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杜公漾

这是个早已不存在的“漾”，消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事实上，是硬生生给抽干的。那时，仿佛还以粮为纲，围湖造田余热未歇。“人定胜天”，本来就浅水位的杜公漾不知怎么就被牛气冲天的“革命泵”（好像叫“圬工泵”），夜以继日，围追堵截，消灭了。

抽干后，周边村民欢欣鼓舞，摸鱼捡蚌捡捞沉浮物。一时间，我等十来岁顽童也跃跃欲试。一边脚踢洪荒塘钉，一边难得一窥老渔民用钓枪在淤泥中逮起“千年神龟”。为排除最后的积水，漾中央开挖了一条深深的河沟，那等于是在海底再挖海沟。集聚的水湍急，急水中的鱼厉害，但“革命泵”力大无比加劲抽，以致人们只能站立深沟边，眼睁睁看着鱼儿被吸进泵口，好不沮丧。

杜公漾抽干后，先是划分给生产大队种田。但不知怎的，就是长不成可收获的稻谷。原来，湖底淤泥有些为小粉土，细腻与板结，如淀粉沉淀。我们特别爱这样的土，雨后，粉刷瓷结，脚踩上去，不粘，更不会硌脚。稻谷不见丰收，遂改开鱼塘。这时，改革开放的号角隐隐吹响。杜公漾位于吴江黎里，系江浙沪腹地，乡镇企业油然而生。世纪之交，干脆任其荒废，同时又百废待兴，来个咸鱼翻身、鲤鱼打挺，一半“集约用地”成为小微企业大本营，一半“回土复耕”成为大农户驰骋地。辗转反复，再也找不到荡漾的水印了，也无需多情寻觅所谓乡愁了。

关于杜公漾，我惊诧，地方史志中始终轻描淡写，不多记一笔。查阅清代《黎里志》，即便名士徐达源也只是一笔带过，想来那时司空见惯。历史上，包括黎里在内的太湖流域，大背景“水天一色”，河荡潭漾，星罗棋布。水如梦魇，压迫着地方，也激发起一方水土的抗争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大兴冬季水利会战，让水乡泽国“首当其冲”。塘中筑坝，湖边围田，填河栽秧……不亦乐乎！

回到记忆中的杜公漾，真个浩瀚、壮阔，那是我童年的“气蒸云梦泽”，是嬉戏与网罗食材的广阔天地。漾中波光粼粼，村中炊烟袅袅。有雾气的时候，烟树远村云山，朦胧一片；天朗气清时，则尽可大做白日梦，诗与远方历历在目。可以说，我仅有的一点哲理与诗情，就是在杜公漾畔，若即若离酿就。

杜公漾抽干之际，屁孩们只有兴奋，只有水泊初聚义的快感。每天都去报到，都要以各种理由“轧闹猛”。我们疯狂，从上到下哪个干部群众不亢奋，用日后风行的“打了鸡血”作比喻，歪打正着。大人们是机会难得、假公肥私，捉鱼啊。小孩们是看热闹，无意中“瞎猫撞着死老鼠”，或踩到一水产品，或捡拾起一件小器物，喜出望外啊。

杜公漾荡漾时，水面辽阔，水清澈。夏日午后，酷日当空，非但没有构成威胁，反而给戏水的孩子带来无限希望。那样，水就不凉；那样，就可以久久地在漾中“伏波”。浅滩硬底，水草依稀。膝盖微屈，水面刚好齐脖颈。惬意地闭起眼，柔波如轻纱细浣，说不尽的温柔。有时竟至飘飘然欲眠，梦亦呈水晶般透明。水乡的孩子识水，水也识童心。城中与今天的孩子是不会有这样的享受。顺水推舟、顺手牵羊，更多时候，我们会在“伏波”之余，把手探入水草丛或伸进水沫吞吐的浅滩石隙——那里躲藏着小鱼虾，呆萌。尤其是虾，一只只如齐白石笔下所现，中看又中吃。

不敢走远方，也不敢游走得太远。童年流连处，其实不过杜公漾之一角，近水楼台，向阳花开。稍涉远，陡然一“百慕大三角”，深不可测，水极寒。那里发现过很多神秘东西，据说还发现过亚洲象骨骼化石。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父亲，做木工，漾抽干后，于旁通的深水荷花池底挖得一巨鳖，斩食之，日后蹊跷事不断。

“杜公何许人也”，永远猜不透。杜公漾消失了，我们长大了，远走高飞。

有趣的地名误解

我的小学与初中一二年级是在家门口的乡校读的，七八位老师大多为代课教师。小学采用复式班教学，基本用本地“土话”。语文课相对高大上，用洋泾浜普通话。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吴江地方不大，方言却千差万别。东边芦墟人听“西横头”横扇人讲话，不啻与西域外交使节打交道。那时，“西横头”人总摇着船，夏季载着西瓜、腌大头菜，近年关载着胡葱、白菜、萝卜，沿太浦河东来叫卖。

黎里靠东边，黎里话也是这个村与那个村不太相同。尤其是隔着太浦河，“河南话”对我们“扎网港”而言，又是外来语。

由此，我一直搞不清许多“物事”——普通话中叫什么，汉字写作什么。这样的苦恼，伴我成长，且纠缠回忆，至今不灭。不知怎的，扎网港的发音极含糊，叫法又独特，想找到对应词汇，有时真困难。如“构树”，极卑微的一种树，司空见惯，但就是不明白学名是什么，因为我们叫它“国树”。再如“东边西边”，我们称作“东海西海”，明明与水不搭界，与海十万八千里，但一直这样叫过来叫过去。

最头疼的是地名。已过“知天命”的我，因为搞地方史料关系，经常查阅一些旧志地图。看着上面的标名，好多时候诧异。如“西姚港”这个地名出现眼前时，我竟不明白那正是我少年时期常去做客的“西海港娘舅”家。感谢早已消失的“杜公漾”提示，让我恍然大悟，尽管是在西边，正确的标注不是“西海港”而是“西姚港”。近期接到一位老人电话，声称要写回忆录，欲索我编辑的《吴江文史资料》参考。老人是几经辗转知晓我的手机号，远兜远转，终于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原来，他是我父亲辈，与我还有依稀的姻亲关系。一个地名报出来，令我恍惚——梓树下。

梓树下，何其沧桑又诗意，不由联想起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我不知道，这个村的形成，是否也与历史上的战乱、迁徙有关。远的如张士诚起兵、太平军“长毛”烧掠，近的如日寇扫荡、解放初期“土改”。无论如何，这个地名之于我印象相当深刻。那是因为童年时，我跟着祖母出远门走亲戚的极致就是此地。一直以来，苦于写不出准确地名。依读音记为“紫熟屋”，那也是穷尽所能，用想象与排除法得出的最佳选项。你想，屋后的茄子成熟了不是紫红色吗？《红楼梦》中刘姥姥的村庄不也如此景象吗？看到真正答案后，恍若隔世。祖母去世三十年了，按俗语云，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大批的村庄消失，“桑梓”之情无从寄托。我知道，“梓树下”名虽犹存，然面目全非也。当年到“梓树下”做客，一定还要顺路串另一家亲戚门，近在咫尺，却不是同一村。那地名好记也好写，叫“清风桥”，名副其实要走过一座桥，一座高大又结实的木桥。今天对照区划图，竟发现写成“青风桥”，不伦不类，不得其解。推想，要么是“清风”，要么更有可能是“青枫”——与“梓树”呼应。发展是硬道理，任性的背后是谁都不在乎——割断了史脉，文字仅为符号标签。此种情形，一如当年“扎网港”的孤陋寡闻，依音想当然。

再提两件陈年芝麻事，同样有关地名写法。一究竟是“火烧浜”还是“虎啸浜”；二究竟是“浒泾弄”，还是“虎径弄”。两个地名问题皆出自黎里，我的家乡。小时候，柴垛集结，冬季失火不少见。一失火，烙印难以抹去。因而，我们认同“火烧浜”命名。至于“浒泾弄”，也顺理成章。“浒”水边也，河网交织，舟行为主，入黎里镇口，原来就有一条小河叫“箭泾”。如此，两者仿佛可以定论。

然而，一部《吴江县志》与清嘉庆《黎里志》，挑战“定论”。史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虎突至永安圩民家，众逐之，伤三人一毙。往来田间两昼夜，居民大恐，鸣之官。守备张光玉率兵下乡，虎已去，不知所之。”明清之际，吴江尚系水乡泽国、野旷天低。虎之出没，虽可信，然明明白白见诸正史，还是霹雳一声。另有民间传说，康熙初年，不知从何处而来一虎，骚扰黎里，逡巡“浒泾弄”，最后被毙于不远处的一土洞。此土洞在禊湖道院，名“伏虎洞”。如果关联起来演绎，虎当由野地窜来，地缘上对应的“火烧浜”可能真的为“虎啸浜”（新出版的地方区划图，即以此标示）；而一步之遥的“浒泾弄”或许慑于虎威，曾叫做“虎径弄”。但历史远比想象丰富，比推理更合理或更不讲逻辑。真实情形，无从考证。

文史觅桑梓。最后，荡开一笔，追寻一下黎里与扎网港两个地名踪印。黎里古称梨花里，三里市河穿镇而过，故又有“黎川”雅称。清代大才子袁枚曾来黎里访名士徐达源（即清嘉庆《黎里志》作者），作诗《黎里行》云：“吴江三十里，地名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花津……”扎网港是黎里的一个自然村，也称撒网港，依河聚居，历史上可能就是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吴江人徐崧与友人合著《百城烟水》，中有一诗，赫然记载儿时随父“授徒黎川之撒网港王氏”情形：“黎里人家尽水乡，谁家聚族此推王……场上积薪高过屋，港边晒网半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