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打造世界级文化传承和旅游目的地进程中，“彭城七里”已成为彰显城市文脉基因的核心地理符号。

《彭城七里雾缭绕》 仇雪 摄

笔者认为，“七里”绝非仅指代南起下圆墩、北到黄楼的3.5公里空间长度，更关键的是其蕴含着徐州“里”字地名特有的文化厚度，这份厚度正是“彭城七里”区别于其他城市地理标识的独特魅力所在。

“里”的演变从行政单元到文化标识的千年流转

“里”作为中国古代街巷的常用名称，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是伴随城市建制、户籍管理和社会治理需求而产生的，其演变过程深刻反映了古代城市格局与基层管理体系的变迁。

《文庙之时空之门》 王成奇 摄

“里”的最初含义并非单纯的街巷名称，而是先秦时期的基层行政与户籍管理单元。早在西周，“里”便是乡以下的建制，《周礼・地官・遂人》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明确了“里”的户籍编制功能——以固定数量的家庭为单位形成聚居群落，便于官府掌控人口、征收赋税和推行教化。

此时的“里”通常是有围墙环绕的封闭聚居区，设有里门（闾门），由“里正”等官吏管理，内部包含居民住宅、公共空间及少量手工业作坊，核心属性是“管理单元”而非单纯的“道路名称”。但由于这类聚居区的内部道路是居民日常通行的主要通道，“里”逐渐与具体的居住街巷产生关联，最终成为聚居区及其内部道路的统称。

秦汉时期延续这一制度，“里”成为城乡通用的基层单位。西汉长安城内便设有“戚里”“尚冠里”等，这些“里”既是户籍管理单元，也是贵族、平民的聚居区，其名称直接对应特定居住区域，为后世“里”作为街巷名称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格局逐渐从秦汉的封闭“里坊制”向开放形态过渡，但“里”作为聚居区名称的用法仍被保留。此时的“里”开始更多地与具体的地理空间绑定，不再单纯强调行政编制，而是逐渐成为街巷的代称。

例如，北魏洛阳城设有“景明里”“永安里”等，这些名称已明确指向特定的居住街巷，行政功能弱化，地理标识功能增强。到了唐代，城市推行严格的“坊市制”，“坊”成为城市基层聚居单元的主要名称，与先秦的“里”功能相近，但“里”并未消失，而是与“坊”并行使用，部分地区仍沿用“里”作为街巷名称。

宋代以后，“坊市制”瓦解，城市商业活动繁荣，街巷格局更趋开放，“里”作为街巷名称的使用更加普遍，逐渐从行政术语彻底转化为地理标识，用于指代城市中相对规整的居住街巷或街区。

《古巷雅韵》 李玉霞 摄

明清时期，“里”作为街巷名称的用法已广泛普及。例如，北京的“砖塔胡同”曾有“砖塔儿里”的别称，还有“松榆里”“安贞里”“芙蓉里”“知春里”“砖窑里”“果岭里”等百余处。苏州、上海等江南城市则保留大量以“里”命名的街巷，如苏州的“尚书里”“怡园里”“桑园里”“花萼里”“苏绣里”“养蚕里”“崇安里”等；上海石库门街区多以“里”命名，如“静安里”“新昌里”等；南京的“长干里”，更让大诗人李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干行》……此时的“里”，多指规模较小的居住巷道，与“巷”“弄”等名称相近，成为城市街巷命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彭城之源夜色美》 张景文 摄

近现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许多传统“里”式街巷虽被改造，但“里”作为历史街巷名称的遗存得以保留，成为承载地方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例如，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锦里”等，既延续古代街巷命名传统，也成为近代城市风貌的特色标识。

徐州城区老地图（约1947年）

徐州“里”的专属记忆沉淀千年的文脉密码

徐州最有名的“里”莫过于“中阳里”，即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史记》《汉书》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大清一统志》载：“中阳里在县东北，有坊、汉庙在焉。五代刘知远建，宋宣和三年重修”。清乾隆版《徐州府志》则认为“高祖故宅在县中阳坊”。今中阳里位于徐州市丰县中阳里街道，1998年更名为中阳大道，起点为东城路，止于西城路。

《徐州我来啦》 彭徐蒙 摄

汉代，徐州有“廉里”，因西汉高士龚胜而名传青史。《铜山县志》引《汉书・两龚传》载：“龚胜居彭城廉里”。这位官至光禄大夫的贤者，与龚舍并称“楚两龚”，更跻身与屈原、嵇康齐名的“八贤”之列。当王莽篡汉后，派使者封其为讲学祭酒（属上卿）时，龚胜以病拒之，最终绝食明志。其门人百人着丧服治丧，更有楚老哭吊慨叹：“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后世刻石表其里门。

这段风骨往事不仅被《水经注》记载：“泗水自彭城縣東又逕襲勝墓南，墓碣尙存”，《太平寰宇記》亦载：“在縣東南三里，至今禁芻牧”，让廉里成为徐州人“守节守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源头。

《千载流光入眼眸》 高刚 摄

若说“廉里”藏着两汉的忠义，那么“安上里”“绥舆里”“丛亭里”则记录着彭城刘氏的望族脉络。

《宋书・刘延孙传》明确记载，刘氏居彭城者分属三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帝室居绥舆里（今萧县境内）。同治《徐州府志·古迹考》记载：萧县绥舆里“在县绥舆山下，宋武帝（刘裕）所居。”此“三里”与吕县刘氏合称“四刘”，清晰勾勒出彭城刘氏的家族格局；到了唐代，《旧唐书・刘子玄传》进一步厘清，“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汉宣帝子楚孝王刘嚣之后，与楚元王刘交一脉相承。

这些记载为今人考证彭城刘氏的迁徙与发展提供了关键依据，也让“安上里”“丛亭里”成为徐州“望族文化”的活化石。

《黄楼故园文脉武韵》 周广金 摄

徐州市内还有一个特殊地名值得一提，即泉山区的“民有理”。该街巷呈东西走向，东起中山南路，西至互助巷，东西走向，全长493米。此地原称“城墙里”，因地处城墙根得名。1930年，国民党将领刘峙拆城墙卖砖，民众在拆后的空地上建房居住，遂更名为“民有理”，暗含“民众占地有理”之意。

此外，据同治《徐州府志·古迹考》记载：邳州有徐里、高妃里，丰县有丁兰里，“旧志，城东十二里丁兰镇，相传汉孝子丁兰曾居此。”孝子丁兰“刻木事亲”的孝行，是“二十四孝”中的第十二则故事。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因而思念父母养育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子日久不敬，以针戏刺木像手指，竟有血渗出。木像见丁兰归来，眼中垂泪。丁兰询问妻子后得知实情，便将妻子休弃。2007年徐州民政局编《徐州地名录》记载，新沂市有城关里。

《千年古刹说云龙》 焦洁民 摄

不过，徐州有一个“里”字地名却是耻辱的象征，那就是“金谷里”。其最初称 “民安里”，早年名为 “小吴庄”。民国初年时，这里仍是黄河滩地，是逃荒人聚居的典型棚户区。1938年徐州沦陷后，日寇在此开辟所谓“娱乐场”，东部作为说书卖唱和小摊贩的经营区，西部则沦为他们寻欢作乐的妓院与慰安所集中地，日寇还将此地更名为“金谷里”。当时，这些烟花场所多以“书寓”为幌子，鼎盛时期达二三十家，另有不少暗娼在此活动。

1948年徐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妓院并改造该区域，将其正式命名为“新生里”。新生里位于云龙区彭城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呈南北走向，北起民主南路，南至和平路。与之命运相似的还有相邻的“解放里”，其命名寓意徐州人民喜迎解放、重获新生。如今，“解放里”北部已建成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生里小商品批发市场。

《熙熙攘攘不夜城》 潘义 摄

翻阅《徐州地名录》，徐州还有以下几处“里”字地名，部分已因城市改造而消亡。

民享里：起点中山北路，止点福顺街。徐州一中夹河校区对面，今为“民享里巷”。

西阁里：起点老肉联厂冷库，止点西阁街，位于鼓楼区铜沛街道办事处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何姓为多，而得名何家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西阁里”。1971年改为“铜沛北街”，1981年复称“西阁里”，今已不存。

西后里：起点粮食东街，止点丰财北巷，今仅存“西后里X号楼”几幢楼名。

地藏里：起点东阁街，止点大坝北巷。位于鼓楼区黄楼街道办事处范围内，因此处有一座地藏庙而得名。1971年改为“前进巷”，1981年恢复“地藏里”。

海郑里：北起王陵路，南至和平路，东起奎河，西至燕子楼公园东墙。因原海郑（海州至郑州）公路途经此处而得名。

镇河里：位于鼓楼区黄楼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地处三中老校区东门斜对面的镇河街附近。早年属于黄河滩地，为镇住黄河，消弭水患，曾称镇河里。

在梳理上述“里”字地名历史脉络、查阅《徐州府志》等史籍的过程中，笔者还偶然发现一处重要历史巧合，唐末“七里亭”恰好为“彭城七里”的文脉渊源提供关键历史佐证。

同治府志载：“《旧唐书・时溥传》：支详宿七里亭。为陈璠所殺，屠其家，今失考。”这里说的是唐末徐州的一段历史：中和元年（881），徐州牙将时溥率兵入关镇压黄巢起义军。行至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时，军士哗变，返回徐州杀死节度使支详，推举时溥为留后。后来，唐僖宗正式授时溥为节度使。中和四年（884），时溥辗转取得黄巢及其家人的首级，送至唐僖宗处，论功被定为第一，遂以功封王，此举引起朱温不满，朱温随即出兵攻打时溥。此后六七年间，徐州一带战乱不断。景福二年（893），徐州城破，时溥与妻小在燕子楼自焚而亡。“七里亭”的记载，也成为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一则历史注脚。

《戏马台下的非遗跑竹马》 杨福盛 摄

当前，徐州以“打造世界级文化传承和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制定中心城区文脉保护利用行动方案。“彭城七里” 作为核心地理符号，其承载的 “里” 字地名文化，正是千年文脉的鲜活载体。未来，唯有在保护中挖掘“里”的历史内涵，在创新中激活其时代价值，才能让彭城七里的每一寸土地，持续滋养徐州的文脉之河，让“里”的故事成为文旅目的地核心吸引力。‌

作者简介

胡其伟，历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文博中心研究室主任，徐州市传统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会会长。

图片来源：徐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