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戈家感起兴趣是从看了2016年第4期《当代》邓贤的长篇小说《五百年来一大千》开始的。小说第五章若隐若现描述了张大千的十弟张君绶，与大自己10岁的学姐、有夫之妇北京大学旁听生狄文宇，私奔绝望双双蹈海殉情自杀的故事。再看那位狄文宇，其丈夫就是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新闻界风云人物戈公振。

历经坎坷成大业

戈公振，新闻史家一直以“著名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正面形象述记。新中国成立后，戈公振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在当今，知道戈公振的人很少，即使是东台人，不知道戈公振者也较多。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回忆文字，虽渐次在还原戈公振的真实情况，但记载多有出入。

有人问，当年戈公振名气很大吗? 简述几件事，就能略知一二。1922年阴历八月初六，戈公振之父戈铭烈在东台逝世，孙中山先生挥毫题写“戈骏叔先生遗像”和“戈骏叔先生之墓”。民国众议院肃政厅肃政使夏寅官题写挽诗：“匔匔修真，毣毣守约。化觚为圆，捋文且朴。相无人我，玉不雕琢。怀葛之民，黄老之学。瞻之拜之，倜乎云鹤。”1924年春天，戈公振曾以新闻界精英身份应邀出席上海功德林素菜馆泰戈尔晚宴，与他共同出席的均是各界精英代表人物，如文学界徐志摩、美术界刘海粟等。

苏北东台台城老街有个兰香巷，巷内有一幢旧式砖瓦结构老屋，3进12间，布置虽显局促，但环境优雅，竹影扶苏，花香飘逸，尽显书香。乾隆年间，一个叫戈培宗的读书人从泰县迁入此地（一说在台城石头巷卢宅）。戈培宗的四世祖戈斌，明朝永乐四年进士，任过监察御史，后迁泰州，在两淮盐运转使司泰州分司所属的东台盐场建立“慎园”。

培宗生两子，长子晋，次子馨。晋生四子，长龄、柏龄、遐龄、庚龄。长龄又生四子，德荣、德祺（出嗣柏龄）、文杰（出嗣宝龄）、德均。德荣生五子，铭猷、铭绅（出嗣文华）、铭彝、铭鼎、铭盘。德祺生两子，铭烈和铭恩。铭烈生两子，绍甲、绍发（光绪十六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即1890年11月27日生）。

绍发6岁入伯祖母翟老夫人办的“弢菴学堂”读书，取字春霆，每每得到祖母教诲，《家庭训言》《三字经》《弟子规》等成为启蒙读物，9岁左右背诵流畅。14岁与其兄曙东（幼名绍甲，入弢菴学堂读书取字曙东，一字公素）一起，就读于东台著名乡绅夏寅官与著名学究袁承业创办的东台高等学堂（《戈氏家谱》记载其还曾毕业于“淮南法政学校”），当时全班20多人，毕业时成绩名列榜首。戈公振十分喜欢刘禹锡的《陋室铭》，崇拜王艮学说的弘扬传播者袁承业，其中袁氏编纂的《王心斋全集》《东台文征》等著作对其影响很大。18岁时，戈公振曾跟随堂伯父戈铭猷在江西铜鼓厅（今铜鼓县）生活和学习。戈铭猷，翟太夫人长子，也是戈公振的嗣父。光绪十二年（1886），为当年府试第一。曾任南昌府铜鼓厅同知、乐平县知事等职。著作很多，有《昚园诗抄》《宝山石碑记》等。戈公振在堂伯父身边，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只可惜时间短暂。回到东台后，囿于教育条件，加上社会动荡，百业衰废，戈公振只好在家待业。看到优秀学子闲居，夏寅官不是滋味，于是聘请其担任家庭教师。1912年8月，原东台中学堂兼师范学堂经学、文学教员，著名学者陈祺寿首创《东台日报》，成为东台人自办报纸的先行者。夏寅官立即介绍戈公振前去工作。陈祺寿负责文字编辑，戈公振担任美术编辑。次年，由于诸多原因，《东台日报》停办，戈公振再次失业。这年秋天，戈公振和胞兄戈曙东一起投考张謇创办的民立南通江苏省代办师范学校，两人同时被录取，戈公振名列榜首，由于经济拮据，家庭难以同时承担两人学费，戈公振把这次机会让给了哥哥。知道情况后，夏寅官感动不已，亲拟推荐信给康门弟子、上海报界名人《时报》馆馆长狄楚青，介绍戈公振、张翔鸾两位学子前去求职。这一年戈公振23岁。

狄楚青从夏寅官的举荐信中知悉戈公振学过画画，最终让他到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戈公振每天很早离开大通路新康里163号（大田路）的家，赶往威海路有正书局图画部上班。他白天在书局工作，晚上自学书画知识和英语。戈公振编了一本学生习字帖，发行后销路很好。此后，狄楚青发觉戈公振文字功底厚实，1914年将其调到《时报》报馆。据戈宝权回忆，从这时起，戈公振不再署名“春霆”，正式改用“公振”。戈公振由此开启了新闻职业生涯。他从校对做起，而后升为助理编辑，第二年开年即被擢升为编辑，数年奋斗，最终坐上《时报》总编辑交椅，代狄楚青主持报馆事务。狄楚青爱其才，以奖学金助戈公振入青年会补习英语。学习成了戈公振人生的一部分。1916年，戈公振回东台故里探省，他送侄子戈宝权一盒积木，在盒盖里面用工整小楷题上“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的文字。这既是戈公振对侄子的勉励，也是他本人求学态度的写照。

戈公振一边编辑本埠新闻,一边撰写《时报》“时评”，5年多写了1900多篇文章。1920年6月，戈公振创办了以摄影图片为主的《图画时报》，开启了中国新闻摄影画报之先河，胡适说：“《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我在上海住了6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然而，由于“照片转让”事件，1927年初戈公振与老板黄伯惠闹翻，愤然辞职，终结了《时报》十多年的工作。加上个人婚恋不顺的缘故，这年早春，戈公振以记者身份乘法国邮轮“答尔塔良”号自费赴英国、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考察新闻业。同年，受国际联盟邀请，出席日内瓦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他在英国参观了《泰晤士报》，并到伦敦政治学院听课；在日内瓦拜访英国外长张伯伦；在德国参观了世界报纸博览会，拜访德国外长特莱斯曼；在美国参观了《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到日本参观了《大阪每日新闻》和《福冈日日新报》等媒体。

1928年年底，戈公振回国，《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戈公振担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摄影新闻社主任，并聘其为《新闻报》总编辑。到任后，他参照外国管理制度，建立剪报室，多次就《申报》的采编、推广等提出建议。1930年5月，戈公振推出《申报星期画刊》，并担任主编，8月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呼吁言论自由，报纸应该成为民众喉舌。戈公振的职业生涯再次放射光芒。

戈公振交游极广，与孙中山、蔡元培、胡适、章炳麟、沈尹默、叶恭绰、顾维钧、梁启超、邵力子、章培炎、郑振铎、田汉、胡愈之、黄宾虹、徐悲鸿等名流皆有交往，与邹韬奋感情尤其深厚。他常说：“得一个朋友不容易，希望得一个朋友便是一位导师和助手。”从1929年冬开始，戈公振利用参加《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工作的机会，先后在上海一些大学讲授新闻学，在杭州创办暑期报学讲习所，所写世界报业考察记一部分，特别是关于英美的报纸和通讯文字，即成于此时，后毁于“一·二八”炮火（后由戈宝权抄写校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社会状况，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发表了许多呼吁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文章，利用《生活》周刊，刊登日军屠杀中国军民暴行图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戈公振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陈望道、丁玲等129人联名签发《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与王志莘、李公朴、邹韬奋等在《生活》周刊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3月14日，英、美、法、德、意等国派出代表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抵沪，英国人李顿爵士任团长，亦称“李顿调查团”，主要调查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加盟。3月26日上午，戈公振身穿深色西装，来到上海百老汇路怡和公司码头，登上“德和”轮前往南京，之后坐车北上，于4月9日下午抵达北平，准备前往东北。戈公振预知此次调查意义不大，但仍要前往一探究竟，他说：“我们自己不争气，只是希望旁人卖力为我们争回东北，本来就不合情理；而国际联盟又是个纸老虎，调查团的五委员只以自身利益为立场，将来报告书制作，最多只从原则上讲几句风凉话，似乎也在意料之中。”戈公振知道此去风险较大，途经北京时写下遗书托堂弟戈绍龙交给妹妹戈绍怡（商务印书馆编辑）：“此次赴东北难免遭遇不幸，但为了国难还是前往，不惜生命。”他还说，“我誓死赴东北调查，一定要给广大读者有个真实的交代。”调查团成员到达沈阳，戈公振不顾日军恫吓，先后三次潜入沈阳城内调查采访，4月24日独自乘电车到四平街同和茶馆品茶采访突遭拘捕，经顾维钧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平安返回驻地。戈公振北上东北历时6个月，返沪后写成长篇通讯在《申报》连载，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揭露日本侵占和统治东北的真相，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文中得出结论：“到东北调查后，按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偕一，不但东北没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言耸听。” 

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1933年3月，戈公振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早在1928年他第一次赴欧，曾想赴苏，行抵波兰，因中俄绝交，废然而返。他被苏联的新局面所吸引，认真研究苏联社会主义，一待就是3年，邹韬奋说：“我在莫斯科和他作数次长谈，深感他的猛烈进步。”（《悼戈公振先生》）戈宝权1935年3月初抵莫斯科，戈公振对他说：“中苏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地大物博，接壤相连，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爱劳动的。苏联今天的建设处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看了苏联的今天就能展望我们的将来。”其间，他还到过列宁格勒、哈尔柯夫、得尼泊、罗斯托夫、巴库、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山一带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共和国游览考察，写成《社会城》《榖城》《电城》《油城》《卤城和铁城》等许多通讯文字，反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情况，写了不少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通讯报道后辑为《从东北到庶联》（邹韬奋编）一书出版。他甚至将苏联名词译为“庶联”，用他的解释来说：“Soviet union 正常译为苏联，‘苏’字译言无意，故我改译为‘庶’。‘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见《从日内瓦到莫斯科》） 

早在1924年，戈公振根据美国开乐凯（F.N.Clark,Jr.)的著作《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编译成《新闻学撮要》一书。梁启超看后大加推崇，欣然为之作序。1925年2月此书出版后受到新闻从业者和读者的热烈欢迎。1927年11月，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六章23万字。这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新闻学的专著，出版后畅销不衰，多次重印，并被小林保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在这之后，戈公振将访问世界报业的见闻与心得，写成《世界报业考察记》一书。该书正待付梓，不料遭遇日军轰炸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戈公振的书籍铅字排版也在战火中不知所踪。80多年过去，2017年3月，戈公振后人孙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时，居然发现《世界报业考察记》的完整手稿。这部湮没80多年的遗著再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现了戈公振的遗愿。

爱恨离合一线间

根据《五百年来一大千》和与戈公振《时报》五年同事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两年同事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和台湾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等的追忆叙述，戈公振这颗新闻界的明星，其婚恋家庭十分不幸。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伯祖母翟太夫人在戈家位高权重，说话一言九鼎，她平时对子孙们的治学、生活极其严格，大家对其十分恭敬。1916年春天，她情致高昂，亲自做下大媒，将娘家族人东台梁垛大樊庄的孙辈小女翟蕴玉许配给垂爱有加的孙子绍发为妻。戈公振虽说受过新式教育，但老祖宗的旨意，只好惟命是从。

翟蕴玉（1894—1922），字凝辉，小家碧玉，虽目不识丁，但容貌秀美，天资聪颖，性情可人。她小戈公振4岁，婚后随戈公振赴上海。戈公振对翟蕴玉极为珍爱，教其读书识字。翟蕴玉十分用功，接受能力极强，几年工夫，学业长进明显。戈公振十分欣喜，送其进上海爱国女学国文专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同年又让其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做旁听生。这年7月13日，翟蕴玉生下儿子戈宝树。

在北京大学期间，翟蕴玉受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极深，追求所谓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改名狄文宇（此三字读音与苏北老家“翟蕴玉”口音相近），和一个小她10岁多的学友张君绶在“秋英会”画展上认识后产生恋情。狄文宇以与戈公振缔结的包办婚姻为耻。狄、张情投意合，自由恋爱，公然同居。狄文宇发誓要嫁给张君绶，张君绶发誓要娶狄文宇。

张君绶乃大画家张大千胞弟，据邓贤《五百年来一大千》和张大千回忆，张君绶是一个极富才情的青年画家。与大千相比，君绶的情感遭遇是不幸的，自小由母亲定了娃娃亲，令他痛心疾首。他一度逃婚，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却被大千费时数月从普陀山普陀寺寻到。

1921年寒假，狄文宇回到上海，说包办婚姻太恶心，现在自由恋爱了，希望立即离婚。戈公振感到很突然也很痛苦，劝其看在儿子份上，不要离开这个家。但是，狄文宇去意已决，三次以死相逼，直到张君绶劝其缓到年后再说，狄文宇才勉强同意留在家中过年。春节刚过，狄文宇就离开戈公振，与张君绶坐火车回了北京。

戈公振痛苦万分，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狄文宇，答应“离婚”。但仍然留下活扣：“据汝所说，汝等之结合基于爱情，吾敬为汝祝，惟后事茫茫，未可逆料，倘有需吾之处，请随时见告，且汝之重来归吾，尤吾所日夜盼祷者也。”

离婚第二年，狄文宇的情绪跌入低谷，她和张君绶的恋情遭到张君绶母亲和家人的坚决反对，张家发来多份电报，命其回去完婚。年轻的张君绶迫于社会、家庭、母亲、兄长的压力，思前想后，十分痛苦。此时，狄文宇已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奇闻怪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狄文宇见张君绶左右为难痛不欲生，因而心灰意冷渐生悔意，她丧魂落魄悄然回到上海，托人传话给戈公振，表示愿意破镜重圆。此时的戈公振已痛彻心扉，自尊心使其情绪强烈失控，他不再信守当初承诺，只表示愿意以朋友身份在事业上继续帮助狄文宇。

据张大千回忆，这段孽缘主要是狄“夫妻感情不好，时常吵闹，又爱哭。这位狄大姐吵闹起来，什么人都劝不好，唯独听君绶的劝”。

狄文宇与张君绶自感人生困苦前途渺茫，一对恋人愁眉相坐，双双垂泪。这年秋天，两人同居一舱室从天津坐海轮前往上海，船到烟台大雾蒙蒙，轮船受困在茫茫大海原地等待。船上人长时间不见他们踪影，感觉不对劲，叫门久久不开，只好破门而入，只见舱内两个行李摆放整齐，并留有两封信。信的内容大体说，弃世为了求得解脱，消除烦恼，躲开被人疑惑的目光。张君绶所有遗物，嘱咐交给大千。狄文宇和张君绶视死如归，蹈海殉情。他们的躯体、灵魂和故事，融进了茫茫的大海，被无情的海水冲得无影无踪。

1927年，戈公振陷入了第二场恋爱，他看上了南京路英明照相馆老板的女儿。他热情地向对方求婚。无奈，对方要求郎君须有“留学”经历。为了抱得美人归，戈公振最终决定，以考察世界报业名义出国游学。翌年底回到上海，戈公振兴致勃勃去见老板的千金，不料她已在1个月前做了嫁娘。戈公振心灰意冷，痛定思痛，决心不再续弦，那时他还不到40岁。他把唯一的儿子戈宝树托付妹妹戈绍怡照顾，自己租房单独居住。据戈宝权回忆，他先住四川路桥附近的青年会，不久搬到距离胶州路不远的海防路国民大学新建的校舍。1929年春天，在旧法租界纳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和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转角的淞云别墅，租到一所三层的楼房，门牌是4号。一个人住在三楼，房前有个小阳台，他每天起床后在那里做操。他的房间简单朴素：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写字台和圈椅；靠左的墙壁，是四个五层的书架。在淞云别墅住了两年多，为了节约开支，又搬到环龙路（现南昌路）一家名叫德发饭店的俄国大菜馆的三楼。他工作之余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常到青年会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打网球。他喜欢听音乐，学习拉提琴。他甚至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很好。

婚恋的不幸，影响了戈公振的人生观。正值盛年终身不娶，过起清教徒生活。曾有朋友问如何对待婚恋问题，戈公振答道：“自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既谈不到什么信仰，也没有什么伟大。我根本是不大注意这个玩意儿，我也没有兴趣去和任何女人谈恋爱。”话语背后隐藏了多少无奈与失望。

苍天何以妒英才

1932年9月戈公振陪同顾维钧前往日内瓦，出席国联举行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大会。1933年3月戈公振经柏林、华沙至苏联，之后在苏联待了两年多。1934年3月梅兰芳即将率团赴欧洲巡回演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艺术部主任知道戈公振是“梅迷”，而且与梅兰芳是好友，便委托戈公振与梅兰芳联系，希望梅顺道到苏联演出。此后持续一年多，戈公振热情操办梅兰芳赴苏演出事宜。1935年3月23日晚，梅兰芳第一场演出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取得空前成功。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14场，戈公振每场必看，并撰写大量文章发回国内报道。演出结束，梅兰芳去欧洲各国考察戏剧，戈公振陪同前往，两人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后来，戈公振还竭力促成了徐悲鸿画展和胡蝶影展赴苏展出。

1935年9月，戈公振接连收到邹韬奋两次来电，盼他早日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友人强烈召唤，戈公振立即启程。1935年10月15日，戈公振乘坐苏联“北方号”轮船回到上海。邹韬奋亲赴浦东码头迎接。他们沿着外滩，从外白渡桥一直走到四川路桥附近的新亚酒店，边走边聊。戈公振第一时间去了报馆编辑部，大家十分激动，争先上前与他握手。虽然有些疲惫，他仍然和老同事们畅叙良久才回酒店。16日上午拜访狄楚青，下午吊唁史量才。

18日早晨，戈宝权来到新亚酒店，看见戈公振精神不好躺在床上，问他怎么了。戈公振说：“在海参崴曾晕过一次，船上头就更昏，现在的感觉好像还在船上，吃了两片阿司匹林，稍微休养休养可能就好了。” 

两天后的20日早晨，戈公振脸色苍白，腹痛难忍，不能起床。亲友连忙把他送进虹桥疗养院。21日下午2时许，上海红十字医学院董秉奇医生诊断戈公振患了急性盲肠炎（新近发现中医资料记载，戈氏疑患有胆管恶性肿瘤，之前曾请中医调养，不单纯是盲肠炎突发），需要立即手术。妹妹戈绍怡当即签字同意手术。下午5时手术，一个小时左右手术结束，主刀董医生说：“此症尚轻，可无问题。”22日上午9时许，戈公振突然气喘渐急，虚汗淋漓。医生连连摇头，说是腹膜炎重度感染，情况十分危急。邹韬奋、周剑云夫妇和黄寄萍等多人闻讯赶来。

戈公振纪念馆

戈公振自知凶多吉少，艰难地对亲友说，如有不测，愿把遗体提供给红十字会作病理解剖供医学研究。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16岁的儿子戈宝树……下午1时30分，戈公振再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说不出来了，渐渐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让他眷恋的世界，年仅45岁。当时时针指向下午2点。

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追悼戈公振的一片赤子之心。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悼文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可见沈老对戈公振爱国精神的敬佩之情。“我是中国人”，掷地有声，是戈公振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将这位中国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光明磊落的一生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5年12月15日下午，上海海格路中国殡仪馆，治丧处全体成员潘公展、汪伯奇、马荫良、严独鹤、周剑云和邹韬奋等30余人全部到场，戈公振生前好友顾维钧、黄炎培、穆藕初、江小鹣、邹秉文、胡愈之、郑振铎、刘海粟和陈学昭等来了。一直赏识而重用他的狄楚青，吊唁中深深叹息：“室家之乐，惟君独无。立身社会，又困于世。雄才大略，无所建施。中怀抑郁，孰能知之……”

李公朴先生在悼念戈公振的文章中指出：戈公振死了，以私交说，是失去了一个令人敬爱的恩友；在国家，则是失了一个通晓国际形势贯彻各种学识的大众新闻记者……我们在哀悼先生之余，纪念他的伟大意义，是在如何仿效他的自学精神，如何实行他的刻苦生活！

戈公振的墓碑庄严美观，狄楚青题写的“东台戈公振之墓”特别醒目，黄炎培题写纪念碑文：“先生以苦学成专家，心未尝一日忘新闻”。可惜，戈公振的墓地后来毁于抗战炮火，无有踪迹。

戈公振的儿子戈宝树，上海震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移居美国。1985年11月27日，全国政协等六单位联合纪念戈公振诞辰95周年，1990年东台市人民政府纪念戈公振诞辰100周年，他都从美国赶到北京、东台，参加纪念活动。2004年5月，第一次携独子齐民回乡寻根认祖。

1987年，东台市人民政府建成“戈公振纪念馆”，恢复兰香街9号戈氏故居原貌，著名音乐家周巍峙题写馆名，吴志超为其塑汉白玉半身雕像。纪念馆1997年被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简介：赵培龙，江苏东台人，硕士学位，曾在人民空军服役30年，空军大校军衔，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作协会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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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戈公振纪念馆.生平简介[OL].http://www.5201000.com/Memorial/Intro/112170.html

（编辑：赵培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