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南贡院在明清两代承担着南直隶（江南省）乡试的重任，经明代重建成形，清代扩建定型，发展至清末已是全国贡院之典型。明代《应天府新建贡院记》碑文云：“贡举有院，内外通制也。南京应天府为天下贡举首，其制度亦必为四方所取法。”清人所编《急悃斋新科闱墨选本》亦云：“江南自六朝以来，文采斐然，所谓生命文物之邦。”

匾额是古建筑的重要构件，贡院建筑群中的匾额不仅是空间标识，更承载着政治教化、文化传承和科举伦理的多重功能，对贡院匾额的研究需结合建筑布局进行观察。〔同治〕《上江两县志》对江南贡院建筑布局和牌坊匾额介绍较为全面，记载如下：

贡院在秦淮水北，县学之东，有坊，坊曰“旁求俊乂”“登进贤良”，程恩泽书也。今易以“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曾文正公书也。其大门外，坊曰“辟门吁俊”，篆书，仍为程侍郎书。初分东西路点名，今以人众为三路，其中路用木作浮梁，南达钞库街黄公祠侧，盖昔之人数万五千，今且二万余，故也。其大门内为碑亭，左、右曰“整齐”“严肃”官廨各三间，其右二门，门五，中曰“天开文运”，东曰“搏鹏”，又东曰“振鹭”，西曰“起凤”，又西曰“和鸾”。二门内为“龙门”，为“明远楼”，上为“至公堂”。堂左监临，右内提调厅，后为砖门。门内有池，石梁曰“飞虹桥”，桥北板门，中秋日监临、主司隔桥相贺而已。板门内为广苑，苑北曰“衡鉴堂”，阅文处也。又后为主司卧室，衡鉴堂左右有墙门，其内为同考官房，内帘监试房，其余兼从、厨、湢皆备焉。龙门坊左右曰东西“龙腮号”进水之所。

图1 《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同治〕《上江两县志》成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这一时期贡院布局已基本稳定，再结合同治三年（1864）《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图1）、同治十二年（1873）《江南贡院全图》（图2）及清末民初时期老照片可知，江南贡院匾额主要分布在贡院中轴线建筑上。中轴线是贡院的核心区域，是保证考场秩序的关键，也是科举公正严明的象征。根据贡院职能划分，中轴线由南向北可以分为入场区—试场区—外帘区—内帘区四个功能区，本文将对中轴线各功能区主体建筑的匾额进行初步考证。

一、入口牌坊与大门匾

江南贡院有大门、二门、龙门三道门，其中二门、龙门与明远楼、至公堂等主要建筑同位于贡院中轴线上，而大门则偏离中轴线，位于二门东南方向。大门，也叫头门，是进入贡院的第一道门，门前有一牌坊，两侧各有一坊，共三坊，构成了考生入场区域，用于考生候场及入场，涉及建筑包括头门、“辟门吁俊”坊、“明经取士”坊、“为国求贤”坊。

从《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可看到入场区一门三坊的样式。大门为屋宇式，标注“头门”，但开间不明。《江南贡院全图》对建筑绘制更科学，用黑点标识房屋界线，可看出头门开三进，标注“大门”（图3），三进分别对应考生入场时所划分中路、东路、西路。一幅拍摄于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江南贡院大门老照片中，可看到“辟门吁俊”坊后的贡院大门（图4），两侧通过影壁连接贡院垣墙，形成“撇山影壁”形制，符合古代官署建筑的主要特征。作为贡院入口第一道门，应有匾额悬挂，据今人考证，江南贡院大门正中悬挂了朱底黑字“贡院”匾额。[1]

大门前是“辟门吁俊”坊，一门一坊的组合与《增修应天府乡试院记》碑文中的记载相吻合，碑文中将这一组合统称为“外大门”。“辟门”字面义为开辟门径，广纳贤才，出自《尚书·虞书·舜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寓意统治者应广开言路、招揽人才。象征科举制度打破门第限制，为寒门士子提供晋升通道，体现“唯才是举”的开放精神。“吁俊”字面义为呼吁贤俊之士为国效力，源于《尚书·周书·立政》“吁俊尊上帝”，强调重视杰出人才，彰显对贤能的渴求。体现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呼应“为国求贤”的贡院核心功能。两词组合浓缩了在科举时代的政治理想：通过科举考试打破阶层壁垒与推崇人才治国，契合儒家“选贤与能”的治国理念。作为进入贡院的第一道大门，也起到了激励士子通过科举路径实现“鱼跃龙门”，以“修身齐家”为起点，最终达成“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的作用。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辟门吁俊”坊额文字为篆书，程侍郎书。程侍郎即程恩泽（1785—1837），字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户部侍郎，博学有盛名，诗古文辞皆深雅，有《程侍郎集》。据传，程恩泽任钟山书院山长时为南京甘熙大院内津逮楼题匾，任湖南学政时为湖南桂阳直隶州试院题写了篆书“理醇义塾堂”匾额，悬挂在试院大堂内。[2]

图2 《江南贡院全图》（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藏）

“辟门吁俊”坊两侧各有一座牌坊，分别是“明经取士”坊和“为国求贤”坊，曾国藩题写。“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组合经常出现在贡院考场中，“明经”是指唐代科举中专门考察儒家经典的明经科，是与进士科并重的重要考试科目，此坊体现了朝廷对儒家经典教育的重视，以及通过经学选拔治国人才的意图。“为国求贤”从字面意思便可理解，是为国家寻访、选拔贤能之士的意思，这是贯穿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核心。

两座牌坊曾易名两次。同治三年《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可以看到，龙门外两侧牌坊分别是“东辕门”“西辕门”，同治十二年《江南贡院全图》中则是“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同治〕《上江两县志》中记载：“贡院在秦淮水北，县学之东，有坊，坊曰‘旁求俊乂’‘登进贤良’，程恩泽书也。今易以‘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曾文正公书也。”根据前文所知，程恩泽生活于嘉庆、道光时期，他所题的“旁求俊乂”“登进贤良”两坊应该不会出现在同治三年“东辕门”“西辕门”和同治十二年“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之间。道光二十三年（1843），江南贡院经历了一次严重水患，龙门点名处被淹，也许程恩泽题的“旁求俊乂”“登进贤良”两坊遭到了破坏，后才改为“东辕门”“西辕门”两坊，最后又改为曾国藩题写的“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的坊名。

图3 《江南贡院全图》中大门部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藏）

《秦淮区志》中将程恩泽题写的“旁求俊乂”“登进贤良”写成了“旁招俊乂”“登进贤良”，可能为《秦淮区志》编纂的讹误。[3]“旁招俊乂”应该典出《尚书·商书·说命下》：“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这句话是商王武丁与傅说的对话，武丁即位后，为复兴商朝，破格提拔身为奴隶的傅说为相，并命其辅佐治国。傅说在回应中提出“旁招俊乂”的主张，不论是“旁求俊乂”还是“旁招俊乂”，都强调通过广泛选拔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才，来充实官僚体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

入口牌坊的坊额文字各贡院并不相同。京师贡院入口牌坊左曰“虞门”，右曰“周俊”，中曰“天下文明”；广西贡院中曰“天开文运”，东曰“明经取士”，西曰“荐贤为国”。[4]

二、官廨匾与二门、龙门牌坊

大门内有碑亭，碑亭左右各三间名为“整齐”和“严肃”的官廨。“整齐”官廨指负责档案文书管理的机构或场所，其职责是规范文书格式、统一档案分类，确保行政流程标准化。“严肃”官廨多用于司法相关场所，如刑房或审讯室，强调司法过程的庄重性与纪律性。明代公廨常悬挂“整齐”“严肃”匾额于对应区域门楣，既作标识，亦为政治训诫，营造出建筑上的神威感，也让衙署中任职的官员懂得恭敬谨慎，遵守规矩，以严明的纪律约束自己，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对比《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与《江南贡院全图》，贡院二门与龙门的位置大体一致，但名称却相反。在《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二门位置绘有一座三进牌坊，中间有“龙门”二字坊额，“龙门”牌坊后面另有一坊，形制上更高大威严，应为贡院第三门，但无坊额。在《江南贡院全图》中第二道门位置标明“二门”，二门后的建筑标明“龙门”。

图4 19世纪或20世纪初江南贡院大门老照片（丁婷 提供）

〔同治〕《上江两县志》中描述二门“其右二门，门五，中曰‘天开文运’，东曰‘搏鹏’，又东曰‘振鹭’，西曰‘起凤’，又西曰‘和鸾’”。据《江南贡院全图》所绘，可知贡院二门，面阔七间，中开五门。据20世纪初江南贡院的照片可知，二门为屋宇式门，为硬山顶砖木结构的建筑。二门包括“天开文运”“搏鹏”“振鹭”“起凤”“和鸾”五块匾额。

“天开文运”作为匾额或坊额不仅在江南贡院中出现，在明代广西贡院，清代顺天贡院、浙江贡院中皆有，且均置于建筑中间，一般在两侧会组合其他匾额或坊额。“天开文运”强调上天开启文运，将科举取士与天命相联系，赋予科举制度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表明人才选拔是顺应天意、受上天庇佑与指引的事业。

“搏鹏”与“振鹭”坊额折射出科举制度对才学与道德的双重要求。“搏鹏”典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象征志向高远、冲破云霄的非凡气魄。“振鹭”典出《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描写白鹭群飞时羽翼舒展、洁白优雅的姿态，喻指操行纯洁、品德高尚的贤人。“搏鹏”指向个人奋斗的张力，“振鹭”维系制度公正的底线，二者共同构成贡院的符号体系。

“和鸾”与“起凤”坊额应用在贡院中多寄托对人才辈出、社会安定的期许。“和鸾”原指古代车马上的銮铃，常见于先秦典籍。例如《诗经·小雅·蓼萧》有“和鸾雝雝”，《礼记·玉藻》亦载“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此处的“和”“鸾”泛指车铃，通过和谐声响彰显仪礼秩序。“起凤”多与“腾蛟起凤”并提，出自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此处“起凤”原指文采如凤凰腾飞般卓绝，后形容赞誉人才辈出、文化昌明的意象。

图5 1910—1917年明远楼内景（源自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明远楼区域展板）

图6 鹰攫试卷图（源自《点石斋画报·金集》）

图7 现今康熙御笔“明远楼”匾（丁婷 摄）

三、明远楼匾

明远楼是中国古代科举考场的标志性建筑，至明代开始出现，其建筑形制一般为二层或三层楼阁式，体量小，平面为正方形，无外廊，清代新建明远楼体量增大，平面多为非正方形，有外廊。[4]明远楼是整个考场的最高建筑，监临官、提调官等考官可登楼俯瞰考场全况，起到发令、监考、防弊等作用。“明远”最早出自《晋书·贾充传》，蕴含“透彻而深刻，清朗而旷远”的意蕴，[5]明远楼的命名便是体现其登高望远的实用功能，站于楼上，视野开阔，可将远方景致尽收眼底，既是对建筑功能的精准概括，也是传统科举文化的重要象征。

图8 1910年代江南贡院内景（源自杉江房造《金陵胜观》）

明远楼作为考场重要建筑，文献中对贡院的介绍一般直接称为明远楼，关于明远楼匾额的记载目前仅见二者。明代广西贡院“庭中有楼，匾以‘明远’”，清代浙江贡院“（至公）堂之前，续构层楼，匾曰‘明远’，便瞭望也”。[5]另外在清末北京贡院老照片中，可清晰见到“明远楼”三字横匾悬挂在明远楼二层，是“明远楼”匾的珍贵记录。由此看出，贡院明远楼匾额文字或为“明远”二字，或为“明远楼”三字。

江南贡院明远楼至迟在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建成，又经清道光、同治年间进行修缮，但未改变明代建筑主体，因此江南贡院的明远楼是明代风格，[6]为三重檐正方形砖木结构。底层采用砖石结构，四面墙体均设有拱形门洞；上两层为木构。关于江南贡院明远楼的文字记载中皆未提题匾情况，仅在一幅清末民初的江南贡院老照片中发现了明远楼悬挂匾额的迹象，照片中看到在明远楼二楼屋檐下悬挂一块横匾，隐约显出“明远楼”三字（图5）。另外在光绪年间《点石斋画报》中有一幅“鹰攫试卷”的图（图6），描绘了发生在江南贡院明远楼前的故事，画中建筑三楼悬挂着“明远楼”三字匾，虽然这幅画中明远楼的形制与实际相去甚远，并非写实，但也可以体现出在明远楼悬匾应为惯例。

如今原址重修的明远楼有南北两块匾，南面是康熙帝御笔“明远楼”（图7），北面是乾隆帝御笔“明远楼”。两块“明远楼”匾虽为皇帝御书，但尚未发现皇帝题匾的历史记载，应是后人在两位皇帝书法真迹中提取的文字汇集而成。

四、锁院风清坊

明远楼后、至公堂前，有座“锁院风清”木牌坊。杉江房造《金陵胜观》中一幅江南贡院内景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座牌坊的局部图（图8），该牌坊应为三间四柱形式，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牌坊中间有“锁院”二字，右额写着“东文场”三字。对照清同治《江南贡院全图》可知，牌坊左额应是“西文场”，中间坊额是“锁院风清”。东、西文场的位置在龙门内，也就是第三道门内。《秦淮区志》中写道：“内龙门东西文场诸大字，皆程春海书。”程春海即前文中“旁求俊乂”与“登进贤良”两坊的题写者程恩泽。

“锁院风清”坊起到了分隔号舍区与办公区的作用。“锁院”指考试期间封锁贡院，源于宋代锁厅制度，达到考官与外界隔绝，防止舞弊的目的。“锁院风清”牌坊警示考官秉公执法、士子诚信应试，强调了科举制度的严密与公正，保持清明公正的风气，也通过中心区域的标识性建筑构建空间的仪式感，宣示考场纪律。

五、至公堂匾

“至公”，顾名思义就是公平公正的办公。至公堂为监临、外提调、外监试等官员办公之正堂。至公堂的建筑等级在贡院中居于首位，多为七开间，也有五间和九间者。[4]至公堂与明远楼同处中轴线，位于明远楼之上，〔同治〕《上江两县志》中“二门内为‘龙门’，为‘明远楼’，上为‘至公堂’”。《应天府新建贡院记》中写道：“帘分中表，堂匾至公；树以丹桂，俨乎蟾宫。”明确写有一方“至公”匾。如今复建的至公堂上，有篆书“至公堂”匾，为当代著名书法家言恭达题写，两侧有明代名臣杨士奇题写的楹联“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堂内正中悬挂林则徐书“为国求贤”匾，两边为明末清初李渔所题楹联“圣朝无政不宜公,况此举乎更属抡才大典；天子命名原有意,登斯堂也当兴顾义深思”。

六、衡鉴堂匾

〔同治〕《上江两县志》载：“门内有池，石梁曰‘飞虹桥’，桥北板门……板门内为广苑，苑北曰‘衡鉴堂’，阅文处也。”可知，衡鉴堂位于飞虹桥桥北，是批阅试文的场所。结合全国各省贡院的布局，衡鉴堂一般位于至公堂之后，处于整个贡院中轴建筑群的中后部。衡鉴堂出现的历史较早，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重建贡院之图》中可以看到衡鉴堂的建筑位于整个建康府贡院中轴线后部，且一直是阅卷评卷中心，内帘的核心建筑。

明清时未见衡鉴堂匾额的记载，但在南宋年间的《景定建康志》中有描述：“厅事之后，为堂三间，扁曰衡鉴。”可见在宋代便有衡鉴堂挂匾的传统。“衡鉴”本义是由衡器（即称重工具）与鉴（即铜镜）两种器物组成，具有称量轻重、辨明形貌的作用。将贡院阅卷建筑命名为“衡鉴”，强调通过客观标准进行评鉴，强调人才选拔的公正性。

七、贡院匾额隐喻

作为科举文化的物质载体，贡院建筑群完美融合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文化理念与道德规范，展现了中华文字艺术的独特魅力。[7]贡院通过匾额楹联等文字载体，不断地向闱中的人传达科举的制度、目的和文化精神。

（一）皇权礼制的投射

贡院的匾额和牌坊通过文字与书法艺术，在贡院这一空间内营造出庄严、权威的氛围，强化了考生对皇权与科举制度的敬畏之心，是皇权礼制在贡院的具体体现。如“天开文运”匾的内涵融合了天命信仰与儒家文治理念，这既彰显了皇权统治下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也体现了统治者希望借助天命观念巩固统治，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人才来实现文治天下的理想。明清时期，皇权至高无上，这种将科举与天命结合的表述，强化了皇权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科举成为皇权统治下选拔人才、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辟门吁俊”坊及东西两侧置的“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坊彰显了贡院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的核心功能，成为皇权统治下选拔人才理念的生动诠释。科举制度打破门第限制，为寒门士子提供晋升通道，“辟门吁俊”坊额文字不仅体现了“唯才是举”的开放精神，更强调了人才选拔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是皇权借助科举实现“为国求贤”目标的直观表达；而“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坊，进一步明确了贡院以选拔精通经义、德才兼备之士为国家效力的使命，这与皇权统治下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高度契合，彰显了皇权通过科举制度掌控人才选拔、维护统治秩序的意图。

（二）至公精神的凝炼

贡院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其空间布局与装饰细节都承载着维护考试公正、体现朝廷权威的使命。“至公堂”与“衡鉴堂”匾在贡院语境下，强调人才选拔需秉持公正原则，提醒考官评阅试卷时需要精准衡量考生才学，用明澈的“铜镜”映照文章优劣，不偏不倚，使科举选拔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廨中悬挂的“整齐”“严肃”匾不仅是对建筑功能的标识，更是一种政治训诫的体现。考场内“整齐”的区域要求考务流程规范有序，“严肃”的空间则警示考官秉公执法。这种建筑与制度的配合，既约束了官员行为，也向应试士子传递了朝廷取士的公正理念。“锁院风清”坊地处贡院职能中心，将考场空间划分为南号舍、北办公，东文场、西文场，通过空间秩序的严格规范，确保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三）考生抱负的具象

坊额“搏鹏”“振鹭”是科举文化中寓意深远的意象，在贡院语境下承载着对士子品格与功名的双重期许，贡院以“搏鹏”激励考生如鲲鹏展翼，迅猛冲霄，将科考喻为扶摇直上的通天之梯，将科举抱负具象化。它鼓励考生树立远大志向，不畏艰难险阻，在科举之路上奋力拼搏，追求功成名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意象的运用，不仅激发了考生的斗志，也契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让考生将个人抱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振鹭”维系着制度公正的底线，它提醒考生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要保持高尚的品德和清廉的操守，遵守考试规则，以诚信的态度应试。“搏鹏”指向个人奋斗的张力，“振鹭”维系制度公正的底线，二者共同构成贡院的符号体系，同时折射科举制度对才学与道德的双重要求。贡院通过这些寓意深刻的坊额文字，不仅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考生的价值观，使他们明白只有兼具才学与品德，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所需的栋梁之材。

贡院作为科举制度的物质载体，其建筑不仅体现考务的实用功能，还蕴含强烈的礼仪秩序，由此也形成了贡院匾额体系，融合了政治权威、地域文化和科举伦理，其分类、内容与变迁不仅反映了科举制度的运作机制，也揭示了科举文化的独特内涵。

（作者简介：丁婷，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研究部主管、文博馆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秦淮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2] 毛晓阳.清代贡院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

[3] 王凡.南京江南贡院的“三门”[J].大众考古,2020(3).

[4] 马丽萍.明清贡院建筑研究[D].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12.

[5] 许友根.“明远楼”得名刍议[J].科举文化,2024(1).

[6] 王旭静.清末江南贡院明远楼浅析[D].南京:南京大学,2015.

[7] 张亚群.科举文化盛衰与贡院的命运[J].社会科学战线,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