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两个子，一个柳亚子，一个邵力子。” 吴江当地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

邵力子（1882—1967），字仲辉，祖籍浙江绍兴，幼时随任吴江县丞的父亲迁居吴江盛泽。父亲亡故后，家道中落，他曾就读于镇上郑氏家塾。家塾的创办人郑式如，正是柳亚子后来的岳父。此时，邵力子与后来成为柳亚子妻兄的郑咏春、郑桐荪成为同窗好友。这位清末举人，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返国之后，他与于右任共同创办《神州日报》及《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并加入南社。

▲邵力子

1912 年初，南北和议之声甚嚣尘上。柳亚子时任上海《天铎报》主笔，邵力子主持上海《民立报》笔政。《民立报》当时是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成为临时政府主和派的喉舌。柳亚子则以《天铎报》为阵地，隔日撰写时评，激烈反对袁世凯，反对南北议和。于是，《天铎报》与《民立报》展开激烈论战。2 月 9 日，邵力子在《民立报》发表署名文章《真爱国者之言论》，赞同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和主张，不指名地批评柳亚子 “拘于一偏”“以虚名末节为鹬蚌之争”，认为当前急务是 “提倡人道主义，力求和平解决”。柳亚子次日即在《天铎报》发表《告真爱国者》，针锋相对予以反驳，他指出：“保皇丑类，螳臂犹繁，宗社死党，狼心未灭，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柳、邵间这一度的政见分歧，终因 1913 年 “宋案”（宋教仁被刺）的发生而趋向一致。“二次革命” 爆发，柳亚子率先在《民立报》发表七绝《北望三章》，疾呼 “直须万马奔腾去，蹴破黄流渡铁桥”。与此同时，邵力子亦在该报陆续发表《讨袁之捷于应响》《当与国人共弃之》《咄咄怪事》等文，一同以文字鼓吹讨袁。

▲《民立报》

讨袁失败后，《民立报》被禁，邵力子继而与叶楚伧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柳亚子则成为该报主要撰稿人。1915 年起，柳亚子与邵力子一同参加了在上海愚园或徐园举行的南社第十二次、十四次、十五次、十六次雅集。

新文化运动大潮激荡，柳亚子与邵力子再度携手奋进。他们在上海共同发起组织新南社，提倡新文化。两人一起出席新南社成立大会，柳亚子被公举为社长，邵力子被推为第一届编辑主任。在此期间，邵力子参与柳亚子等人在《民国日报》联名发表的《旧南社社友启事》，主张驱逐曹锟贿选中旧南社社员中的受贿者；积极参与柳亚子等创办的岁寒社活动；又出席新南社第二次聚餐会，发表关于革命文学的演说。这一时期，柳亚子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报，邵力子则在上海《民国日报》主编《觉悟》副刊。两个阵地，一条战壕，二人皆为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站到了时代大潮的前列。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4 年初，中国国民党改组成功。柳亚子回吴江秘密组建地方组织，得到邵力子的大力支持。这年暑假，邵力子委派其复旦大学的学生党员黄雅声返乡协助工作。黄雅声是吴江震泽人，他一返桑梓，即赴黎里联络，并受柳亚子委托前往震泽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吴江党建因而进展迅速。8 月 24 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盛泽镇召开，县党部宣告成立。邵力子专程自沪赴会，与柳亚子等一同发表演讲。柳亚子讲《中华革命史》，邵力子讲《中产阶级与国家之关系》。此后，邵力子常返回吴江，参与重大社会活动。

▲柳亚子

1932 年淞沪抗战之后，柳亚子被聘任为上海市通志馆馆长。起初，柳亚子表示拒绝，此事陷入僵局。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只得请邵力子出面斡旋。邵力子此时刚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正拟赴任。在这位旧友面前，柳亚子推心置腹，坦诚直言：“若真授予实权，为上海史成一真实记录，自当担此职责，但必须‘约法三章’：一是志书编辑方针、通志馆人事，不得受外界干涉；二是志稿须突破‘官书’惯例，使用白话撰写；三是通志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为辅。” 这第一点，显然是为排除来自当局的破坏和干扰；而第二、第三点，在当时则会被人视为 “有损尊严”“破坏法规”。邵力子主持正义，表示接受这一先决条件，柳亚子于是允诺任职。1937 年，当《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即将出版时，邵力子应邀撰写序文，对通志馆同人的努力倍加赞赏，文中写道：“盖以近百年来之上海，其错综复杂之情形，较诸我国其他都市数百年之史实为尤甚，而欲爬梳整理之，其工作之繁难，自亦为必然之事。上海通社诸子幸能以专门研究上海为责志，数年以来，日夕钻研，成绩斐然。”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柳亚子蛰居上海租界，密切关注时局发展。他于 1938 年 12 月致信远在重庆的邵力子，对国共合作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信中写道：“据报章记载，各方所表示，未能尽如人意者颇多；党政机构，未克尽量革新；民众动员，尤见顾忌疑虑。凡此种种，均与抗战前途关系綦巨，甚盼老成谋国者，能于造膝陈词时尽言一吐耳。” 对于汪精卫的反共投降言论，柳亚子有所警觉，信中指出：“在客观上尤多挑拨离间之迹象。” 抗战后期，柳亚子自桂林抵达重庆，邵力子曾前往拜望。二人还一同出席了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1945 年末，柳亚子夫妇东返上海，邵力子设法为他们购得飞机票两张。

柳亚子与邵力子的再度重逢，大约是在 1949 年初新中国曙光在望的北平。这一年 3 月中旬，柳亚子应中共邀请从香港抵达北平。邵力子则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代表身份，于 4 月 1 日飞抵北平，二人同住六国饭店。次日下午，邵力子即拜访柳亚子，后又与张治中一同前来。邵夫人傅学文抵达北平后，柳亚子戏成一绝赠给邵力子，诗云：“鸳鸯两两集燕都，牛女无须怨渡河。从此红旗载汉帜，梦中应念莫斯科。” 末句暗指邵力子在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一事。4 月 16 日，柳亚子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主持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邵力子夫妇一同出席，邵力子还以社友身份发表了讲话。

由于南京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奉令横渡长江。在商谈代表团去留问题时，邵力子首先发言，拒绝返回南京。于是，殊途同归，柳亚子与邵力子一同在北京投身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