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修志已经启动，各地都在制定计划、拟定方案、规划篇目。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绝大多数是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承担的。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编鉴，而且对修志都至关重要。从本轮修志的条件来说，不仅有良好的基础（上一轮修志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还有许多先进的设备和高科技的手段。同时，连年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也为二轮修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将有利于加快修志的进度，提高志书编纂的质量。但是，必须看到，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还是有所区别的，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不能用编辑年鉴来代替修志工作”。因此，如何在二轮修志中充分借鉴、利用好年鉴及其资料，是地方志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一、志鉴“同宗共源”

         关于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关系，《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作了明确的表述：“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而是“同胞手足”。两者的有形区别在于“时”，即前者以“20年左右”为单位，后者以“年度”为单位。这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给予我们关于两者异同的最新理念，也是我们今后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为了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范畴来看两者的异同。当我们把年鉴、志书置于社会科学之中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他们都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众所周知，“历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甚广的词汇。它既指一切事物已往的发展历程；又可指一种“事实报道，即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探究和做的记事。”我们说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不是指“事物已往的发展历程”本身，而是指他们所记录的事实及编纂方法，如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探究和做的记事一样”，有许多相同点。“历史”在古代中国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录。在西方，无论是英文“History”，法语的“Histoir”，还是意大利语的“Storia”，皆源于希腊语的“Historia”，其本义是“征问”、“问而知之”，是指从希腊古代爱奥尼亚人以求真精神从事“纪事”发展而来的。而历史学则是一门关于人类已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它包括对于历史过程的记录，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历史规律进行探讨。可见，历史及历史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只要对历史发展过程做忠实的记录或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历史规律进行探讨，皆属于历史的范畴。我们的祖先以其聪明的才智，创造了各种著史体例。地方志就是古代史学家创造的著史体例之一。它汲取了各类史书体裁的精华，将志、传、图、表、记、录等融于一体，分门别类地记叙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里社会、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为后人研究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史志同源、史志一家，已成为共识。年鉴虽是“舶来品”，但它是信息时代积累资料、储存信息的良好载体。而且构成这种体裁的要素在中国古代史书、志书中皆可找到。如年鉴载录的内容、取舍的范围、编纂体例、行文方式及社会功能与志书、史书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同宗共源”，都属于“历史”范畴，都是一种“资料性文献”。

二、修志编鉴“异曲同工”

        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虽是“同宗共源”，但其“内质”、“外表”还是有所不同。志书是“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而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因此，其编纂的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从体例与编纂方法看，志书是章节体、纪事本末体，而年鉴则是条目体（除特载有关栏目外，一般要求条目化）。从搜集资料的时段看，志书是“20年左右”，而年鉴是以“一年”为限。从功能与作用看，两者也有所不同。“资政、存史、教化”是志书的功能与作用，从大概念上讲，用以表述年鉴的功能和作用也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年鉴的属性来分析，把志书的这一功能与作用完全套在年鉴上并不确切。方志的有些功能与作用是年鉴所不具备的，同样，年鉴的有些功能与作用志书是无法替代的。比如说，年鉴的预测功能、信息功能、直接服务功能，志书不完全具备；而志书的存史功能，在年鉴中的表现就不那么明显。就“资政”、“教化”来说，志书与年鉴表现的形式、程度也不一样。年鉴的“资政”“教化”作用因编纂的时间间隔较近而发挥得及时、直接；而志书则间接而迟缓。

        志书与年鉴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修志与编鉴，都是地方志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无论从编纂的要求、组织的形式，还是形成的结果来看，都是一致的。第一，修志与编鉴的要求是共同的，即要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如何做到这八个字？修志与编鉴过程中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志书的评审验收，年鉴的“三审五校”，尽管具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致：“确保质量”。第二，组织的形式相同。修志与编鉴都是政府行为，无论是人员的组织、资料的搜集，还是经费的保障，都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比如说，二轮志书的启动，离不开各地政府的动员、发文；同样，每年各级年鉴的组稿也是在各级政府及领导的有力推动下进行的。第三，从形成的结果看，两者都是文化产品，都以书或以刊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前者可能是“十年”或“二十年磨一志”，而后者则是“一年磨一鉴”。两者都是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载体。

        由此可见，志书与年鉴都在为后人积累和保存“文献资料”。年鉴与方志所载录的内容、取舍的范围、编纂体例、行文方式及功能与作用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交叉和重复之处还比较多。因此，两者可以“互补”、“互助”、“互进”。我们既不能用编辑年鉴来代替修志工作，也不能以修志的方式方法和标准约束年鉴的编纂。应该在“齐抓共管”时，根据两者的特点进行“差别式”管理，使修志编鉴工作“齐头并进”，“互补共赢”。

三、二轮修志要善于借鉴利用年鉴

        编纂年鉴虽然不是为了修志，但年鉴的连年编纂出版却为二轮修志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提供了方便。

        年鉴的编纂为二轮修志节省了时间，缩短了修志的工作周期。搜集积累和整理资料，是修志的首要环节。编写一部志书一般要经过准备和编纂两个阶段。在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主题、体例，规划内容；其次，组织人力，分工合作；第三，搜集资料，初步加工。在编纂阶段一般也要分三步走，即排比资料、写成初稿、定稿。可见，资料是编写志书之根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修志就寸步难行。而搜集资料、占有资料、排比资料，则是一项艰苦和浩繁的工作，它一般要花去作者三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一个十五人的集体，历时十九年，先做长编，后修书。长编就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据说，司马光死后，洛阳还有两屋子的残稿，多半是长编的底本。在上一轮修志工作中，许多志书迟迟不能完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苦于“资料的缺乏”和搜集资料的艰难。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的各级各类年鉴，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并且，这些资料和信息是经过认真核定，按照一定门类排列而成，具有可靠性和便览性。我们进行二轮修志时可以充分利用。

        年鉴的编纂为二轮修志提供了路径，可以大大提高修志的工作效率。年鉴是当今社会积累资料、储存信息的最佳手段之一。当今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节奏快，信息量大，因此，储存信息、积累资料也要求快捷。年鉴以年为单位，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时载录，一年一册，按时出版，不仅适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而且及时保存了资料，是“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前，储存信息、传递信息的最佳途径之一。年鉴的资料信息是一个点、一个眼。修志工作者通过这“一点”、“一眼”，可以快捷地将之连成线，织成网，少走弯路，从而使修志工作“事半功倍”、快捷高效。

        以上两点是年鉴对推动二轮修志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年鉴的特点也决定了其信息资料的多层性及局限性。因此，对年鉴的信息资料必须正确地估价，科学地利用。

         首先，对年鉴的信息资料要有正确的认识和估价。从年鉴的功能与作用看，它是面向社会、面向广大读者的。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不是为了修志。因此，年鉴的信息资料具有“多层性”、“广泛性”，它能满足修志的部分需要，但不能满足修志的全部需要。编修地方志书，可以从中索取一些资料和线索，但不能完全依靠（编鉴好比加工面粉，对面粉的使用在于各人，可以用它做成不同面食和点心）。要克服“拿来主义”的现存观念（编鉴是修志的前道工序，现在各地都编有年鉴，二轮修志简单容易多了）。修志要广采博取，对档案资料、地情资料、口述资料、影像资料，等等，都要充分利用。仅靠年鉴的信息资料是修不出高质量、高水平志书的。另外，年鉴的信息资料也有许多不足和局限。年鉴的特点是资料权威、反映及时、连续出版、功能齐全，其性质是具有工具性与可读性、资料性与权威性、现实性与史册性。因此，年鉴信息资料的优势在于：信而实（可信度高，实用实在），具有权威性、集体性、准确性；广而多（涉及面广，信息量多），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地区性；快而捷（及时快捷，时效性，具有年度性、及时性、时效性。但年鉴信息资料的不足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从资料来源看是重主渠道轻非主渠道、重官方轻民间。地方综合年鉴的稿源主要来自各级政府部门、单位，通过其他渠道提供的稿件比较少，从而使年鉴的信息资料来源比较单一。而这种主要由“官方”渠道提供的信息资料，往往是“报喜不报忧”，记录政绩和成就的多，反映问题及教训的少；记录领导的决策及思路的多，体现民众的创见和智慧的少；关注大事、要事的多，涉及民生民本的少。从信息资料的成分看是重经轻文，即经济方面的资料多，社会人文方面的资料较少。以省级年鉴来说，大部分是从经济年鉴改版过来的，因此，无论是篇章结构，还是内容及容量，都明显地带有“经济”的色彩。另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指导下，地方综合年鉴突出“经济”也成为一种“通例”。打开一部分年鉴，从篇章结构到条目，从文字内容到文字数量，“经济”始终处于显著的地位，占了整部年鉴的60%以上。相反，“文化”及“人文”占的比重很低，有的仅仅是一种“点缀”。从信息资料的利用角度看是单一而不系统、突出年度而缺乏对比、多空泛而少实用。年鉴取材的单一性决定了其信息资料的单一性，而且，年鉴采用的是“条目”体，一事一条，条目与条目之间相对独立，没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年鉴的“年度性”，也决定了其信息资料不可能“相互关联”、“井井有条”。还有，地方综合年鉴的“官书”性也使“冗余”、“无效”信息不乏其中。

        第二，要善于挖掘、利用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信息资料。在充分了解年鉴对二轮修志的作用、充分认识地方综合年鉴信息资料优劣的基础上，我们编修志书时，就要有的放矢、科学合理地利用其信息资料，做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相结合，以求实效。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就是我们在搜集资料时，要充分利用年鉴信息资料“眼多”、“径捷”的特点，去拓展二轮修志所需资料的“时空”；要借助年鉴信息资料的这一平台，去搭建二轮修志所需资料的“广阔舞台”。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相结合，以求实效，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从年鉴中获取修志所需的直接信息资料。二轮修志可以从年鉴中直接得益的主要是在框架、文献资料、统计资料和一次文献等方面。年鉴的框架设计，注重突出时代性、地方性和年度性，而且每年都要调整，“个性”很强。因此，志书在拟定篇目时，既可以借鉴年鉴的框架结构，还可以直接采用年鉴框架中一些“成型”的部分（篇目、章节）。一部年鉴大致有“专文、百科、资料、二三次文献”四大部分组成。“特载、重要文献、文件法规选编”是其常设的几个栏目，其内容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原始性文件（一次文献），是一个地方一年内的“重中之重”。二轮修志时，辑录这方面的内容就可以从年鉴中直接获取。当然，年鉴的信息资料主要是二、三次文献，如收录的论文、文章、论坛、调研报告、文论摘要、名录、文献目录、大事记、专项年表、统计表、统计示意图，以及大量的条目。对于二、三次文献，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照搬照抄。可以直接利用的就直接利用，如专题条目（特色条目），往往是一事一条，首尾完整，独立成目。这样的信息资料可以直接采用。但是，对于涉及面广、时间较长的门类及事物（件），就必须进行综合归纳、删繁就简、对比分析。也就是说，要根据修志的需要，对年鉴的信息资料进行重新梳理、归类，去粗取精；根据年鉴提供的路径，对其信息资料进行补充、完善。比如说，年鉴中载录的人物，有的已“盖棺定论”，但大多数只是记载到“当年”。20年之后，当时年鉴中记载的人物，变化很大。有的当时只是某行业的先进、典型人物，20年后则成为执掌一方的要员，有的则成为国家领导人或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有的当时是声名显赫的大官要员，20年后则成为腐败分子、阶下囚。从一部年鉴来说，当时记载的都是“事实”，但20年后，重新回顾总结一段历史，对一个人的人生历程进行总结时，就要全面、客观。因此，对于具有年度性的“信息资料”就必须进行重新整合。再比如，对于“市场经济”，年鉴的记载是“循序渐进”，不全面、不完整的。但是，二轮修志可以借助年鉴提供的路径，使“市场经济”的记载变得“有血有肉”、“丰富完整”。

          总之，二轮修志不能完全依靠年鉴，但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地方综合年鉴。

（责任编辑 徐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