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代施行内外洋管理体制，方志海防图是呈现地方官员、士绅海洋空间认知的重要图像。清前期所绘方志海防图，其信息来源于方志、地方档案、实地勘察以及绘本海防图。绘制方志海防图目的在于呈现海疆情形、辅官治民、歌颂帝王治世有为，以及用来治海划疆、缉盗治乱，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和实用价值。方志海防图在海防事务中的使用，需要结合方志中的《海防志》《疆域志》等条目，以及地方档案、绘本营汛图等图文资料，整体体现地方官的海洋空间意识与海疆管辖需求，也是清人“海陆一体”海疆观的重要表达。

关键词：清前期  方志  海防图  信息

古地图研究需要重视其绘制背景和文化，不应局限于测绘技术的研究。海防图是明清时期军政机构使用的、有选择地描绘海洋及毗邻陆地上的自然与人文要素，包括自然环境、军政设施及民生活动场所的图像，方志是收录海防图的重要载体。

目前，关于中国方志地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图的绘制技术及其近代化发展、方志地图概论研究、区域专题研究，以及以方志地图为基础讨论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其中方志海防图的研究，重点关注地图绘制及其思想。如石宏云指出，方志地图存在符号表示多、乱、杂的现象，并探讨了明清海防思想的演变。何沛东以清代《镇海县志》中《寰海岛屿图》为例，认为清代沿海地区方志中的“境图”将海境“缩绘”，甚至不绘海境的情况，或许是与统治者的大陆意识和清代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有关。姚舒婷、黄忠鑫则通过探讨明清时期澄海县志中《海防志》书写的体例及其变化，指出海防图绘制和海防志的内容具有一定联系性。以上成果丰富了方志地图的研究，但在方志海防图研究方面，忽视了方志中收录海防图的多重目的，对方志海防图绘制的信息来源以及与方志的关系关注不够，也并未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如何使用这些方志海防图，因而对方志海防图的理解并不充分。

对于古地图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地图本身。地图的史料价值，不只在于图面内容，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空间认知、观念意识等因素的反映。回溯历史，清政府在管辖海疆时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文官并不具备深入海洋进行管理的能力，水师则是规避外海巡洋，长期巡哨近岸地区；二是文武有协同防御之责，但管理洋面区域、各方职责的模糊性，在发生盗案时极易造成双方互相推诿，故而海洋管控低效。所以从康熙后期开始，清政府规定“凡内洋失事，专兼各官仍照内地盗案定例处分，若果系外洋被劫，难定专汛兼辖，应将文职免其处分”，初步明确各官内外洋的职责；到雍正时期，再次明确“外洋责之巡哨官兵，内口责之州县有司”。乾隆初期正式议定“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到清中期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内外洋管理制度。就内外洋范围及其责任主体而言，通常靠近州县行政区域的海面划为内洋，责成州县官员与水师官兵共同管辖、巡逻；远离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则由水师官兵来负责。其中海洋环境比较凶险的近岸海域，同样可以划为外洋。

基层文武官员的海洋认知与政策执行力度，关系着海洋管理的实际成效。方志中的海防图是呈现基层官员、士绅海防认知与海洋意识的重要图像资料，其绘制及使用表现，与清代的海洋治理需求有着重要关系。从海防环境与对象来看，因1840年之后的晚清时期，海洋治理需求与海洋意识逐渐发生变化。而清前期的海防认知与海图使用，关系着清后期海洋意识的演变，也是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主要以清前期方志海防图为对象，探究地图绘制背后的目的、信息来源与使用表现，揭示传统时期地方官绅的海洋认知与管理需求，并对方志海防图的作用进行评价。至于晚清时期方志海防图的绘制演变情况，笔者将另文详述。

一  方志中的海防书写与海域认知

自明代以来，海防成为明清政府的重要政务之后，方志之中增加了与海防相关的条目，由此对海防的论述，成为沿海府州县方志编纂中的重要内容。

以宁波为例，清人谈及海防，认为明代嘉靖以来是海洋“严于防”的肇始。而宁波府海防地位的提升以及海防部署的变化与此有着重要关系。“宁波三面际海，北而尤孤悬海滨，吴淞海门呼吸可接，东出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舟山突起，中洲延袤四百余里，控扼日本诸藩，厥惟咽喉之地。”从战略地位而论，“镇海为宁绍之门户，舟山为镇海之外藩，海上设备多途，宁波当全浙之冲，尤不可不厚集其力也”。宁波府是控扼南北洋的要区，舟山一带是防御倭寇入侵的重镇。但明代对舟山一带的弃守，清人颇为诟病。雍正《宁波府志》对明代宁波府的海防部署提出了批评：

两浙滨海之郡六，宁为要。宁滨海之邑六，定为最要。定邑悬峙海中，去郡城二百六十里，而近凡海舶之自浙而苏而扬而登莱而天津辽海者，必经由定邑而取道乎蛟门，是定者全浙之咽喉，亦即东南诸省之咽喉，关系非止一郡也。……（明）然不宿重兵于海外，而徒事哨巡，不驻扎于悬海之舟山，而徒防诸沿海，此所以防愈密而力愈分也。

清人认为明代将海防重心放在宁波府沿岸，忽视对海岛的利用，仅仅依靠岸防实难起到防御作用，进而造成海防似密而疏的局面。宁波府作为关系东南海疆安危的关键之地，其防御部署不仅影响一郡，并且关联诸省之安全。其中，舟山作为确保宁波安全的海洋屏障，海防的重要性又相当于宁波之于沿海诸省。

清人对宁波府海防地理及其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清政府吸取明代禁海的历史教训，在康熙朝平定台湾之后，逐步放开海禁，海上商渔农业发展日盛，宁波因地理位置特殊，又处海上交通要道，因而防御之任甚重。雍正皇帝曾指出清政府在海上布防，不仅仅是为了缉盗，更重要的是保障民间合法海洋活动的安全，并为海上出事船只提供帮助。雍正《宁波府志》修成之时，宁波知府曹秉仁请总督李卫作序。李卫指出宁波府之于沿海诸省，“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通省之门户，实亦东南一大关键也”，同时又阐述了清政府在宁波府的海防部署情况，指出在内外洋划分制度下，水陆岛岸宿重兵防御，水师巡洋会哨，是“数千百年之所未经筹及”之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海疆长期安稳。

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必然需要对宁波海洋疆域进行深入了解。雍正《宁波府志·疆域志》载，“宁郡三面环海，而定邑悬峙大洋，约潮候以计里，非若他境之可以丈尺为衡者，按籍而稽，固已灿若列眉矣”，指出宁波府境包含广阔海疆，但海洋疆域的范围，很难实测而得具体数据。其辖区大致范围为：

宁波缘海而郡，南界于台，西界于绍，而东与北，则直以海为界。东极海岸，凡百有四里；东南极海岸，凡百一十有二里；东北极海岸，凡七十有二里；北极海岸，凡六十有二里。而自海岸而溯于大海，东极于石马山之洋，可六百里；东南极于踞门山之洋，可八百里；北极于苏州之洋，可千五百里；东北泛于大海，可千里，此盖以海潮测计之也。其南极珊墟岭之海，凡百四十有六里；西南极杉木岭，凡百二十有六里，皆际于台州。其西则极于桐下浦，凡百二十里；西北极鸣鹤乡之双河，凡百有五里，皆际于绍兴。总郡之域，东西二百二十有四里，南北二百有八里。东抵翁洲，南望华顶，西接会稽，北距瀚海，延袤四百三十有二里。

这些数据大致展现了宁波府海陆辖境的粗略范围。至于其他清代地方志，对府州县的海洋疆域，通常是通过描述内外洋岛礁的分布范围来表现，具体信息则见于《山川志》或《海防志》。如道光《象山县志·海防》卷目下，详细记载象山县管辖下的内外洋岛屿信息。至于内外洋的海域及岛屿面积数据，或是各岛四至数据，却未有详细记载，其原因或许与“外海悬山，惟候潮汐、风信以为来去，万难定里计程”，有着重要关系。

总之，从《宁波府志》辖境的记载来看，清政府十分重视海疆管理。不管是从海岛设县、内外洋巡哨还是对疆域的记载，以及对海洋岛屿的记录，都表明清人对海疆的理解不能简单认为——海疆即沿海，而是包括含有大量岛礁的广阔洋面。如乾隆《金山县志》中言：“前明之海防仅在海岸，而国朝之海防则自舟山、狼山以至花鸟山等处，建总戎严巡哨，益远以密矣。内洋之寇既无所容，而卫驻参戎、郡开节钺，内地之重关复镇又如此，不视前明为较备矣乎，不纪舟山诸岛，则势不备。”再如陆丰县的疆域记载，“海陆分疆，西属海东属陆，经界攸辨，井里不紊，为滨海要区”。可见，海陆疆域一体是清人的一个重要认知。

二   方志海防图的绘制及信息来源

地图之于官员治理辖境而言，“披图按册一览可得，于经纪敷布、守土治民大为有益”。在此情况下，清前期方志海防图绘制内容基本如下：

其一，清前期方志海防图的绘制，其内容主要为四类。一是军事要素，包括卫所、营汛、墩台、炮台、烽堠、驿站、铺所等。二是行政要素，包括府州厅县、巡检司等。三是民事要素，包括村社、都图、桥梁、高塔、寺庙、盐场等。四是自然地理要素，其中海洋要素主要包括河流入海口、港口、岛礁、沙洲等，此外还绘制有区域内的山丘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具体而言，在康熙朝，尤其是开禁之前，方志中的海防图，主要描绘的是沿海陆地的军政要素，很少对海洋中的岛礁给与充分呈现，而雍正乾隆时期的海防图开始对海上岛屿给与一定重视，并出现了一些营汛图、内外洋图。

其二，方志海防图的绘制存在后志抄录前志，以及新旧方志的编撰相隔百年的现象，甚至存在后朝不再收录海防图的情况。如康熙《诸城县志》收录《海防图》之后，后朝《诸城县志》中再无《海防图》的绘制。此外，方志中若有海防图，其所属府州县的总图在沿海部分的绘制，不再或是较少描绘军事布防要素。反之，如果没有海防图，府州县境图对沿海军事布防要素的描绘就较为丰富。再者，一些地图虽无海防之名，实为海防所用之图。如雍正《崇明县志》中收录《现在四山封疆二嘴形胜图》，据图说“今国朝复水师，御寇外洋，则二嘴（高家嘴、廖角嘴）不可不详，谨绘图存考，以备防海之末议云”，同样可以视为海防图。

那么，绘制方志海防图的信息来源何处？雍正八年（1730），王世俊上奏修纂省志时曾言：“非考核精详，采录公档，不足以光简册而传久远……。臣奉文之后，随即转行各府确查旧志未载事迹，并于所属绅衿之内，每府选择一二人送至省会设局纂修。但恐本省绅衿不无徇私情弊，必于外省聘一肃有学行者总理大纲，庶事无阙滥而责有专司。”这里提到方志修纂的三个要点，一是编纂内容需要参看公档等文献，二是省志修纂的内容一般由府县上达而汇总采摘，以及方志的修纂要避免徇私情弊，三是地方志的修纂，是地方宗族士绅凸显家族、保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平台。因此方志的编纂，基本都是由当地官员和士绅组织修订，“爰偕郡伯牧宰诸贤及此邦名宿，广罗闻见，证以阅历”。基于方志的编纂方式，方志中海防图的资料来源大致如下：

其一，取自方志本身及其他方志的相关记载。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防图说》载：“谨依《江南通志》海汛之系于州者节为图，而以两营附焉。”查阅《海州直隶州志·武备志》海防条，开篇关于海州的海防总论及赣榆县界汛、海州界汛，均抄自乾隆《江南通志》，但“其设官置军与今时小有异同”，《海州直隶州志》中补充了当时海州营和东海营的详细将弁设置及驻防信息。该志中绘制的海防图为《海汛图》《海州营图》《东海营图》，其中《海汛图》绘制内容的信息来源，据《海防图说》来看，应该参考自《江南通志》，而《海州营图》和《东海营图》则是依据该志中新增的记载而绘。与此同时，参考其他图籍咨询当地武职官员，也是获取相关地图信息的途径，“防海是急，兹采舆地，考《筹海图编》《海防类考》《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而复咨访熟习水师之宿将，征文考献，差得其要”。

其二，参照府县衙所藏相关档案公犊。如乾隆《福州府志·凡例》载：“今详稽正史及志乘别集现行档案，凡古今海道故实，以及制防事宜，无不备载。而风信潮候、针经占验、明代倭寇、国初郑寇始末，俱附见焉，卷首有图（注：该志卷十三海防中附有《福邑海防全图》），其形势亦一览可得。”其中涉及的资料众多，包含地方档案。据道光《钦州志》载：“兵制马步增减，海防巡哨统辖，俱从营册采辑。”该志中的《龙营洋汛图》相较于雍正《钦州志》中的《龙门协营图》，增绘了海疆的岛礁及其辖属信息，增加的内容应该是来自钦州的营册记载。再如，清政府多次组织绘制全国性舆图，在绘制各省地图时形成一批档案资料，故各省府州县在绘制海防图时也会采用相关资料。如收录有各府《海防图》的雍正《浙江通志》，据《图说》所载，“钦遵圣祖仁皇帝御定《皇舆全览图》，首摹两浙形势，而十一属，以此分列，并所属险要之处名胜之区，仿土训道地图之义，说其梗概，冠以星纪，所系仰观俯察，一批卷而尽得之”。该海防图的绘制内容，应该参考了《皇舆全览图》绘制过程中形成的一批资料。

其三，来源实地勘察。福建巡抚陈宏谋在为《福州府志》做序时提及省城外即大洋，“余常乘舟亲至其地，登山目望，则岛屿历历在目，皆有险要可守”，前明刘香老、郑芝龙等曾出入自如，鉴于前车之鉴，“乃历稽旧册，按之近时设汛之地，何处可以防内，何处可以御外，皆语徐守详，覆而载之海防”。乾隆《福州府志》中的《福邑海防全图》，即对福州沿岸的营汛布防及海上岛礁分布等进行了较为详细地绘制。再如，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中的《川沙海洋图》，图右上角注“六营会印洋图”，说明其内容来源为各营的巡海勘察所得。

其四，摹绘自绘本海防图。方志海防图的绘制，据其绘制方式和内容来看，存在绘本海防图转为方志图的现象。据雍正《敕修浙江通志·凡例》记载：“浙江沿海兵防，前明设以备倭，嗣后废置不一。国朝声教四讫海不扬波，而庙算周详无远勿届。故凡屯所、巡司、墩台、汛地以及水军海船之数，游巡控制之方，与夫出入口岸道里远近之处，悉据《海防全图》登载。”康熙《浙江通志》中未绘有海防图，雍正本绘制的是分幅的各府《海防图》，据此判断，雍正本中的各府海防图，其母本应是表现浙江沿海海防形势的绘本《海防全图》，在拆分调整之后分为方志中的各府海防图。

总之，方志中海防图的绘制，其内容包含军事设防、行政治所、民生场所与自然地理等四方面的内容。这些信息的来源，既有继承旧志，又有源自地方档册及实地勘察，由此方志海防图的内容并不完全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再现。据此而言，方志海防图的绘制，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防海所用。

三  方志海防图的绘制目的与要求

潘晟曾对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进行初步考察，注意到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强调政治意志对地方的控制。相较于明代方志地图，清前期绘制方志海防图的目的更加明确，重视方志记载与地图图像的互为补充关系，并进一步影响了地图的绘制需求。

（一）方志海防图的用途

其一，以图画形，显舆地形势。即用来展现省府州县境之军政、社会人文、海洋地理等情形，“文以记其事，图以传其形，有语言所不及详者，披图而了如指掌”。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乾隆《福建通志》的评价：“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

明清以来，为了应对海防问题，地图成为在方寸间示意海疆防御形势的重要工具。如嘉庆《澄海县志·凡例》言：“疆域为邻邑分界，陆地宜详，而海外尤不可略。旧志于分界处尚未明晰，兹将近年文武会印分界之处，详绘水陆二图，而附图说于疆域之后。俾守土者，按图考说，了如指掌。”方志地图不能提供更为详细的海防信息问题，方志中的海防条目弥补了这一缺陷，二者互为补充，“今说之所不能传者以图证之，图之所不能显者以说详之”。如嘉庆《雷州府志·舆图》篇中所言：“今详考至到并沿边港汛，绘为郡县总图，其海防险要之区，别为专幅，以附海防门之后，庶览者便焉。”将“图”与“说”放于同一卷目之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绘海防情形，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地方海疆防御情形。

其二，称颂太平，警示时事。康雍乾被称为盛世，呈现河清海晏的太平之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志的编纂具备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帝王的颂扬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地图的绘制即被赋予这一功能。如雍正《广东通志》的编纂，鉴于“粤东滨海防制详密，旧志不绘图亦不列卷，今各增入”，认为“矧逢天子御宇，日月所照……（海图）间不盈尺，而太平有象矣，曷可少哉”。显然是对雍正皇帝即位以来治国有道、海不扬波的歌颂。乾隆《福建通志》也有同类表述，“披海岛之全图，益见浪息波恬，皆神威之远播”。再如乾隆《琼州府志·舆图》篇首言：“琼处南服绝徼，一岛孤悬，仰荷圣德，光昌咸归离照斯图也。间不盈尺，而五指崒嵂瀛海汪洋，卷轴之中犂然心目，亦庶几见大同无外之景象云。”

当然，在歌颂之余也有绘图警示之用，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防图说》中言，“前明数有寇警，我朝海不扬波”，自设防以来，“夫以地险天成，风恬浪静，德威所及，魑魅潜形，其又何防之有”，在于有备无患。所以，方志海防图的绘制，既在于观览境内形势，又兼具歌颂帝王为政有德海内承平的作用，亦有“慎固封守之道，实有先事豫防之计焉”的居安思危之意。

其三，体国经野，辅官治民。清代任用官员施行的是回避制度，即候任官员不能在家乡任职，故而对于新任官员首先需要对辖区增进了解，“古之理国者，察地形之险夷以饬其备，视土脉之燥湿以殖其物，觇风气之刚柔以调其化，则按图披阅，抑临政者之先资乎”，所谓“熟一邑之图籍，方能治一邑”。地图作为信息具象化的工具，在观感上有益于官员整体把握辖境形势，对于官员“规画时势，有图有说，具可施之，实用可云善已”。尤其在边海要地，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要，如“嘉定东枕大海，襟江带河，举六百里之壤，贾区棋布，村落星置，诚壮县也。按图而观，可以占形胜考原显，为政之张弛宽猛具焉”。沿海商渔等业发达，出海活动频繁，海上岛礁星罗棋布，若不了解形势难佐治理，地图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

（二）方志海防图的绘制要求

鉴于绘制方志海防图的多重目的，那么清人对地图的绘制有何要求？首先，方志海防图采取形象画法，有“聚米成山”之效，“图以指画形象，按图考经，了如指掌”。清人认为形象画法，可以在观感上更好理解和考证境内古今变迁与社会历史文化。此外，在地图的观览视角上，清代前期沿海地图“海上陆下”“陆上海下”常常并不固定，东西南北何为正向，亦不固定。所以乾隆年间修纂《绍兴府志》时，编纂者认为地图的绘制视角，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方位作出调整，并且要将府境内的陆域进行展示，“旧志舆图位置，皆坐南向北，故上下反若混淆，往往有海在上而天在下者，开卷未能了然。今遵《浙江通志》图例，易以坐北向南，庶山水四境犂然可指”。

绍兴府北邻杭州湾，如果采用海上陆下的视角，将使绍兴府的四境不易展现，因此当地官员认为宜采用陆上海下的视角，乾隆《绍兴府志》中收录的各沿海县境图及《海防全图》都呈现这一视角。也正是这一视角，造成图中对海洋空间的呈现较为简略，对陆上之境的描绘不仅详细且涉及的空间更为广阔。通过梳理清代前期方志，可以发现海防图大多对海洋空间的绘制较为简单，绘制的重点主要在沿海陆地和近岸岛礁。乾隆《绍兴府志》这一制图要求，说明地方文官的治理重点在近岸区域，故而方志海防图对海洋空间的绘制相对不足。

其次，清前期如何看待方志海防图的准确性？地图的使用，首先需要符合使用习惯，这一问题在西方同样存在。西方海图绘制的精确化与标准化，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广泛用于实践，“重视实际的导航员，通常喜好最为简单的和最为基本的方法”，对于他们而言，继续使用符合习惯的航海图，要比让他们去担心纠正一种混乱和不容易理解的现象要更为容易。所以技术水平的体现，并不是一幅地图使用的先决条件。对于清代方志海防图而言，符合使用习惯同样是地图使用的基本原则。

以乾隆年间修纂的《江南通志》为例，时任河道总督靳辅称该志地图，“按图而索，其中形势之曲折，郡邑之牙交，地名之详审，与夫沿海之墩汛，濒湖之港渎，莫不条分缕晰，了若指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古人对地图绘制“准确性”的要求，即现代地图所谓的“准确”指的是数学原则下的绘制表现，而古人的“准确”则强调的是信息，即依据地图可以了解到所需的相关信息即可，如该志中收录的《海防图》，对沿海的府州县、卫所、墩台、村社、河口、港口等绘制甚为详细。这些事关海防的军政民信息，能够使得览者对沿海形势了若指掌。至于水师布防的具体情况、汛口的检查制度等信息，则是由方志中的海防等条目来提供。

总之，清前期方志之中收录海防图，对于地方官而言有着各种功能。那么方志海防图在海洋治理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四  海防事务与方志海防图的使用

关于清代地方政府如何使用方志海防图，嘉庆《澄海县志》与道光《钦州志》提供了参考案例。

（一）海疆划界

清政府施行内外洋划界制度，地图则是落实分区负责制的重要依据。嘉庆《澄海县志》中《文武会印分界图说》一文，提供了一个基层政府文武绘制并运用海防图的案例。东南沿海环境复杂，地方州县经常产生管辖纠纷，所谓“极天无际，控制殷遥，往往有鞭长不及之虑。则正经界而画郊圻，审道里以辨远迩，山故有之，海亦宜然”。嘉庆十九年（1814），潮阳县达濠营所属洋面发生盗案，捏称案发地点为澄海协管辖的铁砧，由此两县产生追责纠纷。于是“上宪委署揭阳县李应均会勘”，经澄海中军都司窦振龙“检出乾隆四十三年各营会印分界洋图”，发现“澄潮分界，系以竹根洲之外铁砧、赤礁中流分界，铁砧属达濠营，赤礁属澄海协左营”，进而弄清了各自的海洋辖区。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澄海协的海洋管辖区域较原先缩小，“赤礁离竹根洲十五里”，但嘉庆十八年澄海知县李书吉新绘澄海、潮阳的海上分界图时，以放鸡山旁竹根洲与潮阳县达濠营分界，没有绘制放鸡山外十五里洋面，于是重新将该洋面纳入澄海协管辖区域。此事过后，为吸取教训分清辖区，澄海知县李书吉将新绘之图刻印在嘉庆《澄海县志》之中，并在《疆域》条中作了特别说明。

在该案例中，放鸡山本属潮阳县辖境，因其距潮阳县较远，于是划归相对邻近的澄海协负责管辖，而澄海知县李书吉在绘海防图时，是以内洋区域为界，未将属澄海协管辖的放鸡山外十五里洋面计算在内。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清代水师营的辖区是跨区域的，即澄海协水师并非只辖澄海县所属海疆区域，这一点与地方文官不同。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地方海疆辖区纠纷的问题？根据清代海洋案件处理的程序来看，通常发生海洋劫案之后，“听事主于随风漂泊进口处，带同舵水赴所在文武衙门呈报。该衙门接据报呈，以事主所指被劫地方为准，倘事主不能指实地名，即将洋图令其指认”，在事主向衙门呈报后，衙门需要讯明被劫之地和道路里程，并查照海图定为何州县营汛所辖，令该州县会营差缉，缉捕盗匪。但是地方官为了推诿塞责逃避处罚，故而纠纷之事常有发生。

澄海、潮阳之争，可能是这一海域长期未发生盗案，或是即使发生盗案，因某些特殊原因事主并未报案，因此未产生相应的处理纠纷，最终两县四方达成一种不管的默认状态。直到发生盗案后，需要追究管辖者责任时，不得不再次分清职责。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清代内外洋管辖中所面临的困境，即外洋的管辖很容易因一些因素而被弱化，如恶劣的环境，盗案的减少，水师规避外洋，或是外洋缉盗较难等等，都可能造成将管辖区域收缩于内洋的问题。而方志海防图，是描绘地方府州县各自辖区的图像证明，是用来处理相关纠纷的重要工具。但在该案中，我们看到地方防海事务的处理，尤其关于海洋辖区及其界限的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方志海防图本身。因为方志海图主要为地方文官绘制，对于不属于其管辖的区域，通常不会反映在地图之上，所以结合水师营分界洋图等营汛图，有助于解决地方文武官员辖区纠纷的问题。

（二）缉盗治乱

道光十一年（1831）的钦州缉盗事件，可以让今人了解到方志海防图的防海价值。钦州知州朱椿年在修纂《钦州志》时曾言：

（道光）十一年秋，余起复，复领州事。当是时，安南民阮保与广州民杨就富啸聚为难，剽掠广钦海道，余被制军命偕邦伯张友堂先生筹军，会水师协剿，于是按志索图，知群贼出没要害所在，为之择港陈兵，因墩设逻……。赖朝廷德威远届，戈船楼船所向披靡，衷甲数月而妖氛立靖，亦足见志乘之果裨于治，一披绎而百务了如也。

知州朱椿年在协同水师会剿寇匪的过程中，“按志索图”针对性布防，最终使海疆恢复平静，进而称赞方志与地图裨益于地方治理。清前期编纂的有康熙本、雍正本和道光本《钦州志》，其中康熙本遗失舆图部分，仅见雍正本中收录有《钦州疆域总图》和《龙门协营图》，并在《疆域》条和《武备志》卷目中记载钦州的地理形势、军事布防、关隘及海路等重要信息。朱椿年可能参考此志记载及收录的地图进行缉盗部署，协助平定了钦州海域的盗匪。鉴于方志及其地图在此次平乱中的价值，在重新修纂《钦州志》时，朱椿年对此进行特别说明，并在新志中绘制更为详细的《钦州全图》和《龙营洋汛图》。

朱椿年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事件，还和他能够实领钦州知州有着重要关系。在海疆平定之后，按照制度，因其同知任内的失察行为，仍要被革职追究责任，而此次海疆事务处理得当，为他赢得正式留任钦州知州的机会。道光十四年（1834）一月，两广总督卢坤奏请朱椿年继续留任钦州知州，言钦州“系烟瘴外调要缺，地处边疆，且与越南界址相联，稽查弹压在在，均关紧要”，必须熟悉当地情形的官员才足资治理。当时广东省内无人堪任，而朱椿年正是剿捕洋盗出力之员，“老城明练，才守俱优，两任钦州，安详镇静，办理边务妥协而得大体”，是办理粤省边务的可靠之员。又值越南国内讧，粤省海疆吃紧，于是奏请朱椿年实授钦州知州。

朱椿年实授钦州知州之后，在修纂《钦州志》中特别强调方志及其地图对他缉盗的巨大帮助。道光《钦州志》中新绘的《钦州全图》和《龙营洋汛图》，相较于雍正本增补了大量信息。雍正本《钦州疆域总图》仅是简略绘制了钦州陆境的州城、防城、山丘、河流及港口，《龙门协营图》亦是简略描绘了龙门协辖境的府州营城、沿海汛点、河流、港口等，对海上岛礁沙洲的绘制甚少。道光本《钦州志》中，《钦州全图》详绘了境内的山丘河流、村社、庙宇、桥梁、街道、营所塘汛、沿海炮台、港口及部分海上岛屿；《龙营洋汛图》则绘制有沿岸的府州城、文武官员治所、巡检司、营汛、村社、炮台、港口，增绘了海上大量岛屿沙洲，详注地名，并标注海洋疆界及各营管辖界线。这种变化反映出方志海防图，在处理海防事务中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综上所述，清代施行内外洋分区、文武协同防御的策略，地方文武官员共同堪合，绘制各方认可的海洋地图成为处理海洋管辖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海防图的实际使用价值而言，在澄海县的案例中，乾隆四十三年所绘的营汛分界图，方志中的潮、澄二县海疆分界图是落实清代海洋划区负责制的重要工具；雍正《钦州志》及其地图，则是知州朱椿年平定海匪的重要支撑。此外，钦州龙门一带海洋岛屿有70余座，方志海防图中绘制不全，山川、海防等条目之中亦记载不充分。所以在处理复杂的海防事务时，地方基层政府对地图的使用，通常需要结合地方档案等文字资料。

结  语

自清前期开禁以来，海洋农业、渔业、商业得以发展，为了缉盗护商，保障出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沿海社会的稳定，清政府将海疆划分为内洋与外洋区域，规定内洋的安全由文官与水师负责，外洋则由水师单独负责。

方志海防图能够呈现海疆及其划分情形。这些地图主要采用形象画法，依据地方档案、方志史料与实地勘察所得信息，呈现了地方海疆区域内的军事布防、行政治所、民生场所及海洋岛礁的分布情形。方志海防图是地方官下车伊始了解当地情形的重要图像，也是辅官治疆，称颂帝王治下河清海晏的重要工具。鉴于对地图的需求，清前期方志海防图的绘制并不强调准确性，更多的是对所绘海疆区域内的军政民内容得到呈现，未呈现之处，通常记载于方志中的海防、疆域、兵防、山川等条目中。故而，在处理海防事务中，方志海防图的使用通常需要结合其他图文资料，如方志中的相关条目，府衙档册，水师营使用的营汛图等，方能满足当时治海划疆、缉盗治乱的基本需求。

整体来看，清前期方志海防图的绘制，是清政府防海所需，也是清人海洋认知的反映。虽然方志海防图对海洋空间的描绘有时候并不充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清人不重视海洋及其管辖。方志中对内外洋的记载，方志海防图对沿岸军政民等内容的呈现，水师营汛图对海洋辖区的描绘，整体上反映了清前期从外洋到沿岸的海疆空间认知与管理需求。所以，对于古地图的研究，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地图本身，而应该和绘制地图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古人为什么绘制使用存在“诸多问题”的地图，不至于造成以今观古的误读。

来源：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6期

作者：杜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