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国（1845—1929），字碧澂，晚号灌叟，别号竹怀居士，为中国煤矿工业化的奠基人之一、南京愚园的缔造者胡恩燮姐姐之子，后来过继给胡恩燮。胡光国毕生致力于公益、实业与文化事业，他创办煤矿，实业救国；办盐务，兴业惠民；筑堤修桥，造福一方；开垦荒地做慈善，济贫解困。此外，他复兴愚园，勤于著述，编刊文集，致力于南京地方文脉的存续与传承。

愚园内重新竖立的养生池碑，该碑系胡光国所立，并撰写碑文。 （陶起鸣 提供）

一、修桥筑堤 造福淮扬

同治三年（1864），成年的胡光国感到“废学已久”，与堂弟胡焕文一道考入南京凤池书院。书院院长倪豹岑十分看重他的才学，夸他“文赋诗字皆有可造”。然而，胡光国因“亟谋禄养”，未能完成学业。继而他由小吏升至盐运判，并加四品衔，朝见皇帝后在两淮地区等待依次补缺。当时，江南道员、主管两淮盐区的洪汝奎对属吏的管理极严，他认为胡光国是膏粱子弟，不想重用。后来经过交谈，洪汝奎“知其朴诚”，才予重用。洪汝奎先后委派胡光国在邗江“监修万寿宫、御碑亭、盐义仓、小金山各工程，稽查里下河各义学”，总巡筹销江都、甘泉（今扬州市邗江区）、高邮、宝应、天长五地食盐，负责修筑江都、甘泉两地汛期堤防。

在修筑江都、甘泉两地汛期堤防时，酷暑难耐，但胡光国仍奔走于河堤上下，与士卒、匠作“同其食息”。他督促施工，要求一土一石“版筑必坚”，不得渗漏。他又在上游水急之处加筑椭圆形的堤坝，以减缓水流速度，所建堤坝固若金汤。其时，江都的邵伯镇“两面河湖一面堤，千家临水万家低。金钱岁岁筹修筑，生恐西风浪起西”，饱受水患之苦。胡光国受程敬之委派，在邵伯上下数十里之间修筑大堤，“三月完成四百里”，效率极高。自邵伯镇至扬州城必经之路上，石码头皆年久失修，“待渡人多无立处”，尤其是在暑热、寒冷、暴雨、大雪之时，等待摆渡的病残老弱尤为艰难。地方士绅请求胡光国予以顺道修建。胡光国便在六闸堤上建屋数椽，让行者休息。绅民深感安定快乐，以“安怡坡”为题勒石纪其绩。

70岁的胡光国（陶起鸣 提供）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胡光国代理淮北监掣同知，尚未抵任，受到主管两淮盐务的程仪洛的器重，先后负责三大工程。一是修建万福桥及城厢内外各桥三十二道。二是修葺城墙坍塌十八处。大雨冲塌城墙，绵亘千丈，土石狼藉，修城需巨款。公款尚无着落，程仪洛让胡光国筹划。胡光国打算在江南筹饷捐，并提出建新墙用旧砖，材料可以不浪费；分段计工，规定工期，能保证按期完成；实行严格的奖励办法以保证质量。程仪洛采纳胡光国的提议，工程顺利完工，仅花费数千金。其间，胡光国自述没有用“公家尺丝斗粟”。三是修复江仪洲圩（扬子圩）四百里。当时扬州地区的绅耆张午桥、徐毓才、徐理庵诸人以胡光国“勤习工役”理由举荐，电请两江总督刘坤一，让胡光国负责江都仪征地区的圩工。江仪地区圩堤（扬子圩）“长方二百里有奇”，滨临长江，灌溉稻田数千顷，民居成片，水运繁忙。但是，该地潮汐泛溢，水患频仍，影响当地经济特别是盐业的发展和十多万人的安居。胡光国领受任务后，会集父老子弟询问利害、调阅图书、查勘地形；他划分责任区，规定完工期限，明确奖罚。胡光国本人拂晓即起，日落方息，“巡视工次，往来督率”，在“员绅工役”的齐心协力下，“三月而工告成”，水涨之时长堤已竣，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士绅提议请两江总督上报朝廷给予奖励，胡光国再三推辞。扬州绅耆赠送其图章两方，印文分别为“历遍江洲三百里”“兴复扬州廿四桥”，一时传为佳话。

胡光国还随程仪洛“修学宫、建武庙、葺史公祠、封萧孝子墓、移火药库……”，贡献颇多。

二、盐务慈善 兴业惠民

光绪二十六年（1900），56岁的胡光国供职于淮南总局，管理淮盐的产运销事务。其时，煮（晒）盐的灶户多穷困。受海岸东移影响，盐场土淡卤轻，盐产衰减，灶户私垦现象普遍。雄踞一地的用钱换“盐引”（取盐凭证）的“票商”“岸商”最富，直接与产盐相连的“场商”则负累已久。主管两淮盐务的程仪洛主张恤灶恤商，胡光国在他的领导下“裁私费、裕摊煎、整课厘、储偿款、设公收、缉私贩”，尽职尽责整顿盐务。一时送礼贿赂欺瞒之风顿绝。程仪洛对胡光国大为赞赏，常对人说：“碧澂（胡光国）语不及私。”胡光国亦有知己之感。光绪二十七年（1901），程仪洛禀请上司，由胡光国“管理泰坝监掣，仍留办淮南总局事”，任泰州分司运判，负责征收盐税，兼管扬州地区慈善救济和盐商捐款等事宜。

光绪二十八年（1902），胡光国以候补运判的身份任泰州泰坝监掣。次年调署泰州盐运分司。泰州盐区有十一场，场地最初皆近海，惜历年沙淤，海水荡地，浸渍各场，设灶煮盐的盐场大多数已向内移。其中新淤的富安、新兴等九场地域辽阔。煮盐的灶民原本在场地上种草，以供煎盐。虽然盐政“例禁垦殖”，但有越来越多的人私自开垦获利。胡光国深知其弊，召集各场知事及各盐商，商议开办富、新等九场新淤地，决定留足场地供蓄草，“酌许灶丁开垦”。垦地按丈划界，先缴费一次。可根据灶丁实际状况“分别上下户”，收费从减。灶丁们听到非常高兴。这时有人张大其事，对两江总督魏光焘说这样可以筹集到巨款。魏光焘乃特派道员郑业敩带人到泰州，“重收亩价，以备军需。预算集款至数十万”。商灶惶遽上书，请求减价。胡光国向郑业敩痛陈灶民疾苦。郑业敩不顾，“勒限取偿”。结果引起了巨大不满，筹款之事也无从着落了。这时郑业敩也亲见“灶情困苦，知前说之不可行”。次年，郑业敩遂禀请魏光焘撤去开办新淤地之议。胡光国期满卸任时，商界和灶民赠其“仁者爱人”匾，彰表其勋并为其送行。后来他又调署扬州盐运分司及淮南局任总办等要职。在扬州、泰州任职时，与绅商来往密切。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胡光国六十大寿，泰州各盐场官商们纷纷提议办酒宴祝寿，被胡光国婉拒。

在此期间，胡光国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光绪四年（1878），胡光国与其父被委派治理大黄洲（现属安徽省和县）。他面对“荒芜不治、白骨累累”的沙洲，“事掩埋、易榛秽、通沟洫、开道路、结棚厂、招工役、通商贩”“辛苦竭力未敢稍存懈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胡光国偕同官员赴洲视察。视察官员见“新洲涨成，芦苇丰茂，绿杨村落，杂种桑麻”，老弱残疾得到安置，叹赏道：“公家之产培植如此，洵不易得。”为治理大黄洲，胡光国及其父出资超过千金。

其时，长江上下游每当风急浪险常有船只倾覆。地方士绅设救生局，在江边置救生船，搜救落水人员。当时金陵救生局经费入不敷出，事多废弛。主办人李小园到扬州恳请胡光国“劝筹”。胡光国“乃邀集各商，亟力劝募，并调查各款所赢余”。

江宁原设有“崇义文塾”，培养孤贫子弟，后因战争破坏不复存在。胡光国便联络众多商界人士，募得善款，设“崇义文课”，邀秦伯虞、陈伯雨两先生主持，每月举行考试，分等级给予奖励。可惜行之未久而罢。在青山泉兴办矿业的同时，胡光国还“集团练，兴义学，振（赈）孤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江宁地区水灾，乡野“烟树苍凉”。胡光国受地方推举，与朱培生、张汉儒、蒋近垣、周佐挥、程一虁、陶翰卿、季金伯、顾佩之等人来到秣陵关，“分赴各乡，散放冬赈”，历时一月有余。

三、建矿采煤 实业救国

光绪八年（1882），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决定在徐州利国驿办矿。徐州道台程敬之最初推荐“适在差次”的胡光国去创办利国矿。胡光国“坚辞不许”，推荐其父胡恩燮主办矿务。左宗棠遂任命胡光国协助胡恩燮，“提调矿务”。

胡光国深知“国家经营海疆、建工厂、增船炮所需洋铁日广”，但是“我国事事皆落人后”，所需煤铁依赖外国，因而有大量资金外流。而利国驿有丰富的铁煤资源，为外人所垂涎，“东西洋人来华潜探矿产者几于踵接”。他急切期盼国家强大，遂倾心竭力跟随其父胡恩燮创办近代化煤矿。

胡光国与英国矿师巴尔遍历厉家湾山、东西马山、大小裘山、羊山等地，随同胡恩燮“建厂屋、定机器、领官山、购民地”。光绪九年（1883）春，胡氏父子开始在青山泉择地开井，先后开煤井12座，产煤达四五十吨。两年后，胡恩燮忧劳成疾，禀请两江总督曾国荃由胡光国接办矿务。胡光国遂将矿务局迁往徐州青山泉。自此开启了百年煤矿——青山泉矿的历史。

为办好青山泉矿，胡光国相继聘请峄县煤矿煤师韩象坤设计煤井，聘请著名格致专家、直隶委用知府徐仲虎指导安置机器，商议出煤等要事。矿井出煤后，当地土豪想要非法占有，常常散布谣言，制造争端，聚众持械斗殴。此时，资金又空乏，如用官款，“则公家之债频追”，胡光国感到举步维艰，“岌岌不可终日”。他在坚持其父制定的经营方针的同时，也作出一些改进与发展，主要措施有：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就近土销，因陋就简；办学恤灾，延揽地方公正士绅，和睦地方，多招本地工人，清除阻力；整顿矿场，征集新股。胡光国还在股东会上提出接纳扬州著名盐商李培松等为新股东，获得通过。

这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煤质较松，未合烧焦之用”。同时，交通运输也较为滞后。从矿山运煤到徐州和萧县，旱路转输百余里或数十里，只能依靠笨重的牛车。如走水运，自韩庄至清江航运条件不佳，且有数十道船闸，大小闸凡十数道，船运十分艰阻，极耗时日。花费数年心力才勉强挖成一口井，却不得不停工数年等待积压的煤销售出去，白白损耗着成本，矿夫月饷无法按时发出，处境十分艰难。

在青山泉矿事难办之时，胡光国邀请亲友和股东“筹商接济”，大家推荐扬州李韵亭携资来矿合办，但李韵亭没做多久大股东，见“亏耗过巨”，办矿无利可图，便将股本撤出。胡光国只得一人支撑煤矿，因苦于缺乏“建厂设炉之资”和冶炼设备，眼看山上有“丰富之藏”，也不能开采，深感距左宗棠奏请开办利国矿“上以备军国之需，下以兴美富之业”的意愿甚远。尽管如此，他以其父“困顿床蓐犹时时念及矿事，勉予以卒成其功”的精神作支撑，勾画出发展蓝图：用西方先进方法开凿数座大深井，以炼焦之煤来炼铁；在利国驿择地设厂，安置炼铁机炉，修筑火车铁道三十余里；再造出更多船只就近于河道及微山湖转运，使生产与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在青山泉煤矿“事多棘手”，苦苦经营之时，胡光国贤妻高氏始终伴随，为其分忧。光绪十年（1884），胡光国回江宁省亲，盗贼趁机而入，留守之人多感仓皇。家人劝高氏离家躲避。高氏沉着镇定，召集局僚研究对策：加强出入门禁，犒劳赏赐守护人员，派人去军营求援。在她的部署下，场局重回安定晏然，盗贼知道有所防备，遂散去。众人对高氏化险为夷的胆识莫不服膺。光绪十一年（1885），国库空虚，民间资本匮乏，“万口嗷嗷，势将哗变”。胡光国拿出“公私所蓄”，仍缺千金。正在胡光国无计可施时，高氏主动拿出自己的金银珠宝，变卖典押，帮助胡光国渡过难关。胡光国在她四十岁时赋诗赞叹：“内助有才聊自慰，故交得力究谁多？”

光绪十三年（1887），徐州矿务局资金短缺，难以为继。胡光国按其父亲胡恩燮的意思，数次亲赴天津面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将全矿归公，由海军衙门筹款大办”。后来，李鸿章让担任中国电报总局总办之职的盛宣怀负责处理徐州矿事宜。胡光国多番努力、几次招募新股均未果，矿井仅维持小规模生产，12年共出煤5万多吨。他心中烦闷，叹息：“大利难兴民受困，寸心耿耿奈何天。”“吾利国煤铁举国知其利，而卒无大力以包举之，可慨也已！”光绪二十三年（1897），胡光国欲将经营十多年的青山泉矿典让给吴味熊。九月，胡光国携眷南归时，当地“父老绅耆，以数十年相知之雅，临歧握手，深致依依。濒行追至河干，有泣下者”，胡光国亦为之黯然。20世纪90年代，余明侠教授为撰写《徐州煤矿史》到矿区调查时，发现当地百姓，“多知胡恩燮父子之名”，而吴氏却罕为人知。胡光国南归途中，搬运络绎，盗贼见到欲窃其钱财，但是胡氏的行囊空空，盗贼大失所望。

余明侠教授在《徐州煤矿史》中评价胡光国：“（他）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以贾汪为中心的徐州煤矿的基础”“像他这样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又精通业务的人，在当时的确是不多的”“特别是他不畏艰难不屈不挠，始终忠于自己事业的精神，更是值得赞扬的”。

四、善继善述 传承文脉

在南京的闹市之中，藏着清末民初南京最大的私家花园——愚园。愚园得以筑建，正是胡光国的有心所为。同治二年（1863），胡恩燮看中荒废园地欲购地建园，多年寻找其主人均无结果。胡光国深知其父心愿，四处询问，经过数年访查终于在同治十三年（1874）找到这地块的主人。胡恩燮得以建园颐养老母。光绪十八年（1892），胡恩燮去世，胡光国成为愚园第二代主人。他增设景点，结交硕彦大儒，觞咏雅集，并适应社会发展，开放私家园林，举办了许多社会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胡光国新建“孺慕亭”，着意选用比“堂”体量小、结构简单的建筑式样，并将亭子建在胡恩燮精心构筑的春晖堂旁，以表思亲之意，传孝亲之道，表缅怀之情。他赋诗抒怀：“五十思亲孺慕深，春晖寸草感难禁。白云缱绻青山色，皓首年华赤子心。”胡光国又为纪念胡恩燮，设愍忠祠于春晖堂。

1911年，军阀张勋攻占南京，宣布“三天不封刀”，纵兵洗城。“辫子军”兵据愚园，园林被“摧残毁坏无复旧观”。1915年，局势逐渐安定，在上海避难的胡光国回到南京，为了承继胡恩燮遗志，遂将宅园重加修葺，辟园之东墙，收傍城之土阜入园，莳竹树、置亭馆，引流种树，添筑亭馆，扩地十余亩。他在山丘之巅建一高楼名为“怀白楼”，作为远眺之所，以添高旷之趣。楼内悬挂大幅太白像。诸老宴集“是则登斯楼也，固将酹太白之酒……百感交集。”当初愚园建成之时，胡恩燮“邀李小湖先生游览。小湖先生谓：惜少远眺之致。”怀白楼建成，了却胡恩燮一大心愿。

胡光国的后半生致力于愚园的保护和扩建，直至年迈力衰。在吴楚（字篆仙）的《白下愚园游记》题词中提到愚园有景九十。胡光国诗曰：“篆仙赠我游园记，一目了然可卧游。细数竟成八十景，庆余八十乐悠悠。”实际上，他主持修建并命名的景观约有五十多处，但他只称三十四景，比其父胡恩燮营造的三十六景少了两景，避免在名声上超越其父，突出自己。

1919年，胡光国再续“具并文社”。入社的有“大江南北硕彦名儒，故里遐迩骚人词客”二十余位，按月一聚，吟诗作画，联句唱和。一年举行了二十次雅集。“具并文社”另附设“愚园寿星会”。首次宴集，“燃烛悬寿星麻姑”，除备酒水还有留声机、照相机等时尚物件。又成立“愚园书画社”，有南北精英四十八人。他们挥毫作画，装裱作品，并作石版印刷。

胡光国秉承其父胡恩燮的理念并发扬光大，使愚园成为清末民初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名士宴集觞咏之地，文人雅集流连之所。其盛况如同胡光国所写,“一时通儒硕彦，萃集于金陵。往往载酒来游，分题选胜，不空北海之樽，高会南皮之侣，或歌或咢，数十年如一日也”。

胡光国还跟随时代大潮，突破旧例向社会开放愚园。宣统二年（1910）6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愚园被列为游览胜地。据报刊披露， “游人甚众”。其时，江苏咨议局和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在愚园设宴招待日本实业考察团。1918年，为庆贺辛亥革命纪念日，胡光国在园内举办菊花大会。1919年9月，各学校联合在园内陈设菊花，游人日以二千余计，门外车毂相摩，园中游人如织。1928年10月举办大型菊花展，报纸以《菊花高一丈有余，胡园将举行赛菊会》为题进行报道。

与此同时，胡光国耗资劳神，收集诗文，编撰刊印。沈鼎曾题词赞之：“乡邦文献渐荒芜，继起何人安定胡。”胡恩燮晚年缠绵病榻时，胡光国就着手整理、编辑他的述作。光绪二十年（1894），胡光国在胡恩燮去世后两年就编撰出版了《白下愚园集》，共8卷。

1915年，胡光国修葺被战火损毁的愚园时，发现“昔日之题咏仅存箧中数篇”。后来，“园林觞咏渐集”“名流倡（唱）和，题咏日增”。年近八十的胡光国遂命其孙胡大椿将诗作“分类抄录”。胡大椿提议将二十多年来贤人诗友歌咏愚园的诗文刻书以连续前集，胡光国“笑而颔之”。1920年，胡光国在吴楚和外甥吴大琛的帮助下，经过几年努力，编辑出版了《白下愚园续集》，收有张之洞等一百多人的古近体诗一千余首。

在《白下愚园续集》中，胡光国没有将自己的诗作收录进去。1914年，他将自己与他人的唱和之作辑录成《喜闻过斋诗集》，内有“古近体诗若干首”。1920年，胡光国还将《白下愚园续集》遗漏的诗稿与集外所得之稿，编辑成《愚园诗话》。此书在《中国诗词曲赋辞典》《清代徽人诗话经眼录》等著作中均有记述。1924年，胡光国婿何允恕将前十年诗作辑为《喜闻过斋诗续集》，上卷收有古今体诗268首，下卷收有269首。

在这期间，胡光国将他和胡恩燮二人所作的愚园七十景题咏结集成《白下愚园前后七十景》出版。（另有一说：1918年出版一铅印本《白下愚园题景七十咏》，内有胡恩燮撰写的《愚园三十六咏》和胡光国的《愚园三十四咏》。）这种普及型的文集公开发行后广为传播，“愚园之名冠白下”。1921年，胡光国在《白下愚园集》之《愚园楹联》基础上增加较多内容，续编一卷《愚园楹联》（共二卷）。胡光国寓居上海时“往事追维，久如梦幻”，遂仿照其父胡恩燮的《患难一家言》体例，于1925年写就《灌叟撮记》，概述其生平际遇，着重记述其经办徐州煤矿及两淮盐运的经历。

在当时的条件下，编辑刊印洋洋百万言的文集，真可谓一大工程。国内私家花园数量不少，但有相关文献留存的不多，亦显愚园有关文集之可贵。

（作者简介：陶起鸣，南京市中华中学退休教师。）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