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位于淮河以北，地处鲁南丘陵与苏北平原过渡带，地理位置十分突出，京杭大运河及古黄河穿境而过，洪泽湖、骆马湖分布南北，境内河网密布。宿迁历史悠久，早在五万年前“下草湾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春秋时为钟吾子国，秦代置下相县，其城址位于宿迁市区古黄河（原古泗水）西岸古城村（现宿迁义乌商贸城下）。东晋义熙元年（405）置宿预县，并以宿预县城作为宿预郡的治所（现洋河镇古城村）。唐宝应元年（762）为避代宗李豫名讳，宿预县改名宿迁县。宋初，治所迁至今项王故里附近，在其基础上筑土城（将“宋城”定位在项王故里附近，与同治《宿迁县志》卷19所载“宋之宿迁切近今治，明万历间迁，去宋时治二里”最为契合。关于宿迁县城自宿预城迁于何处，刘云鹤先生主唐迁下相城旧址说，陈宏仁先生主北宋宿迁三次迁徙说……。具体如何，有待将来相关考古工作进一步解决）。至元朝末年，宿迁县城又毁于兵灾。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境内地势高低落差悬殊较大，上游鲁南沂蒙山区地高面广，洪水暴发势猛量大，飞流直泻境内，而下游出路宣泄不畅，常常酿成水势横溢。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夺泗水经过宿迁境内流向淮河入海，自此之后，宿迁境内经常遭受水患之苦，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因水患而被迫迁徙数次的宿迁城于明万历四年（1576）建新县城于马陵山南麓，为现代宿迁城市奠定了根基。进入清代以后，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宿迁城垣不断修建，城垣形制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对宿迁明清以来城垣的演变进行了科学研究，凸显了宿迁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宿迁城市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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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宿迁城的建迁

明洪武元年（1368），宿迁县改属淮安府邳州，地方政府决定在宿迁县城原址（现项里景区处）复建县衙。景泰二年（1451）重新修建县衙。到了成化二十二年（1486），县衙再次被重修。由于当时政府财力原因土城一直无力修复。直至正德六年（1512），由于山东流贼经常南下骚扰，加之流寇蜂起，官府及百姓深受其害，上级官府考虑宿迁所处位置重要性，都御史张公将其作为防御要冲，命知县邓时中在元末毁坏的县城基础上复筑一座高一丈七尺土城，城门有四：东曰“镇海门”，南曰“临淮门”，西曰“会洛门”，北曰“通泰门”，整个土城呈正方形，西阻挡运河（现古黄河）洪水的患险。

正德《淮安府志》中记载的宿迁县城示意图

宿迁明代旧城位于马陵山南麓（现项王故里景区附近），地势北高南低。由于宿迁县城的地势较低洼，无法抵挡洪水的侵袭，时时受黄河水患威胁。万历《宿迁县志》记载：“河岸湮圮，门废城颓。”由于水势浩大，涌腾起伏，许多民居被河水冲倒淹没，县衙房舍也倒塌过半。虽每有迁城之议，然终因岁灾民困，财力不济而作罢。万历四年（1576）七月，知县喻文伟恳请上司发漕粟帑金，尽捐任所蓄及淮安知府等捐银计5690两，遂北迁县治及学宫于马陵山麓（原宿城镇处）。

▲明代宿迁县治位置示意图

▲万历四年建宿迁新城形胜图

由于财力所限，城仍以土筑，而堞以砖垒，依山势而建，周长约4华里，圆形，形如太阳，寓意宿迁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城墙高一丈五尺，址阔三丈。顶砖铺，阔一丈。雉砖砌，高三尺。置城门三，东曰迎熙、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其北据堪舆家言不可置门，而于城墙上筑一亭，曰览秀。窝铺八，东西水关二。治基随山势高下而辟，直深四十五丈，阔三十丈，从头门抵大堂台阶为五级，取自下升高之意。万历五年十月落成。是年六月，河水来，吞没旧治，而洪水仅走新治城下，不得坏民居。此次迁城的目的主要是避开黄河水患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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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后宿迁城垣的演变

（一）明代夯土城墙易为外包砖墙

古代城墙多为土筑，仅在城台、城角表面包砖，宋元时期由于火炮及抛石机的广泛应用，才逐渐在全部城垣外表包砖，意在增加城墙牢固程度，提高防御措施。明代府县的城墙均普遍改为外包砖形式以加强防御。

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2006年10月，南京博物院、宿迁市文化局和宿城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宿城区金柏年财富广场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此次发掘清理出了一段明代城墙遗址。该城墙为南北走向，残长约45米，残高因保存状况不同而有高有低，从清理情况看，城墙的上部约有五分之三被拆除，残剩部分掩埋的深度距离地表约3米。墙体呈弧形，为城墙的东南角。其结构明显是内芯用土筑，外表用砖砌的外包砖墙。外包砖墙保存最高段为2.6米，厚度1.2—1.5米，城墙底部距离地表近6米。采用统一的一顺一丁且外高里低砌筑法，城墙外立面自下而上向内逐层收分约0.005米，墙体呈斜坡状。城砖长0.34、宽0.15、厚0.1米，用白石灰勾缝。内芯土墙就解剖段而言，仅剩六层夯土，夯土层厚0.16—0.22米，其底层宽度约11.1米，顶宽因城墙上部被破坏而无法考证。在对土筑墙的解剖中发现每夯土层都有明显的夯窝，夯土层内包含少量陶片和瓷片，瓷片多数为宋元时期的白瓷，青花瓷仅发现一片。青花瓷呈色灰暗，釉色青白，胎体颜色偏红，经鉴定为明代中晚期。

另外，考古队还发现砖筑外包墙底部的两层夯土与内芯土筑墙夯土层具有延续关系，底部总宽度约12.3米。说明砖筑外包墙的底部基础和土筑墙是一体的。“明代不仅新筑的城墙采用包砖，而且在大量原有的夯土城墙外也进行包砖，按包砖的先后可分为同筑包砖墙与后包砖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城垣的砌法也不相同，分别是同砌与贴砌（表砌）。”再从砖城墙剖面看，砖墙内侧垒砌参差不齐，底部无木地钉。由此判断，该砖城墙砌法属贴砌（表砌），城墙的做法应该是先筑土城，而后从土城的外立面削去一层，底部留出土筑墙的夯土，在其上筑砖成为外包砖的砖筑墙。

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在北侧还发现了与城墙连为一体的城市排水通道——东水关。该水关全长约15米，由“八”字形的迎水墙（也称“迎水雁翅”）和“八”字形跌水墙（也称“跌水雁翅）”以及拱形涵洞组成，均为青砖砌筑。迎水墙为城内污水和雨水外排的入水口，阔口内径宽4.15米。水关地面采用条石板铺设。雁翅长2米，宽0.75米，残高0.8米。跌水墙在城墙外口，阔口内径宽1.45米，雁翅长0.9米，宽1米，残高0.7米。在水关顶部约中间处还发现了一残高约0.5米的青砖砌筑下水口，主要起到将城墙上面的雨水排泄到水关内的作用。中段的拱形涵洞建筑为水关的主体，总长12.3米。水关内距入水口约4米处安装一铁栅栏，其主要作用是防止敌军从水路偷袭和盗贼的出入。另外还发现出水口向内约1.2米深涵洞券顶顶部高出里段涵洞约0.4米，且洞体有明显的接缝，说明这不是同一时间砌筑而成，里段涵洞应为万历四年（1576）筑土城时所建，外侧约1.2米的涵洞应为后来土城墙外表包砖时所建。从水关内出土的遗物看，其中一部分为明代中晚期至康熙时期青花碗的残片，另外还发现了3枚“康熙通宝”钱币。出土实物的下限为康熙时期，由此说明此段城墙应废弃于康熙年之后。

▲砖土结构城墙局部

 ▲土城墙剖面

▲土城墙夯窝

▲外包砖墙剖面图

▲水关内部结构

▲水关出水口

结合县志记载，笔者认为新发现的该段城垣为万历四年从项王故里迁筑至此的土城垣。由于土城多处塌坏，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任知县何东凤在原土城墙外表进行包砖，建成了砖土结构的城墙。万历《宿迁县志》载：“万历四年七月，知县喻文伟移文都御史吴，改迁于马陵山，新建土城去旧治北二里……”这说明当时迁建的城只是个土筑城。时任知县喻文伟是位才识过人、为官清正的“能吏”，目睹宿迁旧城位置低洼，时受上游黄水冲坯，为挽救县城和百姓安危，于万历四年，将宿迁城迁建于马陵山上，解决了水患之苦。“（万历）二十二年，知县何东凤易以瓴甓。”（嘉庆《宿迁县志》）因新建土城不够坚固，数年之后，城墙土壤逐渐疏散，风雨飘摇，城墙多处遭损，加之倭寇骚扰，此后知县赵敬宾、孙湛、莫应奎以及聂鋐相继修葺。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何东凤奉命调任宿迁知县，看到土城多处塌坏，不久捐俸薪，聚财粮，修整城墙。至此，宿迁古城第一次出现使用外包砖为城墙主体，形成了砖土结构的城墙。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二）清代宿迁城垣的演变

进入清代以后，受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宿迁城多次遭受毁坏，城垣多次被修缮加固。据嘉庆《宿迁县志》载：“康熙七年地震城圮，仅存二城楼及旧堞三十余垛……”。康熙七年（1668）夏历六月十七日，山东莒县至郯城间发生8.5级特大地震，波及宿迁地境，这是迄今宿迁遇到的最大一次地震。整个城墙倒塌严重，时任宿虹同知邓之灿和守备张焕率众对其进行了修缮。虽然治河名臣靳辅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挖了一条穿境而过的中河，从侧面上看不同程度上缓解了水患之殇，但当时自然天气极其恶劣，连年阴雨，宿迁境内河湖漫溢，水患无穷。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水患频频，多年来宿迁境内不断淤积导致地面抬高，水位不断上涨。万历四年依山势而建的明城墙高低起伏，低洼之处常常遭到水患毁坏。地方统治阶级有心将县城再次向北高迁，考虑城内县衙、学堂、庙宇、街铺等尚在，迁城工程浩大，加之财力不足，知县沈松龄请帑在现有位置将城垣内收改建成一座“周围三里，共四门：东曰朝阳、西曰镇黄、大南门曰河清、小南门曰迎薰。高二丈一尺（约6.5米），厚三尺六寸，垛口八百四，水关二”的小城。那么，改建后的新城垣形制到底是什么样子？文献中未有详细记载。

2009年，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宿迁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宿迁市区府广场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勘探中，发现城墙一段。此段城墙位于2006年清理的明城墙段西北侧，发现的该段城墙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北段逐渐向西内弧，南段朝东南方向微内弧延伸。

清代城墙基址及地钉

结合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区府广场这段城墙为乾隆三十二年所筑古城之东北角处。理由一是城墙的形制结构不同，明代城墙为砖土结构，此次发现的为砖筑城墙。明代城墙底部无木地钉，新发现的城墙底部均有木地钉，说明不是同一时期所筑；二是从墙基砖下面发现康熙和乾隆时期钱币出土遗物来看，此城墙应建于乾隆时期，也就是嘉庆《宿迁县志》记载的乾隆三十二年所筑的城墙东北角段。

这次新建的城墙同明城墙相比，形制、范围以及高度、厚度等都有较大的变化。比如：一是从文献上县城图来看，明宿迁城呈圆形，而清宿迁城呈船形；二是原先砖土结构的城墙，这次新建成砖墙，且底部增加了排列有序的木地钉；三是将城墙内收抬高新建，由周四里改为周三里；四是由原先三个城门变为四个城门；五是为了增强防御度，将城墙高度由原先的一丈六尺变为二丈一尺。

新建的清代城垣高大，墙体坚固，设施齐全，还增强了军事防御，增加了排水设施，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保障了城内官民的生活。

到了咸丰年间，宿迁城楼隍堞因年久圮损，“知县胡荣本、王献琛，教谕徐宗敬，州同张梦元等人对其进行了重修”。因盘踞在安徽的捻军时时东窜，对宿迁地区进行攻扰，为防御捻军进攻，邑人叶兰皋、朱庆唐等又在城外增建长一千六百余丈的土圩，并建有哨门、吊桥、炮楼、涵洞等附属设施。圩门有北圩门、东北门、东圩门、小东圩门、南圩门、西圩门、水西门以及西北门。1894年，城墙破损，知县萧仁晖又进行了续修。1911年，王光毅等复修之。

清代宿迁县城图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防御功能的不断加强，明清时期的宿迁城垣由最初的土城墙演变为外包砖墙，最终易为砖城墙，城垣一次次的改建，演绎了宿迁城市变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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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城垣的毁夷

民国时期宿迁城垣没有增扩，仅在1928年增阀中山北门，整体保持清朝原有风貌，四周城垣依然完整坚固，仍发挥城防守备的军事作用。延至抗战时期，宿迁城垣在战火中开始遭受摧残。1938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日军为了迅速攻占宿迁城，先以飞机、大炮对宿迁城进行狂轰滥炸，这次轰炸造成城墙多处毁圮，这是宿迁城垣第一次遭到大面积破坏，被炸毁的城垣也不再修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代的城墙已失去了昔日的防御功能。随着城区居民逐年增多，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社会经济大幅度发展，城区内外交通串联开筑，新的城市建设格局必然要打破旧的城垣制约，城墙开始逐步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共举，当时国家还很穷困，地方政府把城砖作为建筑材料用于修建学校、工厂、桥梁等公益事业，也有部分城砖被民坊采用。1952年开始，五个城门依次拆除朝阳东门、河清大南门、迎薰小南门和中山北门四座城门。镇黄西门因寓意镇水，濒控黄河故道，为祈平安祥福。至1969年，西城门被拆除。此时，宿迁城区地表完全见不到城垣遗迹了。2009年，宿迁市博物馆在西门遗址附近的村民家中征集到石匾额一件，门匾长0.97、宽0.42、厚0.22米，中间双线勾勒“镇黄门”楷书三字，这是清代宿迁西城门的历史见证。

宿迁旧城地表已不见古代城垣，但部分地段依然存有城墙基础。2008年在宿迁区府广场东侧建设工地，发现的部分城墙底部遗迹，属于清乾隆三十二年修建的城垣东北隅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与展示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将其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入大量资金，实行就地保护并将其建为遗址公园，为宿迁城市巨变留下历史的印迹。

▲宿迁西城门（镇黄门）

▲镇黄门石匾

作者介绍

晁剑虹   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及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江苏省考古学会理事，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