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是两周时期长江下游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始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1]；群舒文化是两周时期江淮西部的地域文化，群舒文化的研究始于1959年舒城凤凰嘴春秋墓的发现[2]。虽然吴文化与群舒文化的研究都逾一个甲子，但对吴、群舒关系的研究至今鲜有问津。

群舒，先祖溯自虞夏时期的皋陶，是春秋时期分布于江淮之间的一群偃姓国家，群舒文化是吴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南京六合程桥春秋墓与镇江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的发现复活了吴对群舒的遥作支援和安抚存恤，而六合程桥春秋墓与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的发现也为吴、群舒佚史的钩沉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一、程桥春秋墓与棠地变迁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南临滁河，周有山地、丘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在程桥中学内外先后清理了三座春秋晚期的贵族墓葬[3]。一号墓的墓室范围南北长4.5米—7.33米、东西宽4.03米—6.36米；二号墓的墓室范围东西长5.1米、南北宽4.5米；三号墓的墓圹形制不明，推测亦有长方形墓坑。墓葬与墓葬之间相距80米—100米，为典型的家族墓地，据随葬器物的形态推测，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

一号墓随葬器物有青铜器57件，有鼎、盥缶、编钟等青铜礼乐器，剑、戈、戟、矛等青铜兵器，軎、辖、盖弓帽、衔、环等青铜车马器以及有刻画人物形象的铜器残片，编钟一面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终□（岁）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择厥吉金，自乍和钟，子子孙孙，永宝是从”，因名“臧孙钟”，铭文中出现了“攻敔”和“外孙”（图1）。

二号墓随葬器物或有散失，清理出土的青铜器有46件，器形有鼎、匜、编镈、编钟等青铜礼乐器，剑、戈、矛、镦、镞等青铜兵器，衔、环等青铜马器，编钟一面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铭文为“旨赏公□□之用钟”（图2），因名“旨赏钟”。

图1 臧孙钟

左：臧孙钟 中：铭文拓本 右：铭文“攻敔”与“外孙”（反文）

三号墓随葬器物多有散失，仅清理出土青铜鼎、甗、盘、匜、簠、舟、勺、剑等礼器、兵器9件，其中青铜簠、盘、匜有铭文。簠的铭文为“曾子义行自乍饮簠，子孙其永宝用之”，因名“曾子义行簠”；盘的铭文为“攻吴大叔痀禹自作行盘”，因名“攻吴大叔盘”；匜的铭文为“罗儿曰：余吴王之甥，□□公□坪之子，择厥吉金，自乍盥匜”，因名“罗儿匜”，铭文中出现了“吴王之甥”（图3）。

图2 旨赏钟

左：旨赏钟 右：铭文拓本

图3 罗儿匜

左：罗儿匜 右：铭文拓本与摹本

以往因铭文中出现“攻敔”“吴王”而将程桥春秋墓定为吴国墓葬，将青铜器定为吴国青铜器，其实不然。

吴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吴楚的疆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变化。

南京六合位于巢湖—滁河流域，滁河古称涂水，发源于安徽肥东的滁河流经含山、和县、全椒、滁州、来安、浦口，于六合的大河口注入长江。夏商时期，巢湖—滁河流域为南巢之地，南巢之地的先民为涂山氏。西周时期，巢湖—滁河流域为巢伯之地。《尚书·旅獒》：“巢伯来朝”，《国语·鲁语》韦昭注“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也”。六合出土的雷纹垂腹鼎、无为出土的鸟钮球形三足盉等青铜器，反映了西周时期巢国的礼仪制度和独特的文化面貌（图4）。

《春秋》文公十二年（前615）：“夏，楚人围巢”，杜预注：“巢，吴楚间小国”，巢本吴楚间小国，因“楚人围巢”而成为楚的属国。《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楚、巢、徐同为吴的征伐对象，表明巢已成楚的附庸。《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杜预注：“巢、驾、厘、虺，楚四邑”，此时巢已成为楚的属地。《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吴王诸樊伐楚，命丧于巢，此时巢还为楚属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吴伐巢时，楚疲于奔命，此时巢仍为楚属地。《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冬，吴伐楚……咸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楚军在巢待命，在巢筑城，此时巢已属楚，已由楚的属地成为楚地。《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棠君尚……”杜预注：“棠君，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棠邑为楚的边邑重镇。

图4 巢国青铜器

左：南京市六合区博物馆藏青铜雷纹垂腹鼎

右：无为市博物馆藏青铜球形三足盉

《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冬，吴灭巢”，巢属吴。《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灭吴后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巢属越。古本《竹书纪年》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遂伐于越，杀无彊”，至此，巢复属楚，直至公元前222年秦灭楚。

随着吴楚战争局势的变化，棠地的归属也随巢的归属而变化。

一号墓的墓主为臧孙。一号墓编钟铭文中出现了“中终□”“坪”“臧孙”三代，推测铭文中的“攻敔中终□”可能为吴王余眜，“坪”则为余眜之婿、臧孙之父，“臧孙”为余眜外孙、“坪”之子。

二号墓是程桥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旨赏钟铭文“旨”的摹本不一，细审拓本，“旨”或为“者”；《世本·居篇》：“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姑为诸”，旨、者、诸皆章母；据《世本》，诸读若“姑”，《汉书·地理志下》师古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姑、句皆见母，“旨”当读若“句”，即吴语之发声。铭文“赏”的上部作“尚”，尚是声符，下部的义符或摹作“口”，或摹作“貝”（图5），以墓葬地处棠邑推之，赏当释作棠。据此推测二号墓主是“坪”，封于棠邑，号“句棠公”。

图5 旨赏钟铭文

左：“旨赏”拓本 中：“旨赏”摹本（采自《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384页） 

右：“旨赏”摹本（采自《吴越题铭研究》图177）

三号墓的青铜器来源较为复杂。曾子义行簠为曾器，可能是伐楚所获；攻吴大叔“痀禹”即句余，句余或为余祭，或为余眜，《史记·吴太伯世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杜预注：“句余，吴子夷末也”，行盘为余祭或余眜馈赠；“罗儿”为吴王之甥，亦为坪之子。程桥春秋墓为家族墓地，葬于家族墓地的三号墓主必为一号墓主、二号墓主的亲属，因此三号墓的墓主不可能为曾子义行或攻吴大叔，只能为罗儿。

程桥春秋墓铭文出现“攻敔外孙”“吴王外甥”的本意是炫耀身份的显赫而并非表明墓主为吴人，因为张家的外孙不姓张，李家的外甥不姓李，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无论是“攻敔外孙”还是“吴王外甥”都不是吴人。程桥春秋墓不是吴墓，铭文出现“攻敔”“吴”的青铜器也未必是吴国青铜器。

二、吴楚对峙与附庸国家群的交织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诸侯纷争。“城濮之战”与“邲之战”之后[4]，随着晋、楚先后称霸，天下也因之形成了以晋国为首的北方国家集团和以楚国为首的南方国家集团。

吴与晋结盟，属北方国家集团，自吴王寿梦“始伐楚”至吴王阖闾“入郢”的八十年间，吴楚之间发生过州来之战、鸠兹之战、庸浦之战、皋舟之战、朱方之战、棘栎麻之战、鹊岸之战、房钟之战、长岸之战、鸡父之战、豫章之战、柏举之战。

楚国雄踞长江中游，吴国雄踞长江下游，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吴楚之间的江淮平原遂成为吴楚争霸的主战场。在戎马劻勷的环境中，在强权势力的笼罩下，吴楚之间的诸多小国迫于存亡之道形成了两个“附庸国家群”。

邻近楚国的英、六、蓼、舒、宗、舒蓼、舒庸、舒鸠、桐等群舒国家本为楚的属国，在吴楚争霸的大势下叛楚附吴，“附吴国家群”皆灭于楚。《史记·楚世家》：楚成王二十六年（前646）“灭英”。《春秋》文公五年（前622）：“秋，楚人灭六”，《史记·楚世家》：楚穆王四年，“灭六、蓼”。《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史记·楚世家》：楚庄王十三年，“灭舒”。《春秋》宣公八年（前601）：“楚人灭舒蓼。”《春秋》成公十七年（前574）：“楚人灭舒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舒鸠人卒叛楚……楚灭舒鸠。”《左传》定公二年（前508）：“桐叛楚。”此外，《世本·氏姓篇》还有不见于《左传》的舒龙、舒鲍、舒龚等群舒国家，其事迹虽于史无征，亦应灭于楚。

临近吴国的州来、钟离、巢、徐、钟吾等国，或为楚的敌国，或为楚的属国，在楚的威慑下附楚叛吴，“附楚国家群”皆灭于吴。《春秋》昭公十三年（前529）：“吴灭州来。”《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吴人踵楚……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史记·吴太伯世家》：“（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2）：“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己卯，灭徐。”

春秋之际，吴楚之间的“附庸国家群”成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附庸国家群”的反向交织成为吴楚争霸时期的特殊景观，强邻环伺下的小国之殇是春秋时期江淮形势的真实写照。

三、北山顶春秋墓与群舒奔吴

《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群舒叛楚”，《春秋》宣公八年（前601）：“楚为众舒叛”，群舒又称众舒，是生存于吴楚之间的一群蕞尔小邦，由于史籍阙如，群舒灭亡后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北山顶春秋墓的发掘，复活了群舒灭亡后的一段历史。

20世纪80年代，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成丹徒考古队在大港的北山顶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的特大型贵族墓葬[5]。

墓葬位于北山的顶部，南靠连绵的大山，北临滔滔的长江，气势雄伟壮观。封土呈圆丘形，高5.5米，封土顶部南北宽7.05米、东西长12.25米，底部南北宽30.75米、东西长32.25米；封土之下是曲尺型墓坑，分为墓室与墓道，墓室长方形，长5.8米、宽4.5米、深1.35米—1.45米，墓道长条形，偏在墓室的西北，与墓室之间有一道凸起的石脊作为分界，长5.8米、宽2.35米、深1.15米—1.25米，墓向270°；墓坑两侧的平台上各有一人祭，根据随葬器物分析，北侧可能为男性，南侧可能为女性。

墓道内依随葬情况分为三层。上层堆放青铜盖弓帽26件、盖斗帽1件。中层有一年龄约30岁的女性人殉，随葬少量陶器。下层置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礼器6件，有青铜云纹鼎、夔纹鼎、甚六鼎、蟠螭纹缶、尸祭缶等；乐器30件，有青铜甚六镈、甚六钟、錞于、丁宁和石磬、石桴头、鼓（鼓已朽，四个断发文身人形的青铜鼓环尚存）等；车器37件，有青铜軎辖、方策、厢壁插、厢扣、合页等；马器20件套，有青铜镳、衔、节约、环等，辔饰200余枚；兵器28件，有青铜矛、戟、镦、矢等；另有鸠杖的青铜杖首和杖镦，杖首上部为鸠，杖镦下部为跪坐的断发文身人形。墓室早年被盗掘一空，仅在墓室南壁与墓底交接处发现青铜大矛1件。

根据随葬器物的形态与碳十四测年，北山顶春秋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与程桥春秋墓的年代大致相当；北山顶春秋墓随葬青铜镈5件、青铜钟7件，与程桥二号墓随葬青铜镈、钟的数量相同。

丹徒大港一带的沿江山脉是吴国贵族墓葬区。北山地处吴国奥区，有背山面水的山巅独立墓地、高大的圆丘状封土、复杂的墓葬形制、精准的墓葬朝向，随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军乐器、车马器并出现人殉、人祭，无不将墓主的身份指向吴王。

北山顶春秋墓随葬有铭文的青铜器15件，反映墓主身份的有“余眜矛”“甚六鼎”，反映“群舒奔吴”的有“甚六镈”“甚六钟”“甚六鼎”。

青铜大矛的锋近似三角形，刃的中部呈弧形内收，刃口锋利，中有脊，两侧有血槽，椭圆形銎，骹的末端外撇，通体饰黑色菱形暗花纹，骹部铭文为“余眜（合文）自乍□，工其元用”，据“余眜矛”的出土位置和铭文推测，北山顶春秋墓的墓主为吴王余眜。

北山顶春秋墓随葬钟、镈12件，石磬12件。《周礼·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注：“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钟、镈、磬的出现，将墓主指向吴王余眜。

编镈最大者通高31.8厘米、最小者通高23.3厘米，钮由两条夔龙和六条小龙纠结而成，两夔龙张口相对，口衔衡杆，身饰重鳞纹，一足，小龙身饰三角形云雷纹，舞面及篆部饰蟠螭纹，枚作盘龙状，篆与枚之间用凸起的绳索纹相间，鼓部为四条变体龙纹两两相对，一面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舍王之孙□楚之子甚六，择厥吉金，作铸和钟，以享于我先祖。余□镠是择，允唯吉金，乍铸和钟。我以夏以南，中鸣媞好；我以乐我心，它它巳巳。子子孙孙，羕保用之”（图6）；编钟最大者通高25.0厘米、最小者通高14.5厘米，钮无纹饰，舞、篆、枚和鼓部纹饰与镈相同，一面的左右鼓部及钲间有铭文，铭文亦与镈相同（图7），因钟、镈为“甚六”所做，故名“甚六镈”“甚六钟”。

据铭文得知，钟、镈的作器者为“舍王之孙”，“舍王”即“舒王”[6]，因此钟、镈皆为群舒青铜器，“甚六钟”“甚六镈”是迄今为止唯一出现“舒王”二字的青铜器。

图6 甚六镈

左：甚六镈 中：铭文拓本 右：铭文“舍王之孙”

图7 “甚六钟”与铭文拓本

左：甚六钟 中：铭文拓本 右：铭文“舍王之孙”

鼎通高21.8厘米、口径21.1厘米，盖的捉手为九条小龙昂首衔环，腹部饰两周夔龙纹带，盖内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甫□□甚六之赂夫□□，择厥吉金，乍铸飤鼎。余以铸以饔，以伐四方，以从攻王。世万子孙，羕宝用享”（图8），鼎的作器者亦为“甚六”，因名“甚六鼎”。

“甚六鼎”是两周时期吴国疆域内唯一出现“攻王”三字的青铜器，“甚六鼎”的发现再次将北山顶春秋墓的墓主指向吴王余眜。

“甚六鼎”的作器者与“甚六镈”“甚六钟”的作器者为同一人，“甚六镈”“甚六钟”铭文中的“甚”字由“甚、壬、辶” 构成，“六”字由“六、邑”构成；而“甚六鼎”铭文则径直作“甚六”，显然，钟铭与鼎铭之“甚六”互为繁简。（图9）

图8 甚六鼎

左：甚六鼎 中：铭文拓本 右：铭文“攻王”

图9 “甚六”铭文

左：甚六钟之“甚六”（繁） 右：甚六鼎之“甚六”（简）

群舒分布于江淮西部，甚六钟、甚六镈铭文中出现“舍王”二字，表明徐、楚、吴、越之外的群舒中亦出现僭越称王的小国；据“舍王”二字推测，春秋时期的群舒国家可能皆自称“舒”，出现在史籍中的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群舒国家，可能是在国名之后附上地名以示区别。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楚灭舒鸠”，舒鸠是最后灭亡的群舒国家，据此推测“甚六镈”“甚六钟”铭文中出现的“舒王”可能为舒鸠之王。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史记·吴太伯世家》：“王余祭卒，弟余眜立”，楚灭舒鸠时在吴王余祭元年，四年后余眜即位[7]。《春秋》昭公十五年（前527）：“吴子夷末卒”，《史记·吴太伯世家》：“王余眜卒，……乃立王余眜之子僚为王”，余眜即位十七年后吴王僚即位；《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冬，吴灭巢”，《史记·吴太伯世家》：“（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棠邑遂成为吴国的拓疆之地，据此推测棠邑可能为吴予舒鸠的封邑，程桥春秋墓为舒鸠贵族墓葬。

群舒灭于楚后多不知所踪，而舒鸠是唯一见诸史籍的群舒国家，《左传》定公二年（前508）：“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舒鸠灭亡四十年后随吴伐楚、“诱楚”，表明在楚灭舒鸠后，舒鸠的王公贵族率众投奔了吴国，在浩浩荡荡的伐楚大军中，群舒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甚六铸镈、铸钟的目的是“以享于我先祖”，“甚六镈”“甚六钟”为宗庙之器，因“作铸和钟”时舒鸠尚存，故甚六自称“舒王之孙”，将宗庙之器献于吴王，则暗示着舒鸠已遭灭国，宗庙已遭毁圮；“甚六鼎”铭径直称“甚六”而不再冠以“舒王之孙”，暗示着此时的群舒国家已不复存在，甚六铸鼎的目的是抒发“以从攻王，以伐四方”的豪情壮志，不再自称“舒王之孙”，同样暗示着舒鸠已遭灭国。

六合程桥春秋墓的发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群舒历史；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的发现，为程桥春秋墓的归属提供了可靠的旁证。

“甚六镈”“甚六钟”“甚六鼎”的铭文反映了楚灭群舒后王公贵族流亡吴国的历史事实，“群舒奔吴”成为吴楚争霸期间重要的历史事件。

舒鸠属“附吴国家群”，奔吴是舒鸠灭亡后的唯一选择，因为丧失国土的舒鸠只有在吴国方可得到坚强有力的庇护，宗庙毁圮的舒鸠只有在吴国的支撑下方可寻得伐楚复仇的时机。

附楚国家在灭亡后奔楚是吴楚争霸时期的普遍现象，《春秋》昭公三十年（前512）：“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如同附楚国家灭国之后奔楚一样，附吴国家在灭亡后奔吴也应是普遍现象，虽然“群舒奔吴”史籍无载，但齐庆封奔吴后的礼遇可资参照。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庆封……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杜预注：“句余，吴子夷末也；朱方，吴邑”，夷末即吴王余眜；《史记·吴太伯世家》：“齐相庆封……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由于庆封奔吴后有“以女妻之”的先例，因此吴王将女儿嫁给奔吴的群舒王公顺理成章；由于庆封奔吴后有“予之朱方”的先例，因此吴王将棠邑予之奔吴的群舒王公也有章可循。

据六合程桥春秋墓推测，棠邑应为灭巢后吴王予以舒鸠的封邑，六合程桥春秋墓应为舒鸠贵族墓葬，坪、臧孙、罗儿皆为舒鸠的贵族，程桥春秋墓的发现，反映了舒鸠奔吴的历史史实。

吴国地名、人名皆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音译，由于铭文从隶定到释读颇多歧义，因而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并非解读吴国青铜器铭文的唯一方法，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的释读即见仁见智[8]，“臧孙钟”“旨赏钟”“罗儿匜”的释读也令人疑窦丛生[9]，因此将吴国地名、人名植入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释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南陵吴王光剑的释读已作了有益的尝试[10]。

自寿梦称王至夫差亡国之间的吴王世系为寿梦—诸樊—余祭—余眜—僚—阖闾—夫差，前后为父子的有寿梦与诸樊、余眜与僚、阖闾与夫差。寿梦、诸樊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交，余眜、僚的年代为春秋晚期，阖闾、夫差的年代为春秋末期，因此程桥春秋墓的年代与余眜、僚父子在位的时间相吻合。

楚灭舒鸠的年代正值余眜即位前后，据此推测，坪原为舒鸠国君，奔吴后封“句棠公”，吴王余眜以女妻之，吴王僚予之棠邑，舒鸠王室在棠邑的生活当“富于在舒”；臧孙为坪之子，吴王余眜外孙；罗儿为坪之子，吴王僚之甥。

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见证了群舒灭亡后的舒鸠奔吴，程桥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见证了舒鸠奔吴后的聚族而居，《春秋》《左传》的记载则印证了舒鸠“以从攻王，以伐四方”的史实。缘于此，吴楚战争既是吴楚的争霸之战，也是群舒的复仇之战。

考古发现可正史之讹，补史之阙。六合程桥春秋墓与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的考古发现钩沉了业已亡佚的“群舒奔吴”，而群舒史迹的辑佚补苴为吴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增添了新的内容。

（作者简介：张敏，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南京博物院二级研究员。）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卫聚贤.吴越史地研究会[J].江苏研究,1936(2):7-8.

[2]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J].考古,1964(10).

[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J].考古,1965(3);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J].考古,1974(2);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J].东南文化,1991(1).

[4]《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春秋》宣公十二年(前597):“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5]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1988(3-4).

[6]曹锦炎.关于甚六钟的“舍”字[J].东南文化,1990(4);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释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23;刘兴.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J].东南文化,1993(4).

[7]据《左传》,余祭在位四年,余眜在位十七年;据《史记》,余祭在位十七年,余眜在位四年。本文从《左传》。

[8]周晓陆,张敏.北山四器铭考[J].东南文化,1988(3-4);曹锦炎.北山铜器新考[J].东南文化, 1988(6);商志,唐钰明.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J].文物,1989(4);曹锦炎.甚六编钟铭文释议[J].文物,1989(4);谢元震.甚六钟释文附考[J].东南文化,1989(2);吴聿明.北山顶四器铭文释考存疑[J].东南文化,1990(1-2);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徐舒金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吴振武.说甚六鼎铭文中的“以鹿四方,以从句吴王”句[M]//简帛: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程鹏万.甚六鼎铭研究二则[J].中国文字学报,2015(6).

[9]刘兴.吴臧孙钟铭考[J].东南文化,1990(4);徐伯鸿.程桥三号春秋墓出土盘匜簠铭文释证[J].东南文化,1991(1);曹锦炎.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J].东南文化,1991(1);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攻敔臧孙编钟[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80;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何琳仪.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J].东南文化, 2001(3);胡运宏.六合程桥春秋三墓述议[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董珊.吴越题铭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0] 周晓陆,张敏.南陵出土的攻敔王光剑再考[J].文物研究,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