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

秦汉大一统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国家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大一统国家在经济方面，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那就是自隋代起发生的经济重心南移。

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南下，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残酷的战祸，导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到了唐宋时期，耕地的面积日渐减少。与此同时，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史记·货殖传》所描写的“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

苏州盘门

原来自从汉末乱离以后，北方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为甚。这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期已经相当显著。

到了唐代，江淮一带工、矿、农、林等产业都有飞跃式发展，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宋代江淮各地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其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普遍栽种。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就成为全国的谷仓。单以苏州一地而论，稻田面积共有三万余顷，每年稻米产额竟达七百余万石之多，由此推算当时整个江淮区域每年出产的稻米，数量自然更是庞大得惊人。故李觏有天下根本在江淮之说：“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镇江西津渡，曾为衣冠南渡重要通道

可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在航海技术尚未特别进步，海上交通尚没有划时代飞跃以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最为安全，很少外患的威胁，国防问题并不重要。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军事重心既然仍在北方，为便于控制在那里驻屯的重兵，中央政府必须仍旧留在北方。在北方较偏于西的长安，处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的渭河盆地，地势险要，一方面便于向西北拓展，另一方面可以控制全国，故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到了北宋，主要的敌人仍在北方和西北，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自然也在北方。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北宋采取中央集权政策，强干弱枝，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增大，因此必须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今开封）建都。

由此可见，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大为不同。秦汉时期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这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联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开封清明上河园

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就是沟通南北的运河。中国不是没有可航的天然河道，但这些河道大都循着东西方向来走，连接南北的功能较弱。而联系南北的陆路交通线（例如唐代的驿道），运费远较水路为贵，而运输量又远较水路为小。因此，在木船是最经济而有效的水路运输工具的情形下，最有资格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联系起来的交通线当然是运河了。

由上所述，可知大运河是在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新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开凿，实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就是没有隋炀帝这个人，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辟一条联系南北的新河道。最初开凿运河时虽然因工程伟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与劳力，但他们的血汗流得并不冤枉，因为自他们开凿完毕以后，无限大的收益正跟着在此后的数百年内报偿出来。

杭州塘栖古镇广济桥夜景

关于这种情形，唐宋时代的人已有深刻的认识。唐代皮日休说：“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宋代卢襄说：“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我宋王业之资也。”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隋代开凿运河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运河之于唐宋，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

本文编辑整理自《唐宋帝国与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