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农校创建于1956年,位于美丽的瘦西湖畔,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美好时光。我是扬州农校的第三届毕业生,前两届毕业生大都分配在扬州本地,到了我们这一届,突然传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分统配的风声。我有点不相信—扬州农校虽然是一所农业类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但毕竟隶属于扬州市人民政府,在全省统分统配就了不得了,还在全国统分统配?

很快我就发现,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毕业考试成绩还没公布,遴选进藏学生的公告就出来了,条件很苛刻,除了要求思想进步、学习优良之外,还规定了四条硬杠子:1.党员或团员;2.未婚;3.非家庭独生子;4.身体健康。我满足所有的条件(其实我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而已),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候选名单。组织上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我想都没想,拍着胸脯表态:“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安家!”

彭长迂在阿里(彭长迂 提供)

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和同学刘庆松、周开岩、张茂山一起被学校送到南京,住进了省政府招待所。不久,江苏南通农校的4名同学也到了。在欢送晚宴上,一位大领导讲话说:“你们一行8人,将分赴伟大祖国西藏的8个地区工作,希望你们向‘进藏先遣连’学习,扎根西藏,为西藏稳定、民族团结做出积极的贡献。”说完,还有力地挥了挥手。

我们此次进藏,走的是传统的青藏线,沿途经过夹东、敦煌、大柴旦、格尔木、安多、那曲、羊八井等地,目的地是拉萨。

夹东火车站(后易址改建为柳园火车站)是西藏和内地的中转站,就建在茫茫戈壁滩上,既看不到河流,也看不到树木,气候干燥得要命,令我们很不适应。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人字形的“地窝子”。第二天早上一走出地窝子,张茂山等人的嘴边上都裂了口子,肉皮翘翘的,用手一撕,鲜血淋漓。相对而言,我比他们要好得多,我在夜里睡觉时用湿毛巾遮在嘴上,这还是离家前母亲教我的。

从敦煌向西,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艰难,1961年7月28日我们到达拉萨,个个都像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伤兵,垂头丧气。接待我们的是傅科长和李干事,他们都很热情好客,给了我们宾至如归的感觉。李干事还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布达拉宫系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李干事因此戏称文成公主为第一位进藏干部。听了李干事的话,我赶紧向文成公主的塑像躬身行礼,祈请她保佑我们在西藏平安顺利。

在等待分配期间,南通的一位同学得到内部消息,说我将去的地方叫堆龙德庆,就在拉萨附近,而我们班长周开岩将去阿里。问题来了,周开岩在进藏途中高原反应强烈,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以他目前的状况,肯定去不了阿里。用李干事的话说,阿里是“天上的天,边外的边”“年头一场风,从春吹到冬”“外出半小时,浑身都是泥”,那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是“世界屋脊”的屋脊,空气稀薄、环境恶劣。于是,傅科长将我和周开岩作了对调,由我去阿里。

阿里就阿里,“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接下来,同学们纷纷奔赴新的单位,最后连周开岩也走了,偌大的宿舍空荡荡的,仿佛这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甜,三天两头往拉萨工委跑,李干事先是劝我“别着急、慢慢来”,最后干脆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他说:“小彭啊,今年阿里肯定去不了了,明年何时去还要打问号。”见我一脸迷茫,他进一步解释说:“去阿里的拉普公路(拉萨—普兰)被土匪(叛匪)占领了,走不了啦。”

就在我百无聊赖之际,事情有了转机。9月中旬的一天,李干事兴冲冲地来到招待所,一见面就说有好消息。原来,阿里地区宣传部部长李芳同志要从拉萨返回阿里,因为阿里那边急需过冬物资。他们将绕开拉普公路,经无人区到达阿里。

我跟着李部长的车队走走停停,在无人区穿越了12天,终于在1961年10月26日来到改则县政府。到了才发现,县政府连一间固定的房子都没有,只有4顶军用棉帐篷!终于盼来了过冬物资,改则县赵书记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应县委赵书记的强烈要求,我们终于从车上挪到了帐篷里住宿。半夜醒来小解,发现赵书记和李部长仍然坐在燃烧的牛粪旁,李部长对赵书记说:“阿里与拉萨不一样,属于未公开叛乱地区,县、区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叛匪,保护牧民的牲畜,建立乡政府,将民主改革的任务进行到底……”

1961年11月1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不远万里,终于来到了新的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阿里行政公署农牧科。阿里位于西藏的西北部,是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的交界处,边境冲突不断,中方在扎西岗、日土一线均设有边防哨所,并驻扎军队,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定,双方距离边境线20公里范围内为非军事区,所以我们反而成了“前线”。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我和同事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非军事区内安定群众情绪;防止并阻止群众外逃;为前线部队组织后勤物资。当时的群众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的宣传,一名叫扎西次仁的藏民问我:“菩萨兵(指解放军)有多少?能不能打得过印度?”我说:“有你们,有我们,还有金珠玛米(指解放军),一定能打过侵略者!”此番对话不久,兰州军区一个团,600多辆军车开进了狮泉河,群众的态度大为转变,纷纷夸赞:“毛主席的兵是神兵!”

战争一结束,农牧科高科长就出差到普兰县,他在普兰县办了一个地区农场,饲养了8头犏牛,取名叫噶尔东农场。回来后,高科长安排我到噶尔东农场当负责人,可普兰县县长张振远不同意。也不知张县长看中了我哪里,非要我到普兰县民主改革复查组工作。

连张县长也没想到,他的这一安排在无意中救了我一条小命。后来一位叫格桑群佩的藏族干部接替我到了噶尔东农场,叛匪入场抢劫,逢人便追问汉族干部的下落。按照以往的做法,叛匪逮住汉族干部就枭首示众。格桑群佩因为是藏族干部,侥幸活了下来。

在普兰县民主改革复查组,我被分配到仁贡乡开展“忆苦思仇”活动。解放前的仁贡乡,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更野蛮、更黑暗、更残酷、更反动。以达赖为首的三大领主—地主封建政权(官家)、寺庙、贵族及农奴主代理人,他们的人口占仁贡人口还不到5%,却占有当地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农奴和奴隶,享受着很多特权,过着极其豪华荒淫的生活,而农奴和奴隶则被看作是“会说话的牲口”。农奴主对奴隶可以随意买卖、转让、抵押、交换;可以任意毒打、割舌、挖眼、抽筋、剥皮、剁手,甚至投进蝎子洞或关进木笼、水牢之中折磨而死。在仁贡乡,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真人真事:该乡有一对童男童女,非常聪明,本来童言无忌,结果被寺庙说成是泄露天机而剥皮示众。为了保证忆苦思仇活动取得实效,我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伟大英明,宣传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痛批农奴制度的罪恶与残暴,把越来越多的藏民团结到党和政府的周围。

1963年5月,复查小组解散,张振远仍然不肯放我回阿里,而是将我调至普兰县农牧科。在这期间,普兰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股从尼泊尔边境过来的武装叛匪,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霍尔区政府,将区长耿堆及两名工作人员杀死,叛匪疯狂叫嚣,要攻打普兰县政府,杀死张振远县长。这件事惊动了高层,也激起了民愤,阿里骑兵支队迅速出动,强力平叛。张县长为了强化武装工作组,将我和他的秘书一起调进了武装工作组,从此我便成为一名武装民兵。工作组一共8个人,另6名是藏族人。工作组的驻地在楚果寺,该寺坐落在圣湖玛旁雍错的南岸、纳木那尼峰山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观察、监督过往行人,发现可疑分子立即报告,特殊情况可采取措施;二是保护牧场牛羊安全,确保牧区群众的财产安全。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打枪,一天到晚不离“三件宝”—一枪、一马、一皮袄。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巡逻,睡觉时枪抱在怀里,马缰绳系在脚上,随时随地准备与土匪作斗争。巡逻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通常睡在羊窠里,以天作被,以地为床,以羊为伴。

从1964年2月到11月,我在武装工作组工作的10个月里,小的遇险已不计其数,大的遇险有两次:

第一次是8月1日。上一天,霍尔区武装中队通知我们于第二天到区里参加庆祝建军节活动,当天早晨,我们一行8人吃过早饭,整装待发,3名藏族小伙骑着马呼啸着飞奔而至,口中高叫:“有土匪!有土匪!”后来确认,有100多个土匪就埋伏在楚果寺至霍尔区必经之路的山顶上,如果这3名藏族小伙晚到几分钟,我们几个人就都成了狮泉河烈士陵园里的烈士了。

第二次大约是在10月份。霍尔大雪封山,我们被困在楚果寺长达一个星期,与县里完全失去联系。楚果寺里没有和尚,我们的食物失去补给,最后只能靠马料(一种豌豆)存活。

1965年元旦前后,我回江苏老家结婚,婚假还未结束就接到地区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我立即结束假期,回阿里上班。我二话不说,立即踏上返藏之路,这次走的是新藏线,从南疆“上山”(阿里人的口语)。刚到西藏驻叶城办事处,工作人员就递给我一份高德捷科长发来的电报,叫我返回喀什,与阿里专区种畜场的兽医会合,共同护送30头新疆细毛羊上山。这30头细毛羊来自新疆伊犁,是移民阿里的种羊,刚刚空运过来,每头都价值不菲。我们将这30头宝贝疙瘩从飞机上接下来,转运到两辆卡车上,另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和水。谁曾想到,又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前方等着我们。

叶城到噶尔有1400多公里,相连的道路是219国道,它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之一。它穿越举世闻名的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翻越16个冰大坂,涉44条冰河,全线经过的大部分地段为无人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极差和环境极恶劣的高原公路。我们的司机个个驾驶技术好、经验丰富,尽管一路上十分小心,可是在界山大坂,我们还是出了车祸,险些车毁羊死人亡。

219国道界山大坂段,是有名的魔鬼公路,道路特别狭窄,一侧是高山,一侧是深沟,山上的积雪常常化作季节性的洪水。那一天,我们三辆车依次翻越新疆和西藏交界的“界山”,我坐在第三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司机40多岁,矮矮的、四方脸,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车厢里是15头细毛羊和两名饲养员。我们由下往上开,前面两辆车已经依次通过了一座关隘,可是正当我们的卡车通过时,一股洪水似蛟龙出海从山上冲下来,将我们车子的前盘冲出公路悬空。所幸水量不大,加上车速不快,后轮没有遭到洪水冲击,还留在公路上。我们的司机手脚并用,死死地踩住刹车,同时拼命地打方向盘。我大脑一片空白,心脏怦怦狂跳:向左看,只见司机满头大汗,嘴唇乌青、青筋暴起……向右看,万丈悬崖,白雾升腾……我整个人都吓瘫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受到非常严重的惊吓,两天两夜没进食,夜里噩梦连连,直到到了日土县多玛乡喝了一点酥油茶,才缓了过来。

回到阿里的第二天,农牧科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叫朱烨,是扎达农场首任场长。朱烨是山西人,说话一语三咳,看上去普普通通,其实大有来历,据说解放前就任过大西南某区的区委书记,是一位老革命。夫妇俩均精通藏语,早在1954年就被调到拉萨工作,前途一片光明。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组织上将他调离了西藏,安排到咸阳工专当教师。他和高科长一样,都是闲不住的人,便毛遂自荐到阿里来创办了扎达农场,深受农场职工拥护和爱戴。他向高德捷要人,高德捷就把我调给了他。

从1965年7月到1971年6月,我在扎达农场总共工作了6年,这段时间,是我在阿里最有成就感的日子,特别是前三年,干得格外起劲。

“开荒开荒,机械先上”。早在噶尔东农场的时候,我就发现藏犁的不足:藏犁不是用来翻土的而是用来开沟型的,因此耕过的地仅仅是松动了大部分表层土(不足15厘米深),还有少部分犁埂被浮土覆盖造成漏耕。这种落后的工具直接造成播种量大、出苗率低,1亩土地竟然需用青稞种子49公斤。我曾就这一问题向张振远县长提出改进生产工具的建议,结果被张县长以“普兰是边境县,稳定高于一切”挡了回来,这次到了扎达国营农场,我自然是大展宏图。1965年,我受朱烨场长委托,从新疆和内地引进新式农具,主要有新疆喀什生产的双马拉圆盘式10行条播机,西安生产的7行畜力播种机,甘肃天水生产的山地步犁。通过不断引进各种新式农具,农场的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我指导工人改用畜力播种机播种后,每亩用种量也降到14公斤。

1966年,我利用新式农具,亲自安装操作开荒300亩,在海拔4100米的地方试种青稞和南大2419春小麦、拉萨冬萝卜及山东大白菜,均获得成功。喜讯传到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绍基的耳朵里,他大为高兴,立即驱车上百公里来农场视察,我捧出一根5公斤重的拉萨冬萝卜给他看,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就是这位刘绍基书记,当我向他陈述两地分居的困难时,立即大笔一挥,安排我回家带家属进藏。

1967年,农场开始采购使用大中型拖拉机,其中东方红28型轮式拖拉机1台、洛阳产东方红75型拖拉机2台、推土机1台以及配套农具,如五铧犁、24行条播机、圆盘耙、中型开沟犁、拖箱等。机械化大生产之后,全场50名藏族工人一年开荒1000亩,亩产青稞500斤,这是超历史的产量,为阿里地区“农业学大寨”提供了典型。

从1966年到1970年,扎达农场每年除生产30余万斤粮食外,还生产40多万斤蔬菜,其中萝卜20万斤、大白菜8万斤、马铃薯3万斤、大蒜等1万斤、元根(细毛羊的饲料)8万斤,基本解决了地区干部和纯牧区的革吉县、改则县及边防驻军的吃菜问题。

“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农场的发展,我的名气也越来越响,很多领导都知道农场来了一个厉害的江苏人,他们与我相处,从来不端领导身份,与我兄道弟,有了难题,也第一个想到我。

有一次,高科长将我喊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长长的农机采购单。我被他三句好话一说,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回到农场后,朱场长直皱眉,他一边咳嗽一边说:“老彭啊,你也不想想,农牧科两名同志待在拉萨已有大半年了,他们完不成的任务你就能完成?”

我这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原来拉萨与阿里不一样,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较重,不属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地区,自从实行军管之后,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基本上瘫痪了。可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我只得硬着头皮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

在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上,因我没有随身佩戴毛主席像章,空乘人员就向我发放了一枚,这枚像章的直径有8厘米,比我以前见过的毛主席像章都大,我顺手将像章别在左胸上。

自从上了开往柳原的火车之后,我就感觉我被一个男人盯上了。他一直盯着我的像章看,而且找话题和我搭讪。我向来不善言辞,再加上和他不熟悉,所以话不多,但出于礼貌,他问一句我就答一句。最后他忍不住了,说:“唉,同志,你这枚伟人像章好大好漂亮,我现在用两枚和你换一枚,怎么样?”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目的,所以想都没想就对他说:“你的像章我不要,我的像章送给你。”男人拿到像章之后爱不释手。

从我的答话中,这个男人已经知道了我出差的任务,于是主动亮明身份,他说:“我是柳园物资管理处的仓库主任,姓王,你到柳园后,不要急于去拉萨,跟随我一同下车,我来帮你沟通联系。”

就这样,在王主任的一手操办下,2台推土机、300辆马车、1台挤奶器、1台剪毛机、2台拖拉机、1000辆人力车直接从柳园源源不断地运往阿里。

这下阿里轰动了,把我说成是“神人”“能人”“仙人”,阿里驻乌鲁木齐采购总站站长关国强慕名与我联系,热情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工作。

1969年3月—4月间,我在柳原又接到高科长的一份电报,他让我代他去西藏参加一个会。途经格尔木时,因武斗严重,无车可乘,在汽车站武斗双方还动起了枪,死了人,那天我刚下了车,冷不丁一颗子弹射到我的脚下,激起一片尘土,吓得我魂飞魄散。我知道,拉萨是去不成了,就给高科长回了一封电报,如实说明情况,高科长是山东人,耿直性格,他直接回复:“拉萨不去了,回江苏休假!”

彭长迂在阿里的工作证(彭长迂 提供)

这是一次漫长的休假过程,前后长达一年之久。从这之后到1970年7月份,我再没接到单位的任何通知,我隐隐约约觉得,阿里出大事了,农场出大事了。

1970年8月,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自行回到阿里。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这里已是物是人非,阿里早已不是非“四大”地区,军队全面接管,当权派全部靠边站。扎达农场已归属札达县管辖,领导班子悉数换上新人,一个叫刘克庭的解放军排长带着数名战士进驻农场进行“支左”,成天在农场搞军训,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农场被他搞得一塌糊涂。朱场长不见了,农牧科高科长也不见了,整个农场弥漫着一股死亡气息,再也没有风吹麦浪的丰收景象,尤其令我悲伤的是,我在农场长期积累的气象资料、水文资料和实验资料全不见了。那上面凝聚着我的心血呀!我发了疯地寻找那些资料,有人偷偷地告诉我:“彭技术员,别找了,他们冬天嫌冷,用你的资料烤了一个冬天的火。”刘克庭不懂生产,胡乱指挥。他不让女工上班,在家里休息为他织毛衣;他下令将梯田推平,结果造成熟土流失,种子因营养不良发不了芽;他还拒绝给技术人员分配工作,说单位会计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我被他闲置在农场,成为靠边对象。

刘克庭想让我闲着,我却闲不住,就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义务为农场护渠。农场的水是来自山上的雪水,由于气候原因,往往是上午水小、下午水大。上午,我从农场步行上山,沿途将支渠的渠口堵上,保证主渠的水量充足;下午,我从山上步行到农场,将沿途支渠的渠口打开,保证主渠不被冲垮。一来一去20多公里,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直到1971年7月,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一天,我护渠归来,碰到工交局前来检查工作的马鹏飞,马鹏飞是我的老熟人,他见到我时大惊失色,连连问:“你是人还是鬼?”原来,我已经有三个月未理发、刮胡子了,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马鹏飞劝我到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工作,他说:“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死在农场。”

对我这个家庭来说,1973年是多事之秋,我疲于应付、狼狈不堪。这一年的6月份,我的岳父去世,岳父临死前,不想影响我们的工作,坚持不肯写信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也没有回去料理他的后事。两个月后,我的岳母又患了癌症,一个患病的老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这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我的大哥忍不住给我写信,收到信之后,我们夫妻俩都哭成了泪人儿—可怜的老人,含辛茹苦把朱来英(我妻子的名字)养大,还替我们带孩子,一辈子何曾享过一天的福!

我们立即向单位请假,回到江苏之后,将岳母送到上海肿瘤医院进行医治,岳母一辈子没见过汽车、轮船、火车,我陪她逐个坐了一遍,三个月后,她含笑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4年元月2日,是岳母的忌日,远在万里之外的朱来英,也在这一天转正。什么叫悲喜人生?这就是悲喜人生!接下来,我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三个小孩怎么办?

关键时刻,我的大哥大嫂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将三个孩子接了过去。大哥大嫂自己也有三个小孩,家庭负担非常重,我答应他们,每月汇30元抚养费作为补偿。对于这一点,我一辈子感激他们。

这一切办妥之后,我一身轻松,于1974年春再次动身“上山”。这一年我36岁,正值壮年,想不到的是,一场疾病正悄悄向我袭来。

乌鲁木齐飞喀什的是一架小飞机,我以前坐过多次。这次可能是刚刚做过手术,一登上飞机我就不舒服,先是手术处发胀,胸口发堵,最后休克,口吐白沫不止,乘务人员对我进行急救,就近将我送进了阿克苏医院。万幸,在医院里,我服了几片药就恢复正常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知道了我的家族有冠心病遗传,我能在阿里工作十几年完全是一个奇迹。

我在飞机上昏厥一事很快传遍了机关,单位领导李建经理专门关照人事部门:“在下一批内调人员名单中,优先考虑彭长迂夫妇。”

1977年7月,阿里根据中央精神再一次启动了汉族干部内调工作,此时我进藏已届17年,是内调的当然人选。

1977年12月15日,阿里地区组织部为我开具了“准假通行证”,我和妻子朱来英便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阿里,当车子经过狮泉河、红柳滩时,我泪如雨下,我知道,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作者简介:钱俊,泰州市姜堰区史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