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原名士勉，字诚之，江苏阳湖（今常州）人，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出生于阳湖吕氏家族，这是一个传统的、以耕读为本的科举世家。吕思勉在家道中落之际睁眼看世界，接受传统科举教育的同时又不断汲取康梁思想，其学习及科举经历是观察晚清科举走向的一个重要标本，其对科举的感悟依旧值得今人借鉴。

常州阳湖吕氏家族

阳湖吕氏始迁祖吕成于明永乐年间自宜兴迁至阳湖，遂世居于此。吕思勉的九世祖吕宫，为清代首位江苏籍状元，官至宏文院大学士，自此家族昌盛，瓜瓞绵绵200余年。清人朱彭寿在《旧典备征》中评价阳湖吕氏家族“累代甲科（单一家人成进士逾三世以外而世系直接者）”“五子登科（五子皆中举）”，此外，阳湖吕氏还被誉为“五世登科（连续五代中举者）”“十榜传家（十次金榜皆有名者）”。

自吕思勉六世祖起，阳湖吕氏便以家训“勖尔子孙，懋德勉学，勤慎克俭，保世兹大”的字辈序列，意为鼓励自己的子孙在德行和学问上戮力前行，在生活和行为上勤俭慎独，家族才能经久不衰。吕氏一族世代谨遵家训，耕读以本，成为常州望族。终清一代，阳湖吕氏家族共走出10位进士，除了清初状元吕宫（顺治丁亥）外，按科年排序分别是吕瀶（乾隆甲戌）、吕尔昌（乾隆壬午）、吕荣光（乾隆壬辰）、吕子班（嘉庆壬戌）、吕振骐（道光丙戌）、吕佺孙（道光丙申）、吕倌孙（道光戊戌）、吕邦俊（咸丰己未）、吕懋光（光绪壬辰）。其中官职最高者为吕佺孙，官至福建巡抚。阳湖吕氏在嘉道年间达到鼎盛，仅“孙”字辈族人中举就达11人。然而近代以后，家族逐渐衰落，到了“懋”字辈仅有4人中举，“德”字辈仅1人，“勉”字辈则无一人中举。根据《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可知，吕懋光是家族最后一位进士，同时也是最后一位举人。阳湖吕氏虽然进士众多，但是除了状元吕宫外，其余九人皆没能进入朝堂中心。以“五世登科”的吕懋光一支为例，其高祖吕瀶为三甲进士，朝考后签分知县用，官至山西汾州府同知；曾祖吕尔禧为乾隆举人，终官至桐乡县知县；祖吕子班虽为二甲第四名进士，但是朝考成绩不佳，仅被安排做了户部云南司主事，终官至宁波府知府；吕懋光本人也是三甲进士，补直隶州知州。唯有吕懋光之父吕倌孙为二甲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通过散馆考授职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上书房行走。不过此后十余年并未平步青云，最终简放至广东韶州府任知府，没能重回朝堂。虽然无法入庙堂治国平天下，但吕氏族人始终恪守家训，对自己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吕尔禧任桐乡县知县期间，“渎通太湖，置巡船，选丁缉捕，盗贼屏迹”，卒后乡民“赴署门奠哭”。吕倌孙署雷琼道期间祷雨致疾，卒官后“囊橐萧索，吏民醵金送丧归”。吕思勉回忆自己幼年时，家庭生活陡然拮据，此时家中仍有良田二十余亩，租给佃户，然而其父却从不收租金，只减少自家支出。这都体现了吕氏族人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此外在《清实录》中留下了一段方志中都无记载的家族轶事：吕子班在任宁波府知府期间，曾被御史赵光祖弹劾“办事颟顸，毫无振作，不能约束子弟”，此外还弹劾其强令鄞县官吏为自己儿子备办婚庆灯彩，并关押知县家人多日作为要挟。[1]道光帝特命吏部尚书朱士彦彻查此事。4个月后查清此为子虚乌有，吕子班之子并未在鄞县婚娶，而当地巡抚及道员也声明吕子班“口讷心明，办事勤慎，并无颟顸不能振作之处”，最终还本人一个清白。[2]吕子班育有五子先后中举，分别为佺孙、佶孙、倌孙、俻孙、俣孙，被誉为“五子登科”。

吕思勉曾在为过世父亲所撰《誉千府君行述》中提到过祖上四代的名讳，即高祖吕子珊、曾祖吕佑逊、祖吕懋先和父吕德骥。吕子珊原名瑾，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至偃师县知县。吕佑逊，当作吕佑孙。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将其曾祖写作吕佑逊，按照“勖尔子孙，懋德勉学”排序，至少谱名应当作吕佑孙。实际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和吕邦俊、吕懋光等人的齿录中也都作吕佑孙，并未见吕佑逊的记载。吕佑孙原名吕敏，道光二年（1822）举人，官至旌德县教谕。吕懋先，国学生，官至奉新县知县。吕德骥，廪膳生，官至江浦县教谕。教谕为明清时期县学学官，正八品，负责管理、教学、考核县学生员。 

吕思勉的读书及科举经历

吕思勉生于光绪十年（1884），八岁即开始诵读《纲鉴正史约》，随后点读《纲鉴易知录》，又被父亲吕德骥要求读完《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史书，从此对史学产生兴趣。十岁时开始读报，之后便倾心于梁启超的《时务报》，自此凡是梁氏著述无所不读。此外还阅读《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书，开阔了视野。吕思勉十岁时，由于伯父朗山君（吕德峻）卒于他乡，吕德骥便将遗属接来照顾。此时吕氏家族早已没落，家庭人口陡增，更是无余钱延师教学，便由吕德骥亲自指导吕思勉学习。光绪二十五年（1899），吕思勉通过院试考试，入阳湖县学成为一名生员，时年十五岁。成为生员，意味着从民到士的身份转变，从此将步入科举入仕的道路。入学后，吕德骥更加鼓励吕思勉“要多读些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故此后又阅读了《通鉴》《续通鉴》《明纪》三本史书，能一日十四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开始对“经济之学”产生兴趣。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吕思勉初次来到南京江南贡院应壬寅恩正并科乡试[3]28，然而未能中举。次年，吕思勉再度参加癸卯恩科乡试。此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乡试，吕思勉在日记中回忆道： 

是年在场中，助人作文仍甚多，时同人多抱微恙也。计二场助文甫作二篇，叔源、调卿、诗舲、鲁青各一篇。又有史兹德者，文甫之族人也。以文甫之请，为作两篇，改削两篇。三场又为叔源、调卿、鲁青、兹德各作一篇。时文甫患恙最重，设非予允以相助，则二场即不敢入场矣。[3]30

清末科举改制，废八股的同时重视策论。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吕思勉最信康梁之说，又常年读报，熟知各国时务，加上自幼熟读经学、史学著作，对于时务策和经义题自认为手到擒来，便不顾考场纪律，代做枪手。按《钦定科场条例》，考生“如有接谈、换卷、换号及入场后逾墙换卷、隔墙传递、代倩等弊，并从旁怂恿者，照例治罪”[4]。然而清末科举已沦为形式，即便考生偷偷夹带小抄作弊，搜检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试三场共耗时九天六夜，即每三天两夜一场，考完一场可以离开贡院回到寓所洗漱休憩，为下一场考试做准备。而吕思勉天生聪慧，自己完卷后还帮助他人答卷，甚至能提前交卷，交卷后不返寓所，而是前往茶肆观棋，丝毫无倦意。实际上，这一年乡试吕思勉仍未能中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吕思勉受邀前往常州私立溪山小学堂教学。同年科举废除，吕思勉的科举之路结束。

吕思勉对科举的感悟

吕思勉是否厌恶科举？吕思勉在科举改制前学习八股文，改制后又热衷于“经济学”，不仅如此，他十五岁便能考中秀才，两度参加江南乡试。然若说吕思勉是为了功名而参加科举，而他又有考场作弊、茶肆观棋的举动。从其著作《中国通史》中的一句话可以反映他对科举的态度：“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况科举之本身，本无足取呢？”[5]吕思勉认为清代太倚重科举从而导致其有弊无益。

首先科举制度导致见识短浅。吕思勉有言：“明清科举之弊，在于士子只会做几篇四书义，其余全是敷衍了事，等于不试。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清代科举考试实际上就是应试考试，清廷为了禁锢思想，大力出版《钦定四书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经学、史学著作，尤其是将《钦定四书文》设为科举考试文体的标准。士子为了获得功名只会钻研八股文字，而罔顾实学。吕思勉跟随父亲吕德骥移居江浦县时，当地人不知道日本在何处，也分不清德国和荷兰的区别。《马关条约》签订后，还流传台湾民众在刘永福的率领下大败日本军，李鸿章特意为日本军献上台湾地图等谣言。这些当地人“并非下层社会中人，有几个，还是读书明理的士子呢”。所以，吕思勉说：“这时候的人，真是除科举之学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其次，科举无法选拔有用之才。吕思勉在《论基本国文》中说过：“科举的本意，原想借所考的文章，以看出应考人的学识，但到后来，往往做应举的文章，另成为一件事。并无学问的人，经过一定的学习，也可以做得出来。真有学问的人，如其未经学习，反而无从做起。”[3]16清代科举无论乡试、会试，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便是八股文的格式及文理，即“清真雅正”，尤其是首场四书义。一方面是因为考卷过多，考官来不及细看，自然注重第一眼印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考官偷懒。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曾有言：“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考官越来越重视首场四书义，考生自然将备考重心转移到四书题上。因此考生会通过各种奇形怪异的卷子，让考官关注自己。故吕思勉云：“所谓科举之士，大都固陋不堪，本其所见以论文，自然要有许多荒谬之论了。”如此士子，又怎能将其选拔出来，让他们在庙堂江湖之间治国平天下呢？尤其是到了晚清西学东渐、列强入侵之际，所学所考非所用，科举被废也是情理之中。

吕思勉对于八股取士的制度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这不代表吕思勉否定八股文体的价值，他厌恶的实际上是投机取巧，利用小聪明浑水摸鱼的士子，以及不懂时文、不会出题的考官。吕思勉留下的笔记如《残存日记》《论基本国文》等，其中不乏有描述科举考试时发生的荒唐事，其笔锋直指迂儒的考生和考官，但不曾有鄙薄八股的文字。吕思勉成为生员时，八股文尚未废止，一切考试的评判标准仍以八股为主。吕思勉经历了县试、府试、院试的考核，知道如何撰写一篇优秀的八股文，知晓八股文是能够写出好文章的客观事实。

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时文、八比文，“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作为明清科举应试文体，八股文的至公即代表着科举的至公。它不但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也较为充分地体现考试客观公正的原则。因为八股文有固定的文章结构和苛刻的作文方法，便于考官阅卷，[6]故而每一位士子都必须学习八股文的写作方式。吕思勉有言：“案八股文之难，难在其格式耳。然格式虽难，亦有其理，文理通者学之，至迟一岁，必能之矣。”只要对经史有足够认识，并练习书写格式，就能写出不俗的八股文。如收录于《钦定四书文》中王鏊所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其意脉一贯到底，上下融合，是高品位八股文中的典型，并曾出现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吕思勉谈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武进县县试中，曾以《孟子》中“教以人伦”为题，结果一考生在八股文中以“父子聚麀”作反笔起讲，真堪天下之大噱。吕思勉评价道：“因其于事理未通，遂至闹出种种笑柄矣。”

考生文理不通是八股弊病之一，考官胡乱出题则是导致烂文频出的根本原因。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八股文）题目仅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内，几无不为习见之题，其弊至于互相蹈袭，不得不避熟就生。”[7]所以考官出题也是千奇百怪。如将一个虚词，或者一个人名作为题目，结果考生只能作一个无话可说，却强行要说的文章。吕思勉回忆自己曾见过题目“必先”，这是一道截上下题，取自《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必先”一词本无实意，又如何答题？吕思勉深知清末八股之弊病在于不真实，在于考官无题可出，考生无解可答，故而考场上无法作出优秀的八股文。

江苏地区自明清以来便是科举大省，家族通过科举走向巅峰的事例数不胜数。阳湖吕氏家族作为常州著名的望族，其家族事迹及人物传记屡屡出现在〔康熙〕《常州府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等地方志中，为后世所称赞。吕思勉生于家族衰退之际，但终不忘懋德勉学的家训，不痴迷于科举之途，而是凭借祖父辈言传的教诲及自身的努力，在近代历史学界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作者简介：严得秋，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文博馆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92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M].北京:中华书局,2008:39435.

[2]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96 道光十七年四月[M].北京:中华书局,2008:39517.

[3]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书店,1992.

[4] 钦定科场条例:卷29 关防 场规[M].长沙:岳麓书社,2019:497.

[5]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92.

[6]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412-413.

[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