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代地方志纂修的鼎盛时期,“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这些方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名儒精心纂修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节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而在被他称道的由名儒纂修的著名方志中,就包含了鲁一同所修的〔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此外,张之洞撰、范希曾补的《书目答问补正》中也称鲁一同所纂修的〔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为“晚出之善者”。这两部志书中,又以《邳州志》的影响力更大,被方志界誉为“志家法程”,为后来方志纂修者所推崇和效仿。

鲁一同纂修〔咸丰〕《邳州志》的缘起

鲁一同(1805—1863),字通甫,号兰岑,一号季连,别署海上人,江苏涟水人,清代著名古文家、诗人、画家。他虽然科场不顺,一生未仕,然而“益研精为文章,乃泛滥无涯涘。其说长于史例,旁及诸子百家之言,禽鱼草木之变,靡不贯晓”。他以高才渊识得到林则徐、曾国藩、吴棠等名公的敬重与赏识,在地方文坛上更是领军人物。

鲁一同纂修〔咸丰〕《邳州志》的起因,与邳州地方缙绅和主政者对方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根据〔咸丰〕《邳州志》的“后序”记载,道光己酉年(1849),鲁一同主讲于徐州云龙书院,曾至邳州游玩,当地缙绅专门拜访他,以纂修《邳州志》相请,出于谦虚或者其他原因,他并没有答应下来。第二年,鲁一同于北京会试后,回程途中又经过邳州,与他同年中举的友人邳州知州董用威得知后,以重金诚恳聘他为邳州修志,并且表达了他对志书修纂的看法是“志与史同体,一人为之,则专精而条贯,众举之则裂”,专门一人来修志才能达到体例精洽、文势一气贯注的效果,而由众人整合起来的如梁启超所谓的“成于俗吏之手”的方志最终都会失败。这一观点正合鲁一同的本意,所以 “辞不获命”,也就答应了下来。

梁启超曾批评由官方组织人员共同纂修的地方志通病,“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而〔咸丰〕《邳州志》之所以能成为名志,这与纂修者及其对志书的纂修定位有着很大关系。一部志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主纂者,取决于主纂者的识见、胸襟、学养、才华,因此主纂者人选的确立必须要谨慎,不能以行政级别或者单位职务来确定,而要选择一方众望所归的名儒硕彦来担任。观照当今的县志纂修现状,有些是各个部门分写,然后进行整合了事,这样很难做到行文洗练明畅、内容简净精核。

〔咸丰〕《邳州志》的特色

鲁一同纂修〔咸丰〕《邳州志》的时间“肇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初吉,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十月晦,凡十七阅月”。此志共20卷,16万余字。卷首置叙目,卷一疆域,卷二沿革,卷三建置,卷四山川,卷五至六民赋,卷七学校,卷八军政,卷九至十二官师,卷十三至十五人物,卷十六至十八列女,卷十九古迹,卷二十杂记,卷末置后序。此志与其他志书相比,具有以下特色:

(一)旁征博引,参互勾稽

鲁一同答应了董用威的请求之后,便将此作为大事开始实施起来,他“归而发箧,陈书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鉴、通考、山经地志、官书吏牍、世家谱牒、金石文字之类,反复研索,证之以旧志、府志、淮安旧志七八家,参以己意,断为一书”。对一部县志,查考古今资料竟有如此之多,“反复研索”,足见其态度极其谨慎严肃,对于此前几部邳州志书的弊端如“稽古不溯其源,胪今不综其要”“载职官不及河务,纪水旱不及祥异,志河渠不及他境”“或文增而事反减,或裁旧而情转隐”等,鲁一同都尽可能地进行订正补缺,力求完美,不留遗憾。他的方法是:

自有明以前,宗诸正史,大都正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后,史所不详,则以志证志,兼考官牍,旁采舆论……凡所援引,悉改旧文,但以彼此为辞,以明一家之作。

可见,凡是鲁一同订正旧志的内容,都注明考证材料的出处,以增强说服力度,更表明其态度之严明审慎。近代方志学家王葆心称赞鲁一同的考证精神说:“于材料辨之也精,则其取舍也必严……于志家应具之程涂,可云能践其要矣。”

(二)言辞深雅,通体明畅

鲁一同是一位才情丰茂的诗人、古文家,他修志时,首先考虑文气贯通,语言简练。对于所需考证的内容,则详明其本末,对于无关紧要之细枝末节,则一笔带过,不会出现浮词冗句。卷首无凡例,更没有请达官显贵作序言以标榜身价,通体简净明畅而品格自高。《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此志评价道:

此志盖道咸间所称名志也。其文雅健深雄,不懈而及于古;其体简要而完备,笔不繁而义无剩,故非他志所可及。不置凡例,示谦也,若其作意,则悉具于后序,亦不博征长官序文,以为冠冕。

反观当下,反映县域区区几十年历史的一部县志,动辄上千页数百万字。所记事件,连篇累牍,不分巨细,一概收入。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事者在内容上没有严加甄别,去粗取精,在语言上没有提炼分析,推敲斟酌,以至满纸浮文浪墨,占用很大篇幅,导致读者不易抓住重点,达不到志书想要的效果。因此,鲁一同所修的《邳州志》给当下修志者的最大参考价值就是要做到言简意赅,简明扼要,“笔不繁而义无剩”。

(三)独创新体,不事依傍

鲁一同所修的〔咸丰〕《邳州志》与传统志书最大的区别是“参以己意”,即注重著述,这不仅需要高卓的胆识,还要有淹贯经史的学养,因此这部志书完全可以看成是他个人的著作。晚清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缪荃孙在总结清代方志纂修流派时说:

作志有孙、洪与章、鲁两派。孙、洪依据载籍,言必有征;章、鲁重在自撰,成一家之言。

孙指孙星衍,洪指洪亮吉,章则是指章学诚。缪荃孙认为,在方志纂修领域,孙、洪二人是纂辑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人属于传统派,他们所作必有依据,对历史力求秉笔直书,不加议论。而章学诚与鲁一同则属于撰著派,他们在志书中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属于新派。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成为方志学奠基人。在新派方志纂修者中,缪荃孙特别提出章学诚和鲁一同,将二人并举,足见鲁一同在方志界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高。朱士嘉在其所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中更是认为“鲁氏不愧为志家新派中一巨子”。32

鲁一同在编修〔咸丰〕《邳州志》时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定下了体例和笔调。关于他思考的具体过程,惜无文字记录。不过后来他的儿子鲁蕡将这一过程跟冯煦讲述过,冯煦在为成书于1923年的《邳志补》作序时有所涉及:

《邳志补》,二十六卷,窦君檍园补山阳鲁通甫先生《邳志》作也。先生高文渊识,抗希龙门,斯志尤雄奇卓绝,宙合仰镜,足以上揜康韩,下轹章孙……予少服膺先生之文,而与先生中子蕡仲实相识于毛遂村,许仲实述过庭所闻,颇窥先生纂前志之苦心。

〔咸丰〕《邳州志》的评价和影响

〔咸丰〕《邳州志》问世次年,鲁一同便携之入京会试。在京期间,他将此志赠送给时任礼部侍郎的友人曾国藩,曾国藩读后,大为震撼,便作诗相赠,诗中有曰:“昨岁客下邳,缘麟纪邦故。上写河山壮,下记租庸数。因革三千年,牛毛晰法度。”并在诗后跋云:“通甫尊兄示我以所为《邳州志》,史例之精,考证之核,文辞之古,皆方志所未有也。”同时,曾国藩还将此志介绍给他的同乡友人吴敏树,吴敏树读后,也惊叹不已,于是也作了一首《壬子都下曾侍郎见示鲁通甫一同<邳州志>及诗,因次其诗韵》长诗赠给鲁一同,其中有“鲁君淮海才,国士有程度。史例笔下州,班马自来去”之句,以班固、司马迁来比喻鲁一同的史才,足见其钦佩之程度。

同治五年(1866),湖南湘乡亦有修志之举,各界人士荐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纂修。曾国藩得知后,便在同年六月十六日的家信中向他推荐鲁一同的〔咸丰〕《邳州志》作为范式,信中说:

湘乡修县志,举尔纂修,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吾友有山阳鲁一同通父(甫),所撰《邳州志》《清河县志》(下次专人寄回),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为式,议定体例,俟余核过,乃可动手。

曾国藩认为,鲁一同的这两部县志是他所见的“近日志书之最善者”,亲自推荐给儿子做参考,可见上文所引的赠诗并非友朋交际过程中相互标榜虚誉之辞,而是发自肺腑之言。

桂林朱琦也是鲁一同的挚友,他有一首寄怀鲁一同的七言律诗,题曰《得通甫江浦书并<怀人诗五章>题寄》:

邳湖删述布衣尊,簪组春明笑语温。

到处相逢偏说项,当今此事要推袁。

探喉瑰辨九河泻,落笔尘沙万马奔。

归去更知诗格健,五君歌哭许重论。

开头便说“邳湖删述”,即指纂修〔咸丰〕《邳州志》一事,他夸赞这部非同凡响的〔咸丰〕《邳州志》“探喉瑰辨九河泻,落笔尘沙万马奔”,还为它“到处相逢偏说项”,认为当下修志首推鲁一同。

上元(今南京)友人许宗衡在其所著《玉井山馆笔记》中评道:“山阳鲁通甫一同孝廉《清河县志》〔咸丰〕《邳州志》饶有史法,文亦朴茂如漠人,且成于一手,非迩来掇拾无义者比。”

比鲁一同稍晚的蒋师辙在其《台游日记》中记载道:“山阳鲁通甫撰〔咸丰〕《邳州志》,体例最善,曩撰《临朐志》,因之。”可知,蒋师辙所修的《临朐县志》就是模仿鲁一同〔咸丰〕《邳州志》的体例和手法,这是鲁一同对后世修志最直接的影响。

鲁一同的〔咸丰〕《邳州志》得到了当时、后世名儒硕彦的一致赞誉,在学界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堪称一座丰碑,以致后来续修邳州志的人竟有畏手之心理。民国年间续修的《邳志补》主修者窦鸿年在《邳志补·叙录》中感慨道:

余昔读鲁通甫氏邳志,心窃伟之,而叹继其后者之乏人也。岁戊午,方欲网罗放矢,缀辑旧闻,会金坛冯蒿叟主纂《江苏通志》,檄各邑续修新志,乃集同人而议之,佥谓宜然,并诿年主其事。年曰:甚矣,兹事之难也。鲁氏以卓越之才、淹博之学、闳通之识,精心独运,裁定一书,足为方志圭臬。曾文正公尝褒美之。年之才、学、识,无一逮鲁,不贻无知妄作之诮也几何矣。

鲁一同的〔咸丰〕《邳州志》首刻于咸丰元年(1851),光绪十八年(1892)重印,光绪二十一年(1895)善化杨激云再印,1920年鲁氏后人又印(标有“鲁氏双梧轩重印本”),1960年收入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1991年又收入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

当然,也有人对鲁一同的〔咸丰〕《邳州志》提出异议,如《邳志补》纂修者窦鸿年认为“其于疆域也,有说而无图;于沿革也,有考而无表;也是一憾”,当代著名修志专家陈光贻则说“一同善古文辞者,专润修辞,实非修志良法”,认为鲁一同在纂修中过于重文藻而轻质实。

(作者简介:鲁加专,现供职于涟水县政协文化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