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南京有民谣:“大脚仙,咸板鸭,玄色缎子,琉璃塔。”玄色缎子是南京名扬天下的特产。从事缎业的人家聚拢在城西南隅,坊间称之为门西。本文追溯该地区清末民初有关缎业的往事,以窥探彼时南京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

一

老一辈门西人在回答他人询问居住地时常说:“我是机房窝出来的。”

所谓“机房(机坊)”是织造锦缎等丝织品人家的统称。其中,有自备机具丝经的,俗称“小开机”;有自备机具用他人丝经的,俗称“烧干锅”。规模小、资金少的机户与规模大、资金多的“账房”(号家)形成依附关系。“账房”是有雄厚经济实力和销售渠道的缎业大户,他们制定“质量标准”,把经丝、纬丝等发放给机户,待机户织成缎子后再验收,合格即付清全部薪酬,然后进行销售。有些账房除有自己直接经营的机房外,还有络经的小作坊。

南京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说:“金陵商贾以缎业为大宗,而皆聚于城西南隅者……”缎,是与云锦、绒、绸有所区别的丝织物,它质地厚密而有光泽,主要用于蒙藏人士、官绅富民制作高档衣帽等。

门西的机房以织缎为主。1929年,国民政府工商部技术厅进行了一次首都丝织业调查统计,其中重要一项是“城区缎业”的统计。当时全市共有缎号(含账房和机户)294家,在门西的就有125家。[2]他们相对集中于十几条街巷。如在钓鱼台、终所巷各7家;在金粟庵、凤游寺各6家;在高岗里、太平苑、杏花村、磨盘街、六角井、三铺两桥、五间厅、营门口、九儿巷、胭脂巷、谢公祠、老府桥、太平井、花露岗等街巷各3—5家。这些街巷里机房“三五成邻”,街巷又连成一片,行走其中,机杼札札,不绝于耳。

门西百姓用“机房窝”来指代“门西”,非常形象,或许还沾有自豪感,因为缎之生产在当时的社会里可谓高大上。

二

笔者在走访中得知,账房与机户“放料代织”的关系,可从验收成品所需的物件和场所得到印证。现在悬挂“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吴家账房”铭牌的钓鱼台85号(连同83号、87号)吴家院落是“吴悦来缎号”的家,院落前厅非常宽敞。据吴氏后人回忆,这里曾放置硕大的木桌,让机户放置织好的缎子供号家验收。另一缎业大户贾鉴西的后人回忆,原严家井8号之一(已拆)就是他家的账房,头进也很宽大。高岗里22号的江家祖上也是大缎号,他家张玲霞老太太1923年出生。她记得,头进有张很大的桌子,叫“缎桌”,是用来让机户摆放织好的缎匹供验收用的。曾住在五福街20号的耄耋老人俞润生说,机户凭“经折”到账房领料、送货验收、领取工费。

《天工开物》花机图

上述调查统计显然不包括早先的资讯。曾居住在谢公祠的吴良镛先生回忆说:我家在先祖父时代也从事缎业。那时素缎业还算发达……(缎匹)远销到内蒙古、西藏、云南等地。1910年出生的杨心佛在《金陵十记》中说:记忆中在儿时南京几家比较著名的账房,有高岗里的魏广兴、刘益兴和王豆腐,九儿巷的李祥和,钓鱼台的丁熙泰(注:应为于启泰)和德义昶(注:应为德义长,下同)。德义昶在河边有自备码头……

钓鱼台93号巷内有多家曾做过机坊。12号的房子坐北朝南,七架梁三进房,年久失修破败不堪。20世纪末,女主人大修房屋。她见家中因放置织机有留下的深坑,便将拆除旧房的大量建筑垃圾填入深坑。5号的葛福有老先生说,房产是爷爷置办的,现在还遗留有马头墙。家里也做过机坊,织过缎子。后门在巷口的王文喜家祖上也是做机坊的。

曾住在太平街24号的任明说,家里第二进“一明两暗”,在东边的房屋中见过两层木制织机。曾住双乐园63号的王慧生说原来住过的两进老房子,后面一进比前面一进的房子要宽几米,而且又高,全是木结构,这一进两大间房子以前是做机坊的。现在仍住在六角井44号的屠老妇人指着自己的卧室说,这里原来就是放置织机的。

三

清前中期“江宁出产的丝织品主要以缎匹为主”。门西,缎号数量庞大,占全市的比例,用“半壁江山”形容并不为过。1909年,上海《申报》有则广告,甘村店(所属行政区不明)吴氏家族为续家谱,告知移居在外的家族人员与家族联系“来信寄至:南京门西小门口吴德泰缎号”。小门口商铺林立,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口,竟有家名为“吴德泰”缎号的店面。

有店面的缎号都是大缎号,众多的小缎号虽没有店面但也有自己的名号(缎号名)。大缎号名就是其商号名、商标名。缎号名的命名体现了号家的文化追求。在门西,不少业主直接将姓加上自己的名或字作为缎号名,如王本福、卢永福、王开义、徐全昌、黄有庆、吴长明等机户。他们大多数人家只有二三台织机,名字本来就大气有寓意,亮出自己的名字即使不能光宗耀祖也能表明是有家产的人家。另有很多号主在姓后面加上吉利的字词作为缎号名,如卢永福、石永隆、徐福隆、王庆隆、王庆丰、贾晋丰等。业主生意上的追求、祈愿都浓缩在这几个字里了。有趣的是,后缀出现频率较高的“丰”“昌”竟能与那么多的单字组合在一起,产生众多寓意美好的组合。

南京缎亦名“元缎”,质软坚润,优于苏州的罗缎和杭州的花缎。有一首反映南京缎子“走西口”远销蒙藏的民谣:“缎子鲜,缎子亮,出了关,金灿亮。”南京缎子能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国外,主要靠缎业大户们的运营。

在1929年的调查中,南京城区的294家缎号中,有56家织机在10张以上。而织机在100张以上的李久大、魏广兴、于启泰德记、贾晋丰、李祥和5家特大型缎号全部在门西,其中前3家织机在150张以上。他们拥有工人300—500名,资本2.5万元—4万元。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缎业没落之时,瘦死的骆驼仍比马大。1934年的资料显示,在册的60家缎号开办资本多数在1000元—3000元,4000元以上的缎号大都在门西。其中,独占鳌头的于启泰德记(钓鱼台)开办资本1万元;李东升(三铺二桥)开办资本6000元;开办资本5000元的有张茂丰(磨盘街)、李久大(胭脂巷)、刘益兴(高岗里)、李耀记(九儿巷)、黄锦昌(小门口);4000元的有贾晋丰(五间厅)、张恒兴(高岗里)。大缎号的产品质量好、牌子响,生意做得自然很大。如于启泰、魏广兴等缎号“以整箱之货运销外省”。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得奖的南京各色缎品有20多个,几乎都是门西缎号的参展品。其中有魏广兴、刘益兴、王聚兴、吴德泰、于启泰、张茂兴的天青鹤鹿缎,张裕泰的天青库贡鹤鹿缎和杭青头号金银库缎等。刘益兴的元色缎获三等奖。

其实,在门西没有载入文献的大缎号还有不少,可能是因其衰败没落退出江湖已久。如高岗里22号的江家,祖上是江宁陶吴人,在陶吴有田产,在南京城里从事锦缎生产,并置了房产。后人只记得老一辈常讲起“江老元”“江元泰”,其他情况就说不清了。现在院落虽已是残垣破壁,但仍可见昔日的富贵:高大的厅房及木质梁柱,造型别致的柱础,硕大的铺地青石板,一长溜安放织机的房子,排列整齐的机房专用的“伞杌”石件等。

在“大缎业”的视野里,还有与织缎密不可分的丝行染坊。沙湾(今钓鱼台东段)和丝市口(今集庆路东端,因丝行集中而名)两地的丝行在光绪末年时共有80多家,占全市的三分之二。名店有源大周、万隆、恒大等。柳叶街、船板巷有多家染坊聚集。至今还有老人记得在侍其巷(今钓鱼台123巷)9号是晒场很大的贾记丝经染坊。

在门西,不少大缎号还经营大型的染丝作坊。光绪末年,南京的染坊大户有7家:魏广兴(高岗里)、于启泰(钓鱼台)、李祥和(九儿巷)、曹义隆(鸡鹅巷)、张德茂(胭脂巷)、源茂祥(磨盘街/饮马巷)、蔡同发(陈家牌坊)。其中6家在门西,4家是大缎号。

缎号、丝行、染坊为何集聚于门西?首先,丝经的漂洗染色对水有一定要求。秦淮河水清流畅,以其河水漂丝,色黝而明,故染坊多聚集在秦淮河沿岸。其次,门西“地多冈阜,无潮湿之气,丝经不致霉烂”。[1]第三,门西的东南端中华门是陆上交通要道、物资集散地;西北端水西门是水路码头,通达长江,运输极为便利。第四,操作织机,需身强力壮者。〔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说:“元缎机工,头号必须江宁镇人,有膂力,无疵瑕。次则秣陵陶吴,再次禄口殷巷。南乡以外,皆不如也。”他们“半年庄稼,半年手艺”,门西紧靠他们的家乡,来去方便。

据此可看出,一方面是生产经营者基于相关客观条件的理智选择,另一方面门西也是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才成为南京缎业的高地。

四

“福利一世,机杼万家。”这副联语镌刻在“云章公所”的门上。清代亦有“金陵首尚贡缎,机坊致富十室而九”一说。

富有的外在标志就是遍布深巷老街的那些大院子、好房子。门西人称其为大门档、高台坡的院子。遗留至今的有钓鱼台83号、85号、87号的吴家账房;高岗里17号、19号的魏家骅故居;同乡共井11号的李泰和家等。

高岗里39号(后门为陈家牌坊44号)的王聚兴缎号(即王春发缎号)家,1952年的房产证上写明共有6进21间3披(注:厢房),共616平方丈。前三进面阔三间12米,后三进面阔二间17.2米。据其后人王本炽介绍,房子开间特别宽敞,除住家外还放置织机。此院落前几年被拆建。还有许多缎号的深院大宅早已被拆除。如施府桥31号,号称九十九间半,有200余年历史,张家祖孙八代居住。其先辈张文华、张文顺兄弟,一个在朝为官,一个经商开机房。张家不少子侄都从事缎业。他们当时是城市居民中的富家大户。他们的院落青砖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令人炫目咂舌,他们的存在使门西地区更显光鲜亮丽。

机杼札札,丰裕何止大缎家,因为“各行各业皆为缎机业所左右”。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缎业的兴盛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收益。缎的织造有染丝、摇纬、络经、牵接、机织等工序。依附于缎业的,除丝经行、染坊,还有机店、枋店、梭店、筘子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等行业。另外,缎业还影响、带动了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仅就产品包装来说,包裹缎匹“表里皆用绵纸……每匹必二十张,所需极夥”。当时在镇淮桥口、新桥、沙湾(钓鱼台东段)等地就有专供缎商用纸的多家纸坊。大缎号动用的资金量大,需向银号、钱庄借贷,银号、钱庄就与大缎号这样的重要客户命运相连。南京缎行销各地,及至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长途贩运需镖局护送,这也就为镖局提供了生意。可以想见,缎业给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养活了成千上万人。

机声梭影伴众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缎业是南京的支柱产业,关乎南京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生活。从财政、民生的视角看,门西在南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

据说康熙皇帝南巡,在机房见机工“盘辫发,着短裈,气象纠纠”,笑曰“此呆机包子也”。因此,机房里劳作的机工亦被称作“机包子”。门西坊间,从事相关劳动的人员则一般自称“做机房的”“织缎子的”。

织机一般长一丈六、高一丈三、宽四尺五,因旧时的房屋高度虽比一般住房要高,但也有限,于是就在地面挖个1尺半深的大坑。织机上方是拽花(提花)之处,故名曰“花楼”“笼头”,操作的机工需按过线顺序提拽“丝经”,称“拽花工”。他双腿悬空坐在上面,很难下机休息,长年累月,弯腰驼背。下面一个机工称“织手”,坐在与地平面一样高的竹木凳上,两手交替抛梭“穿纬”过管(有的还要按拽花工提起的经线开口挖花盘织、妆金敷彩),同时踩踏脚下的多根竹竿,进行操控。地下潮气重,机工多饱受风湿、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之苦。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坐在织机上层拽花提经的素来是男性机工,不允许妇女插足,几成行规。但也有特例,一位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老太太,年少时家里做机房经济拮据,男机工短缺,不得已她去学拽花,也被认可。她勤学苦练,终成为一把好手。那时,机房里有为数不多的大脚女机工与男机工一样干重活。

那些辅助工种,境况更差。《凤麓小志》记载:“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

织素缎的机工多为临时工。在沙湾(今钓鱼台东段),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有机工到这里站着,等候雇佣,少则二三人,多则二三十人,皆四顾而盼。

机工亦称机匠,劳作十分辛苦。有首名为《机匠》的诗描绘道:“双臀坐不安,两脚登不办。半身入地牢,开口噇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出一阵馊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瞌睡眠。”在酷热难耐的暑天,机工要喝水会出汗,汗水滴在缎子上留下汗渍,严重影响成品质量。他们发现江宁的谷里、陆郎一带小山上长着一种野茶。经过简单加工,虽然又酸又涩,但饮用后流出的汗没有咸味,不留下汗渍。于是他们只能喝着这种酸涩的野茶解渴。

机工们为了排遣劳动的辛苦,娱乐寂寞的生活,工余时信手敲起碗碟,信口说说唱唱,不收钱白唱,即谓“白局”。其中很多段子唱的是他们的劳作生活,如“冬天烤不得火,夏天乘不得凉,不是下土半截(机坑),就是头顶屋梁(拽花)”“这几天,机坊没得做,我又把那坐板疮来磨……”“我恨上么一声爹啊,怨上么一声娘,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粮,冬天不能烤火,夏天不能乘凉”。当然也有其他诙谐有趣的段子,倾诉着苦中有乐的机房人生。

机工需要保持和增强体力,便在闲暇时锻炼身体。他们玩得最多的是石担、石锁。石担就是用粗毛竹两端套上石圆盘,宛如举重的杠铃;石锁是长方体石块,凿有一“抓手”,如同器械操的器械。在门西这是常见的一项群众体育活动,至今还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会玩,其时一伙人一道玩,引得一众围观,成为一项带有娱乐性的健身活动。

六

那些缎业的大户、百年老字号,他们在创业发展中栉风沐雨,其中冷暖甘苦,却鲜为人知,笔者通过走访和阅读缎号后人的回忆文章,所得虽是雪泥鸿爪,亦能窥一斑而见全豹。

吴悦来缎号(即吴家账房)经营了230年。其先祖自元代从开封流落至安徽歙县定居耕读。经元明两朝,繁衍为新安歙吴。明天启年间,吴家以燃松为墨,贩奚墨到南京的三山街落籍。1720年,吴斗垣的祖父在江宁县衙领取执照,创立“吴悦来缎号”,走镖到广州,通过“十三行”与外商进行海上贸易。吴斗垣22岁当家,会5种语言,育有六子二女。1842年开始,吴斗垣用“大清江南省江宁县吴悦来缎号”之名独自与外商做生意。同年,由吴斗垣之弟吴文金在毛鱼市(今来凤街32号)开机房。吴文金带领儿子吴庆华和侄子吴福华、吴长华经营,生产的缎子能供两爿账房营销。1866年,吴斗垣之子吴灿华(即吴焕廷)在钓鱼台出生。吴灿华1881年在广州濠畔街西段的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做练仔,1889年主管吴悦来缎号。1902年吴家购得小王府巷8号(今鸣羊里1号、鸣羊里1号之一和殷高巷8号)房屋,安置四房、五房,由四房吴宝华另立吴悦太缎号,继续与外商贸易。1930年,吴悦太缎号由吴宝华三子吴名璋经营。吴名璋自幼天资聪颖,国学深厚,温文尔雅,秉承家族传统,诚信经营。其后人收藏的一组商业印章实证了他家的经营理念。其一,商标木印。主体宝鼎,内有“宝华”二字,宝鼎旁有商标名“宝鼎”、缎号名“吴悦太”和业主名“吴宝华”;其二,“首尾一律,不悞(即‘误’字)用场”木印。吴宝华之孙吴福林解读说,印文宣示生产的每一匹缎子,无论是首端,还是收尾,质量一律。其经营的最后一笔生意和第一笔生意一样诚信;其三,牛角印。印文为“信义通商”,字边饰以梅花。此章似商业往来中的闲章,以梅花突出“信义”,可见其儒雅。

吴家先人因贩卖奚墨,多与文人交往。长期的交往,潜移默化形成“视字为九重天,视画为八重天”的文化崇信,并传承给后人。吴斗垣的父亲吴步衢喜欢书画,能诗善书。其诗词,颇有情趣,志存高洁;其书法,或古朴苍劲,或潇洒飘逸,功力毕现。后人精心保藏的梅花四条屏、题赠吴宝华的书画、吴楚的隶书扇面、丁二仲篆书对联、徐嵩峻行书四条屏等书画,俱可窥其儒商气质之一斑。

像吴家这样重名牌、重质量、重信誉,以儒家之道经营的缎号在门西并非孤例。如同吴家这样子女多、家业大的缎号,分家另立门户、自行创业经营的也并非个别。1929年的调查中,就有叶同椿、叶同根两兄弟以不同缎号名经营、王振昌与王少斋均以“王振昌”缎号名经营等记录。

魏广兴缎号家族世居江宁新丰村200多年。1851年,魏丽生一家为避太平军逃至苏州,太平军逼近苏州时又迁往崇明岛,嗣后又搬到如皋。1866年,魏丽生来到南京经营绸缎,1868年,在高岗里购置房产。其时,掌管织机3500余架,年产量2000匹,产值8万余元,所织绸缎质量上乘。随着魏广兴缎号的牌子越来越响,采购商也常将魏广兴的货放在包装浮头,表示商品优质,借以招徕客户。后来南京缎业衰败,大户式微,“惟高岗里魏广兴巍然尚在”。1930年,仍有织机150架,工人450人,实为不易。

贾晋丰缎号资产、规模曾名列南京八强之列。20世纪初期的号主贾鉴西年轻时在上海做学徒,后在上海某纱厂当经理,因为太精明被解雇。贾鉴西遂利用熟悉的客户,学做丝绸生意。他先不付款拿到商品,推销给买家,等买家付款后再给卖家。他曾在上海外滩汇丰银行旁租用一犹太人的房子,将锦缎等料子卖给日本人制作和服。那时严家井整条街都是他家的房产,除了做账房、家宅外,就是机房或机工的住房。贾家的后人说,家中的地契一大摞,南京太平路圣保罗教堂对面的房屋就是他家的,中华路上也有房产(日本人来时给烧了),另外在上海也有房子。文化名人卢前1948年撰文对未能与贾鉴西深谈而惋惜。他写道:“贾晋丰主人贾老鉴西,今尚健在,是为缎业中之鲁灵光殿,对于织造业兴衰之故,烂熟胸中。他日求教,必有以增益吾闻也。”贾鉴西独子贾泽之在1949年南京解放时将家中余留的产业上交给国家,曾任南京市缎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后任南京市工商联负责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吴家账房三方印章和金陵吴悦太缎号章

黄锦昌缎号在1930年南京缎业调查时按资产排名第三,号主黄月轩曾任1931年成立的南京市缎业同业公会主席,后担任顾问。他有好几个儿子,由于近亲结婚,子女多夭折。其中一个儿子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女儿。黄月轩受此打击颇大,继而信佛,让他的亲家兄弟经营。结果亲家兄弟吃喝嫖赌,炒股,家败了。他家与贾鉴西家是儿女亲家。这样典型的“青墙配青墙,板壁配板壁”的联姻在缎业圈并非孤例。如饮马巷111号(原小门口)住户陈颖,1951年出生。她说,五代人都居住在此。祖上以锦缎为业,与钓鱼台于启泰、高岗里魏广兴都有业务往来,几位老姑太太还是于启泰家的媳妇。

石聚兴缎号创立于1846年。石家是回族人,织制的绸缎大批地发往湖州分号、亳州分号和汉口分号以及各地代理经销商,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畅销无阻。其“织锦缎”和“团花缎”远销迪化(今乌鲁木齐),风行一时。在事业顺风顺水迅速发展之时,当家的石家栋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石家栋的两个儿子已近弱冠之年,遂跟随叔父石家梁打拼,经过叔侄三人十年的合力经营,雄风再振。1898年前后在篾街(长乐街)购建一爿民房安顿家人,前厅后楼,共七进,总建筑面积约300平方丈。他们还同时做房地产生意,购置了雨花路、锦绣坊、老王府巷、奇望街(建康路)、仓巷的店面房60余处,另有评事街、膺福街、长乐街等连家店房总计达百余处。后来又在上海开发房地产。其后人说,他家正是一直坚守穆斯林“诚实、厚道、货真、守本”的经营之道,才将家业做大做强的。

七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一卷珍贵的手轴《金陵义举合祀图》,卷首第一幅图描绘的是1853年清军为夺取神策门与太平军激战的场景。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缎业很重视,设有“织营”,其中兵卒都是“织匠”,在胭脂巷及大、小仙鹤街一带设有“机匠坊”,在砂珠巷设置管理锦缎生产的“机匠衙”。“机匠衙”的“机业总制”由吴长松(住在门西磨盘街,经营缎业)担任。然而吴长松效忠清廷反对太平军,便凭借其职务便利联络机匠衙数千人伺机而动。他曾鼓动太平军设“柴薪衙”“取江洲芦苇”,让“城中妇女老幼皆坐空柴船以出水关”逃离。他在邻居胡恩燮(后为愚园园主)的联络下与另一股反太平天国势力联合,领取了清军大帅向荣暗送的免死牌、委任状、火药喷筒等,成为清军内应。1854年二月廿三夜,微月初明,空炮一声,吴长松纠集57人举着火炬冲上神策门城头,手刃守城太平军兵卒数人,将其首级丢下城墙。但是其他内应者未能移动新架设在城门口的重层木栅,无法打开城门。太平军号角声起,纷纷扑向城门重创内应者。同谋内应参与“事变”的139位“豪士”被抓遭毒刑拷问,最后遇难。其中有一半是缎业机匠,吴长松幸免于难。《清史稿》和《白下愚园集》记载了这件事。

笔者见过一张南京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定格的是中国民众反对外国势力和外国人对中国内政干涉的集会游行。其中有一队人马打着“南京缎机业工会”的横幅,想必其中有不少是在门西的“机包子”吧。可见缎业从业者并没有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

八

清末,外国纺织品涌入中国,缎业又因自身原因,受到极大冲击。1911年,南京缎业急剧衰落,数年后,有所回升,1924年后,又断崖式下滑,破产连连。

在门西的大缎号于启泰1869年有工人1350名,1929年还有工人450名,到了1932年仅有工人36人,次年全部歇业。刘益兴在1871年有工人535名,1929年有工人200名,规模亦大大缩小。

1929年,门西缎号125家;1937年初,只剩32家。短短8年,门西的缎号减少了约四分之三。

钓鱼台91号的王文喜先生在2018年已89岁,老伴82岁。他回忆说,已经五代居住在这里,父辈是织缎子的,有两部机子,两个哥哥跟着做。后来做不下去了,就开马车行,赶马车了。1938年出生的俞润生说,他家以前住五福街20号,房子前边是七架梁一大间,可摆两台织机;后边是小五架两间,日常生活用。到20世纪20年代织缎已不能糊口,爷爷便让只有15岁的父亲去璇子巷口美大京货店做学徒,不再继承机房祖业。

1936年,《东南》杂志上刊登《机杼声不闻》一文,记述作者走访中华门附近,只听到“一声两声的机杼声……感到无限惆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缎业几乎全部停业、破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零星的机户还有,但极为罕见。1951年出生的江家虎说,他六七岁时走过邻居高岗里7号(或9号),看见迎街有台织机,把房子撑满了。一个人面对机台坐着,用梭子穿来穿去,另一边上面坐了个人。那个人坐得很高,他吃力地拉着像绳子样的东西,很长时间下面的大轴才会响一下,把织好的面料卷一点。他说:“我站了半天,就是想看到大轴卷面料的缓缓一动。”

现居上海的吴晓说,我最近刚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叫吴纡青,我的爷爷名字叫吴树勋,祖上世代住在城南,从事绸缎行业,民国时居住在高岗里19号,抗战前居住在殷高巷,我父亲复员后分配在上海工作。家里过去的事知道得太少了,但我想知道。

缎业在门西已成明日黄花,但不能忘却它给门西人带来过的生计和安定,造就过的荣耀和骄傲,书写过的文化和历史。

(作者简介:陶起鸣,南京中华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