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节,“城门(地标)挂春联 江苏开门红”活动将首次走进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瓜洲古渡有着“诗渡”之称,王安石那首脍炙人口的《夜泊瓜洲》便写于此。

后人都熟知作者与南京的渊源,殊不知扬州才是他仕途的起点,如果非要为瓜洲请一位文化代言人,非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的王荆公莫属,只是不知清辉洒满渡口的皓月,是否读懂诗人当年的情怀和那份弦外音,他是用一生去演绎这首七言绝句。

初涉官场不怕虎

王安石随做官的父亲王益来到南京(当时称江宁),是听着范叔传奇长大的铁杆“范粉”。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变法前一年,21岁的王安石来到开封应试,主考官是有“神童”之称兼文坛领袖的晏殊,他独具慧眼,曾提携欧阳修,助其从文坛步入政坛。这一回又惊喜地发现了新秀王安石,初步圈定为状元人选。然而出现了戏剧性一幕,考卷被呈了上去,当看到文中“孺子其朋”时,年迈的仁宗大笔一勾,“踢”掉王安石的状元帽,仅给了个第四名,原因是他用长辈口吻告诫皇帝,“要和群臣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

王安石成了朝廷公务员,第一份工作在今天的扬州,授淮南东路签判,相当于朝廷秘书,直接服务于后来的“三朝宰相”韩琦。王安石通宵达旦读书,白天上班状态不好,邋里邋遢。韩琦注重仪表,又有洁癖,有一天语重心长找王安石谈心,劝告他不能玩物丧志,游戏人生。韩琦显然误以为这小子逛“夜总会”去了,王安石初涉官场,年轻气盛,懒得费口舌解释,随上司怎么想。他这种价值观和“执拗不拐弯”的脾气,一生未变。

26岁的王安石被调往浙江鄞县(现在的宁波)当上主政一方的知县,开始试点经济改革,短短三年,民生极大改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小变法”成了20多年后“大变法”的练兵场。

宦海沉浮独自开

大宋开国是从一场兵不血刃的“黄袍加身”的和平夺权开始的,也结束了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乱哄哄的混战局面,老赵家定下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风闻言事”的祖宗规矩。重文抑武的国策让文人迎来黄金时代,却也带来冗兵、冗员、冗费的社会问题,渐渐压得北宋这只老骆驼步履艰难,国库穷得揭不开锅。

公元1068年,47岁的“油腻大叔”王安石迎来雄心勃勃的少壮皇帝宋神宗。他快步走到舞台中央,以改革家的战略高度,排除一切阻力,推行新法。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在内不配合的,或者反对变法的保守力量,就是鸡蛋碰石头的下场,要么靠边站,要么被贬出京。

以“砸缸”闻名的司马光犟得像头牛。在他眼里,王安石所谓的“富国强兵”,就是为民争利,徒增百姓负担。这与圣人教导的“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宗旨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一心要为黎民苍生计的司马光誓将“砸缸”斗争进行到底。

王安石是搬不动这位三朝元老的,只好由宋神宗亲自出马,客客气气给他安排一份更具使命感,又让司马光无法拒绝的差事,还拨了专款,附赠皇帝压箱底的藏书,请他从开封城挪步到副中心洛阳,安心编写那本《资治通鉴》,浩大的“文治”工程就这样“拜托”给了司马光。

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被打发走了,反对新法的人开始“软对抗”。被贬地方的官员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不执行或者执行他们想当然的新法。唯GDP的考核又催生了新的摊派,例如青苗法,明明不需要向朝廷借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层层下借贷指标,反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当地富户手里不缺钱也得借款还息,对新法的仇视可想而知。以前除盐、铁专卖外,小生意是免税的,现在官办百货公司直接参与市场经营,贩夫走卒被抢了生意和营生,恨得牙根痒痒。

反对派不敢对皇帝说“不”,却敢把“黑锅”统统挂在王安石名下,发挥添油加醋的特长,把他编排得狗血淋头。甚至连仁宗时代的曹太后、英宗时代的高太后也反对他,两宫太后把宋神宗叫来,苦口婆心,配以老泪纵横一番谆谆教导:民意不可违,天意不可违!否则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还拿出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流民图》给神宗施加压力。值得一说的是这位投机派“画家”郑侠,竟是王安石早期的学生。他是个守门官,把站在城楼上看到的城外流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写实“风景”呈献上来,“读图”的说服力直接爆表。

反对派最后祭出连宋神宗都接不住的大招——苍天。老天一滴雨不下,天下大灾,肯定触犯了上天,要么皇帝不学好,要么皇帝身边有奸邪,这人明摆着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新法推行五年之后,王安石只能请辞,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的他,写下那首后来收录在小学课本的《梅花》诗,正是他内心和境遇最传神的写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

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5年的春节刚过,汴河还结着冰,一骑信使从开封出发,前往千里外的江宁。宋神宗要召回“黄金搭档”王安石。

离开朝廷的10个月,55岁的王安石内心没有真正消停过。离京前,他安排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吕惠卿做护法使者,年轻皇帝对变法理解渐入精髓,然而变法派内部出现内乱,先错把皇帝的“小金库”列入变法前的财政报表,新统计出的GDP还不如变法前,吕惠卿心生一计,让面和心不和的队友做了“背锅侠”。

逼迫王安石下台的郑侠,又画了一幅《真人君子邪曲小人事迹图》献给神宗,笔锋直指吕惠卿,神宗反手对郑侠进行彻查,意外发现他竟与包括王安石亲弟弟王安国等一干官员有瓜葛,将其统统贬谪,并把处理结果“抄送”在江宁的王安石。

二月春风似剪刀,江南一派早春气息。接到特使送来的诏书,王安石很快启程,从江宁半山园坐轿或骑上那头著名的小毛驴,赶到京口,从西津渡过长江,再沿运河北上。初春的风不再凛冽,屹立船头,王安石没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欢欣,也没有“两岸青山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憧憬,大半年的沉淀和反思,让王安石的内心多了几分彷徨。21岁进士及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30多年的宦海沉浮,看淡官场的纷纷扰扰,尔虞我诈。好在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越发坚韧而具体,自己像一匹老马,以一己之力拖着大宋王朝的沉重车厢,艰难前行。如今车已在轨,没有他的日子里,一样平稳运行。

或者这一趟北上,本就不该去?

皎洁的月亮升起来,心潮渐渐平息,皇帝在捎来的信中说,快回来吧!反对变法的老宰相韩琦和富弼已告老还乡,“一根筋”的司马光在洛阳忙乎编写《资治通鉴》,总和你过不去的苏轼老实多了,在山东密州做知州,爱上打猎。

王安石清楚,这几块绊脚石搬走后,路要好走许多,但变法依然山迢迢水长长。望着那轮明月,不免惆怅和纠结,半夜睡不着,坐起来就着月光,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夜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可能不会想到,后世人说那个“绿”字炼得好,传神有动感,如同长卷铺陈开来,殊不知“诗眼”恰恰落在最后一个“还”字上,何时还?如何还?还出一个怎样的天下社稷?

那应该是一个不眠之夜,直到东方既白。王安石像一位和儿媳闹了矛盾回乡下的老娘,终究牵挂着城里的儿孙,还是又去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

真如他所预料得那样,今昔不同往日,他最得意的护法旗手吕惠卿变了心,他觉得二次拜相的王安石占了原本属于他的宰相之位。他通过一桩谋反案把王安石牵涉了进去,对“恩师”的政治前程进行致命一击,但他低估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吕惠卿失算被贬后,又告发王安石在朝为官的儿子王雱与言官有勾连,这是君臣大防,皇帝最担心、最忌讳监督的和被监督的“穿一条裤子”。

可怜性格如父,身体瘦弱的王雱,背上长了毒疮,被父亲狠狠责骂之后,竟一病不起,很快一命呜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在老王家上演。儿子早逝,王安石心灰意冷,君臣间的战略同盟出现了罅隙,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大不如从前,讨论大政方针出现不同意见时,也没有了以前的客气和耐心,王安石知道自己又该“还”家了。

1076年10月,王安石回京一年零八个月后再度罢相。这一年,他57岁,宋神宗30岁。如果说,第一次罢相是君臣间的一种政治策略,第二次罢相则是对分歧的一次了断。这一次是真正的退休,而不再是韬光养晦。回到江宁的王安石变回一位随和友善的邻家大爷,他一如既往的看景写诗,一如既往的邋遢不讲究,神宗算是有情有义,让他享受不在其位的宰相政治待遇,并加封特进荆国公。

八年后,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轰轰烈烈的变法划上句号。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太后摄政,洛阳的司马光被请回来主持大局,短时间内,新法尽废。次年,一代名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在落寞和憋闷中去世,享年66岁,无人为他书写神道碑文和墓志铭,司马光委派苏东坡代表朝廷为他写了一篇祭文作结。

王安石变法,又“还”回之前的模样。

后来,老太后也老死了。改革派再次上台,司马光等保守派又被列为奸党。如此反复,大宋一百多年积蓄的精气神被慢慢耗尽,腐烂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终于酿成1127年的徽宗、钦宗被掳走的“靖康之耻”,被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基因的大金给拿下,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王朝的文艺背影。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跑到了江南,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紧锣密鼓重新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