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依托盐运漕运,成为江南经济发展、文化交汇的重镇,“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便是生于此长于此。后人在推崇郑板桥诗书画之时,却不知他的科举历程充满艰辛。

一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以号行世,自诩“康熙秀才,雍正壬子举人,乾隆丙辰进士”。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板桥出生于扬州府兴化县(今兴化市)的一户读书人家庭。父亲郑立庵,是当地秀才,在乡里以教书为生,母亲汪氏端庄聪慧,郑板桥自认继承了父亲的文气和母亲的才气。郑板桥3岁时,郑家日渐式微,汪氏也早故,家里的收入仅来源于郑立庵一人的工作。郑立庵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前后补廪膳生员,从此在正常教书收入外,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补贴,即便如此也仅够一家人的开销支出,没有结余。然而郑家毕竟是书香门第,家中无钱,却有祖父辈留下的各类书籍。郑板桥跟随父亲刻苦读书,后终于通过童试,成为生员(俗称秀才)。

对于郑板桥考上秀才的年份并无详细史料记载,因此出现多种说法。如王家诚认为郑板桥17岁也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考上秀才,王同书认为郑板桥30岁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考上秀才等,然而更多专家则认同康熙五十五年(1716),笔者亦然。在《板桥自叙》中有言:“复堂起家孝廉,以画事为内廷供奉,康熙朝,名噪京师及江淮湖海,无不望慕叹羡。是时板桥方应童子试,无所知名。后二十年,以诗词文字与之比并齐声。索画者,必曰复堂。索诗字文者,必曰板桥。”通过这段自叙可以推测郑板桥中秀才的时间。首先,此处的复堂即李鱓,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俗称孝廉),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五十七年(1718)在南书房行走,为宫廷画师,声名远扬。而此时郑板桥“方应童子试”,虽未提及何时中秀才,但仍可推测郑板桥中秀才至少应为康熙五十二年之后。其次,郑板桥在各地游历时便已小有名气,雍正三年(1725)更是结识了慎郡王允禧,允禧亦是对郑板桥诗书多有赞赏。而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自然是乾隆元年(1736)金榜题名之后,此刻郑板桥才有资格称“诗词文字与之比并齐声”。故推测郑板桥“应童子试”的时间为乾隆元年往前20年的康熙五十五年比较合理。

童生在经过童试中的院试后,会根据当地学额及学政安排入泮成为县学、府学或私塾的学生,多数归本地县学,尚且断定郑板桥进入兴化县学读书。闻世震认为,由于家庭负担过重,迫使郑板桥辍学。此外,为了补贴家用,康熙五十七年(1718),郑板桥还在真州开设私塾教授学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郑立庵亡故,家失梁柱,生活拮据,郑板桥为了生计,辗转扬州、泰州、南通各地,开始了10年卖画为生的生活。也就在这10年,他不仅游历四方,还创作出以兰竹石为代表的个人作品。板桥鬻画,名托风雅,实为生计。他回顾这10年,因自己“无业无成”而感到“可羞可贱”。

雍正十年(1732),40岁的郑板桥前往南京参加壬子科江南乡试。从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十年,这16年间举行过丁酉科、庚子科、癸卯科、丙午科、己酉科共5次江南乡试,但没有文献记载郑板桥一共参加过几次乡试。各类板桥年谱也均未提及乡试开科这几年郑板桥是否来过南京,故笔者推测郑板桥主动放弃科考而非乡试落榜。首先,郑板桥中秀才后,育有一子二女,且胞弟郑墨也刚出生,家中人口陡增,这也是郑板桥设馆教书维持生计的原因。而父亲郑立庵的去世让家中财政更加拮据,郑板桥无暇分心于备考之上。其次,郑板桥起初可能并未重视功名,他在几封写给胞弟郑墨的家书中多次强调读书并不是为了科考功名:“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

二

郑板桥游历神州的10年时间,结识了李鱓、金农等文人,也获得了盐商马曰琯、徽商程羽宸等人的资金支持,这才有时间和金钱备考乡试。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和〔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中可知,雍正十年,郑板桥考上了举人,并作《得南闱捷音》一诗:

忽漫泥金入破篱,举家欢喜又增悲。

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载征途发达迟。

何处宁亲唯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

他年纵有毛公檄,捧入华堂却慰谁?

考中举人,本应是天大的喜事,可对郑板桥而言却高兴不起来。这十年,父亲、妻子、长子相继过世,自己生活又困苦,常年离乡背井。何处宁亲?无人对镜。即便有了功名,授了官职,又能向谁报喜?这首诗虽名为“捷音”,但却丝毫看不出郑板桥任何的喜悦之情,反而一股浓浓的思亲执念涌上心头。

乡试次年,举人可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学界专家普遍认为雍正十一年(1733)郑板桥并未前往北京,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郑板桥因连年贫困,再加上由于糟糠之妻离世而病倒。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郑板桥的叔父郑省庵去世了,郑省庵早年对郑板桥疼爱至极,视如己出,郑板桥因此为其守孝3年。然而郑板桥于雍正十一年前往镇江焦山攻读备考,“守孝之说”似乎无法成立。乾隆元年(1736),44岁的郑板桥赶赴北京参加丙辰科会试并中试。五月参加殿试,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赐进士出身。郑板桥难掩激动的心情,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

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此诗与上一首风格截然不同,毫不吝啬地将牡丹、芍药、终葵、丹桂这些代表着富贵华丽、金榜题名的植物书于诗中,表现出郑板桥本人对未来的憧憬。其实郑板桥赶考前,在扬州认识了才女饶五姑娘,二人一见钟情。分手时才子与佳人相约,如若自己高中进士,便回来迎娶她过门,这或许也是郑板桥兴奋喜悦的另一个原因。从24岁中秀才到44岁中进士,经过20年的光阴,郑板桥获得了古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郑板桥虽中进士,但没有立即授官,而是候补官缺。他在《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其四》诗中曰:“手把干将浑未试,几回磨淬大江流。”以此想求得伯乐青睐。终于在乾隆七年(1742),被委任山东范县县令。年过半百的郑板桥,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抱负。

在赴京赶考前,郑板桥还在雍正十三年(1735)浙江乡试中做过外帘官,党明放认为郑板桥任职外帘提调监试。清代以降,贡院以至公堂为界,堂以南为外帘,考生在此区域考试,外帘提调官、监试官等负责考场秩序、官员调遣;往北则为内帘,考生及外帘官不得入内,内帘官则在此阅卷。外提调官通常由当地的布政使担任,监试官则通常由按察使或者分巡道担任。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江南乡试的外提调官为江宁布政使黄建笎,监试官为江南盐巡道徐树钧。故郑板桥应该是听命于提调官、监试官的调遣,而非提调监试官。即便如此,也能领到微薄薪资,以作为他进京的盘缠。

郑板桥科考经历简表

三

郑板桥科考鲜有文献记载,故今人并不知郑板桥的八股文采如何。八股文也称作时文、制艺,是明清科考的应试文体,以“四书五经”为基本,“代圣贤立言”为要求。明清科举自下而上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其中乡试和会试的首场考试便是考“四书题”,即以八股文的形式依照程朱理学的理解答题,考官通常以首场制艺文采为评判标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说:“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靡不览究。”郑板桥早年师从陆震学词,而陆震“淡于名利,厌制艺,攻古文辞及行草书”,可知郑板桥并未从陆震授课中学到治经学问,甚至无法学习到写作手法,他的八股文应该是来自自己父亲的传授。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自明代以来,对于读书人而言,除了读圣贤书外,其余诗文词集便是“杂学”,不是正途。无论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还是《儒林外史》中的魏好古,都因吟诗作赋而被视为邪门。郑板桥在《板桥自叙》中坦然言之,看似亦是离经叛道,然而果真如此吗?郑板桥提及诗文“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明清两朝,以制艺取士,虽有奇才异能,必从此处出,乃为正途。……若漫不经心,置身甲乙榜之外,辄曰‘我是古学’,天下人未必许之,只合自许而已”。郑板桥不仅道出了制艺须实用之根本,也认同了八股取士乃是正途。对于那些没有功名却自许经学大家之人,郑板桥只觉得他们“酸腐之气,尤属可憎”。郑板桥既然中了进士,身在甲榜,自负文采出众,又何来“不治经学”一说?他在教育舍弟郑墨时曾道:“今人鄙薄时文,几欲迸诸笔墨之外,何太甚也?将毋丑其貌而不鉴其深乎?”郑板桥认为,八股文与诗歌词赋一样同为文章,虽为应试文体,但也有其深邃之处。他知晓“今人鄙薄时文”是因为大多数读书人为了能考取功名只读经书,专攻制艺,罔顾文史,荒唐如范进中了进士,却连苏东坡都不认识,所以郑板桥自己能做到读书“靡不览究”。他评价方苞兄长方舟的制艺“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若是郑板桥自己不治经学,不读经典,不作制艺,又怎知八股文精妙之处?

清代大家袁枚夸赞“板桥深于时文”。由此可以看出郑板桥并非鄙夷八股文,也绝非不擅长制艺,只是不将其作为兴趣爱好,没有流传于后世而已。故后人只知郑板桥的诗书画为三绝,却不知其文采亦不凡。

(作者简介:严得秋,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