿。”[2]“早饭后，登岸看船厂工料等事。旋归船，看冯竹渔所造铁壳洋划子，长不过四丈，中舱机器露于外，尾后暗轮藏于下，余两舱及前头后艄皆上无盖，旁无遮，仅有小洋线布棚数幅遮雨而已。试开行里余，旋即归来。”[3]冯竹渔就是时为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后为上海道台的冯焌光。

由于长江水师从湘军水师继承过来的老旧战船亟待更新，而燕子矶船厂又不敷展布，曾国藩开始为筹建新厂择地选址，细小如拆迁补偿问题都要亲自过问。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五，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行至燕子矶以上之八（笆）斗山，看船厂。地方居民跪求不愿卖此地，其意不过欲多得钱耳。”[4]同治十二年（1873），曾国藩心心念念的船厂在观音门外笆斗山下建成，可惜他没能听到新建船厂传来的斧凿之声。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新建船厂沿用“金陵船厂”这一旧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申报》及一些公文始见“金陵水师船厂”这一官称。

二、木质师船的定位与时代脱节

按照既定分工，金陵船厂主要为长江、太湖、淮扬、瓜镇各水师营造长龙、舢板、快蟹等船，以及风篷、杆索、缆纤、旗帜等件。其中长龙战船帆桨并用，多炮多桨，是长江水师的主力战船，也是金陵船厂的主打产品。船的底长为四丈一尺，底中宽五尺四寸，船上配头炮二位、边炮四位、梢炮一位，炮重从七百斤到一千斤不等。船有大桅，桅旗长一丈二尺，宽七尺。额设兵丁25名，其中桨手16名、橹工4名。在专注打造长江水师战船、修理外海水师战船的同时，金陵船厂也承造一些民品。清末画家何维朴任上海浚浦局总办时，就曾“赴金陵船厂验收吴淞请造之船”。

作为军事工厂，金陵船厂多由道员或知州兼理。由于产品的军工属性，船厂的纪律格外严明，各营兵丁进厂必须身穿号衣，匠工必须出示腰牌，水旱烟筒不准随带进厂，不得结党拜会开场赌博，作息均以定时击梆为号。建厂初期，船厂的业务格外繁忙，年修造师船都在80艘左右。

在铁甲兵船大行其道、洋务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金陵船厂大举兴造以帆桨为动力的木质师船，这显然与时代脱节。且不说同治四年（1865）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在南京诞生，光绪元年（1875）中国第一艘铁甲船“金瓯”号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建成，就连以生产军火为主的金陵机器制造局也在光绪十年（1884）制成一艘名为“一凫”的铁皮小轮，可是金陵船厂始终固守木质师船，迈不出舍木用铁的第一步。究其原因：首先，该厂听命于朝廷，执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既没有转型变轨的压力，也没有迭代更新的动力；其次，经费受限，一艘木质师船的造价仅200余两，而铁甲兵船每艘造价动辄万余两，即使把长江水师的经费全部用来打造铁甲兵船，每年也成船有限，无法满足上自荆州、岳州，下至崇明的江防需求；再次，曾国藩、彭玉麟等人对近代江防的认识还狃于旧辙。彭玉麟在《长江水师不宜改用轮船折》中，强调了“轮船用以驶行大江中流则捷，用以巡缉支河港汊则笨”“江防情形与海防异，水师舢板仍未可裁”[5]的主张。长江水师对铁甲兵船的排斥，客观上造成了金陵船厂在产品定位上的“路径依赖”。

水师战船（李文宝 提供）

晚清时期，朝臣上下围绕木船、轮船存在着所谓保守派与革新派之争。其实即便如左宗棠也有两面性，创办福建船政时，他强调“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调任两江总督时，看到长江水师在江南有内河五营，太湖亦有巡防炮船，唯独高邮、宝应一带缺少布置，匪情不断，他并未要求建造铁甲兵船，而是“饬金陵船厂添造飞划三十号，并挑拨舢板八艘，配齐炮械，驶往上述地点，加意巡缉”[6]。可见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他们对里河外海分得很清，建造木质师船的出发点都是多快好省、应急实用。

产品定位的落后，硬件设施的先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陵船厂的发展。作为修造并举的工厂，由于金陵船厂没有船坞，南洋舰队泊于石城桥附近的8艘鱼雷船凡遇修理，均需驶赴上海，存在诸多不便。光绪三十年（1904），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有自建船坞的打算，并看好了北河口一处江滨地块，让江宁知府罗少杰带人前往查勘。岂料不久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此事便没了下文。

三、经费短缺导致生产难以为继

金陵船厂自创办之日起就经费支绌，其每赴江西、安徽等地采办修造炮船所必需的耐水抗腐樟木板料，不只运费高昂，且因修造的瓜标四营师船界连内洋、江深水阔，所需板料必须比上游的湖口船厂更厚，而此类合用厚板料又常遭囤积居奇。反观湖口船厂，其主要为鄱阳湖一带打造木质师船，所处吴城是江西木材外运的最大集散地，可就近取材。相比之下，金陵船厂造船成本明显高于湖口船厂，所得经费却比湖口船厂少，显然有失公允。光绪十年（1884），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船厂增销疏》中特为此事鸣不平。

“增销”意为对超预算开支追加核销。多年来，金陵船厂一直沿用沈葆桢于光绪二年（1876）拟定的报销标准，即以钱一千文作湘平银五钱八分。后来江西、安徽一带湘平银已增至六钱四分，这种“钱银倒挂”的尴尬，使金陵船厂陷入了“多产多亏”的窘境。再加上安徽宁国靠近河边的木材采伐殆尽，后续需深搜岩谷，正如“产缺则购价已增，路远则脚费愈巨。而采办物料多需现钱，以钱合银又不敷甚巨”[7]。更何况湖口船厂在光绪九年（1883）已由左宗棠奏请增销，按每钱一千文作湘平银六钱四分二厘的市价核算，所以曾国荃要求朝廷对金陵船厂事同一律，于体恤中不失限制之道。

凭借曾国荃的百般争取，金陵船厂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一度有所缓解。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认为“近年物价昂贵自属实情，惟当此财政困难，各局所厂坞方力图节省，该厂又何得遽请增销？自应令该厂员力任其难”[8]，意思是让金陵船厂勒紧裤带过“紧日子”。那么，清廷对其他船厂是否也一视同仁？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一组数据作一对比：同属长江水师的湖口船厂年经费为3.15万两、汉阳船厂为1.31万两，而金陵船厂只有区区1.04万两。

金陵船厂被区别对待，既有复杂的外部因素，也与自身的懈怠有关。因为资金不足，工厂非但未能积极求变，居然在造船中偷减工料丈尺，把“各船大小长短向有定制，刊刻章程颁行在案，不准增减”的规定抛于脑后，犯了师船建造的大忌。两江总督们对此大为光火，周馥认为该厂弊窦甚多，委派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魏允恭前往清查核办；端方则在《札金陵湖口两船厂修造师船慎选材料文》中厉言：“倘再有侵蚀偷减等弊，一经察觉定即从严撤参，绝不姑容。”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长江水师及修造旧式师船的金陵、湖口、汉阳三座船厂，全部收归筹办海军事务处管理。为重振海军，清廷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添置铁甲兵轮上，金陵水师船厂越来越边缘化，年经费已不足6000两。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处于严重动荡和失序的状态。1913年2月，内务部发布《长江及其他水师改组令》，长江水师改为水上警察，按其属地归各省管辖。金陵水师船厂由当初直属朝廷的官营工厂降格为“省属企业”，归并到省水上警察厅管理。这一时期，江防各营纷纷请修船只，由于经费不能按时足额到位，金陵水师船厂入不敷出，生产难以为继。1913年10月，张勋在攻占南京后，委派金陵水师船厂兴工建造淮河巡船12艘。本以为这宗订单能为金陵水师船厂续命，岂料仅隔半个月，建造中的巡船又改由水上警察厅各区分任修葺。

四、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穷途末路

如果说经费短缺令金陵水师船厂举步维艰，那么动荡的时局则将金陵水师船厂推向至暗时刻。

南京燕子矶一带地形险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爆发后，金陵水师船厂上空不时有炮弹呼啸而过，附近百姓及工人家属惊恐万状，纷纷到船厂躲避。时任金陵水师船厂总办王如璋热情接待乡民，还不时率水师兵士附近梭巡。因为靠近火线，工作停顿，船厂数百工人为避战事咸欲星散。王如璋担心这些人因工作骤失、无以为生而到外滋事，便执意劝留，期间工食两项均由王如璋筹垫发给。王如璋是浙江慈溪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中日甲午海战时任“平远”舰管轮，担任过萍醴铁路、津浦铁路的机务总管。

王如璋接管金陵水师船厂前，船厂爆发了一场被《民立报》称之为“民军起义”的工潮。1911年春，下关商会的黄琨凭借财政司蒋某私发的委任状，擅借兵士到厂勒令前任冯邦本交权，并且笞责夫役，骚扰附近居民，激起民愤。当地绅商联合公禀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旋即饬巡警总监派人将黄琨羁押。后警方又以未有原告到案、厂务殷繁为由，让财政司将黄琨保出到厂任事。然而黄琨不思悔改，得知王如璋即将到厂接办，居然带人盘踞厂中，抵死不肯交权，甚至哭诉为获得这一差事耗尽多少心血，费尽多少金钱等，其官场钻营的丑态令人瞠目。

黄琨早年在下关就有勒捐的恶名，然而就是这等劣员，在交权后不久又被委以裁撤金陵船厂委员。重新得势后的黄琨变本加厉，以兵力驱散失业工匠，全然不顾工人死活。1914年1月，江苏省公署正式训令水警总厅裁撤金陵水师船厂，认为该厂“每年徒耗巨款”。裁撤后，船厂库存的铁木各料及换下旧船据实估价变现，所有员司一律遣散，房屋基地另行招商承租。数度在“裁撤”与“缓裁”中摇摆的金陵水师船厂，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绞杀。

关停后的金陵水师船厂几乎成了兵营，各方势力竞相占据。1914年9月，鉴于江北清淮一带时有异动、军情万紧，江苏督军冯国璋一面与驻沪海军司令协商，调派“建威”舰停泊在下关江面，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一面派兵进驻金陵水师船厂和金陵制造局，名为“保护”。到了1916年9月，冯国璋又训令陆军第十四团暂假金陵水师船厂房屋驻扎，所需器具“酌量借用”。1916年6月，海军总长刘冠雄打算在吴淞炮台湾附近建筑海军船厂，想将金陵水师船厂归并在内，说是“以资节省”，后因“防务吃紧，无暇及此”而不了了之。1917年7月，辫子军张勋拥溥仪在北京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进攻北京，金陵水师船厂又成了浙军混成支队司令部，该支队分别于船厂的东、西码头分批渡江至浦口，然后开赴安徽明光，就近监视张勋的投诚军队。1920年，直皖战争以直胜皖败告终，金陵水师船厂被设为溃兵收容所。

金陵水师船厂关停之初，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委派潘春霆为保管员，为废弃的船厂看家护院。省里按年拨付保管费，直到1930年才停止拨款。令人费解的是，从1914年到1920年，船厂并未完全停摆，曾断断续续为警察厅修理一些巡船及轮船，却终究没能起死回生。1921年，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拟设分场，请求省长王瑚划拨闲置的金陵水师船厂屋宇供其使用，但未获准。1923年9月，鉴于市区乞丐充途、流民载道，省警察厅奉令在金陵水师船厂旧址开办游民习艺所，后又在附近新建难民乞丐收容所，归并为南京市立救济院第一分院。然而，这片被寄予“壮者习工、老者给食”美好愿望的房舍，在1937年12月日军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金陵水师船厂的最后一丝游魂也荡然无存。

五、寻踪被历史湮灭的金陵船厂

金陵水师船厂在史料中鲜有记载，其确切的地址、布局、规模一度成谜。倒是其前身燕子矶船厂曾留下一座500平方米的瓦房及几间草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辟为创办初期的华东第一工业学校（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校舍。1954年6月，南京江水漫堤，学校组织师生紧急撤离至御道街新址后，老校舍便不知所终。至于金陵水师船厂，史料中仅有“观音门外笆斗山”这一指向。可是笆斗山方圆数里，船厂究竟位于何处？几经努力，笔者在泛黄的老地图中找到了答案。

《南京市街近傍图》局部及对应图层（源自1937年8月出版的《南京市街近傍图》）

在1940年10月出版的《南京市市区图》右上角笆斗山附近，笔者赫然发现了“船厂村”的标注，却没能找到“船厂”。沿着这一线索，笔者开始在1940年以前的老地图中探本穷源，终于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收藏的由日本陆地测量部、参谋本部等测绘，1937年8月出版的《南京市街近傍图》上，不仅有“船厂村”，邻近的一处建筑上还清晰标注了“船厂”，这个“船厂”无疑就是金陵水师船厂。再根据该专题中心提供的图层预览功能推断，金陵水师船厂位于笆斗山麓西北角，与当时的金陵救生局、义渡局并列江边。今天的宝能滨江府附近地块，正是当年金陵水师船厂之所在。

那么，消失的金陵水师船厂大致是怎样的布局？1935年秋，《时事新报》记者曾走进已经沦为游民习艺所的金陵水师船厂旧址，根据他的客观叙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了无生机的画面：笆斗山下有个笆斗山镇，镇上有一条土街。游民习艺所建在晚清金陵造船厂旧址，中间是个四合院，东面、北面各有一个小院落。西面的院落较为特别，那里有一排十多间房子，门朝北开，这里原来是金陵水师船厂的船坞，船造好后就从后面沿着引河推到江里。引河已经填平，那边新建了砖窑，烧砖准备给收容所盖房子。

记者所说的船坞其实是用于防雨遮阳的船棚，扩建于光绪四年（1878）。其“前后柱各高一丈六寸，中柱高一丈五尺，宽一丈四尺，深二丈四尺”[9]，基本都是土墙砖脚的格局。曾有建筑学者在谈及南京近代工业遗存保护时，对与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期创办，最终却销声匿迹的金陵水师船厂感到惋惜。其实金陵水师船厂是洋务运动后的一个“另类”，它没有引入西方的“制器之器”，也没有规模宏大的西式建筑。自1911年起，金陵水师船厂即不断收缩范围，“较之清季范围之广、财政之裕大有天壤之别”。那么缩小了的金陵水师船厂规模如何？或许《神州日报》1914年5月8日的一条消息能让我们看出端倪：“笆斗山船厂自裁撤后，仅派员保管一切公物，其闲散工人千余流离失所，甚为可怜。前厂长王如璋已升任海军部视察，前日由京抵宁，目睹厂中情形，甚为恻然，已面恳省长设法安排此一班工人。”关停时船厂尚有千人，那鼎盛时期的船厂该是多大的体量？

南京市立救济院第一分院门景（源自1936年《南京市立救济院概况》）

金陵水师船厂从创办到停办前后不到50年，一直维持着手工作坊式生产、封建衙门式管理和非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最终在体制变迁与时局动荡中凄然落幕。但它在守旧与思变中的挣扎，理应是近代江苏工业遗产记忆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去回溯梳理，其历史轨迹也为近代中国传统工业的转型提供了深刻的镜鉴。

〔作者简介：李文宝，原金陵船厂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高级政工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史》（船舶工业卷）近代部分主要撰稿人。〕

栏目编辑：胡渝宁

参考文献

[1] 曾国藩.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二部[M].李鸿章点校.李翰章编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

[3]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39[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

[4]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32[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

[5] 彭玉麟.彭玉麟集[M].梁绍辉,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8.

[6] 秦瀚才.左宗棠全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8] 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9]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京报全录[N].申报,188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