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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乐:科举捷报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2025-11-20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四大喜事。而在科举社会的读书人看来,金榜题名无疑是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取士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它在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孕育出内涵丰富的科举文化,同时也衍生出类别众多的科举实物资料,科举捷报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科举捷报,亦称“榜帖”“报帖”,是传递科举中第者取得功名喜讯的文书,类似今天的“录取通知书”。古代科举中第者取得的功名以放榜公布为准,张榜之后,还要报喜,需要将考取功名的喜讯及时报至学子家中,科举捷报便是记录考生中式喜讯的文本载体。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捷报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善以至消亡的过程,其在形式和内容上,反映出科举时代的特性,体现了科举考试发展的历程。


一、起源唐代——泥金帖子


科举捷报起源于唐。唐代是科举制度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高宗、武则天崇重进士科,以文词起家的新兴士族得以兴起,士族、贵戚以门荫入仕的途径渐衰,社会上注重才能的观念随之渐兴。至玄宗天宝年间,许多铨选政策也都有利于科举出身。[1]正因如此,唐中期以后科举出身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打破了原先固化的社会阶层,世人对科举功名的追崇也开始日益显现。


关于唐代的科举捷报,傅璇琮在《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一文中提到:“……所谓榜帖,类似后世的‘题名录’,又与‘捷报’相仿。”对于此处提到的榜帖,傅璇琮先生认为其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该科及第进士的“花名册”,二是报登科之喜的“录取通知书”,都是进士登科的证明材料。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陈长文先生认为,“榜帖与《小录》‘本是两事’,‘自不相涉’”[2],榜帖就是科举捷报。此处笔者不予置评,但可以确定的是,唐代的榜帖已经具备了作为科举捷报的功能属性。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泥金帖子》条记载:“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又见《喜信》条记载:“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由此可以认为,最迟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已经出现了记录科举考生中式喜讯的专门文书——“泥金帖子”,“泥金帖子”应当就是唐代科举制度下出现的科举捷报之雏形。所谓“泥金”,是一种高档装涂工艺,需要添加专门的金属粉末混以胶水制成专用的金色涂料,最初只有富贵人家用来装饰笺纸或者器物,发展至唐代,“泥金”工艺被应用到“榜帖”中,可见时人对其重视程度之高。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对此亦有记述:“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只不过,因为历时久远的缘故,南宋人洪迈将唐时的“泥金帖子”误称作为宋时的“金花帖子”,但本质上,唐宋时期的“泥金帖子”“喜信”“金花帖子”应当是为同一事物。


唐朝中后期的科考放榜之后,朝廷还会派专人将榜帖送至及第进士的家中或所在地。宋人刘昌诗所撰《芦浦笔记》中有相关记述:“唐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之榜帖。”唐时,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使得交通线路能够通达全国各地,大大提高了公文的传递效率。同时,唐朝法律明文规定的13条邮驿服务明细中,就包含了“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3]这一项,间接推动了科举捷报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科举捷报的出现同样得益于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空前发展。


二、发展于宋——金花帖子


在宋代,社会经济相比唐代又有了高度发展。同时,造纸业、雕版印刷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宋代应举人数大量增加。随着“崇文抑武”成为国策,赵宋王朝又进一步增加了科举取士人数,读书应举成为一种两宋时期的社会风尚,科举制度由此在唐制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有了不少变化。但作为科举捷报的中式榜帖,却基本上沿用了唐时“泥金帖子”的形式,只不过此时世人已称榜帖为“金花帖子”。


《云麓漫钞》卷2《榜帖》条记载:“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后临轩唱名,兹制遂废。”由此可知,北宋初年仍然实行过此制,但之后因殿试制度的确立并由皇帝临轩唱名,从而停止发放榜帖。一直到宋真宗时期,才又恢复了发放榜帖之制,这在楼钥所撰《跋<金花帖子绫本小录>》中亦有印证:“太宗以至道三年上宾,咸平改元,真宗谅闇,遂不廷试,而敕下礼部放榜。《登科记》亦称省试,故犹得以帖子报中选者,非以不临轩策试而废兹制也。”


因沿用唐制的缘故,宋时的“金花帖子”与唐时的“泥金帖子”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却有些许区别。宋人周必大在其所撰《辨登第金花帖子》中对端拱年间进士王扶的榜帖进行了考订,其中涉及相关内容,“祖宗朝进士用唐制,礼部侍郎主文,中选者以黄花笺小帖书其姓名,主文花押已,即持送之,谓之‘榜帖’”。由此可以得知,宋代榜帖的形制、内容与唐制应该相差不大,其纸质为黄花笺(一种洒金的笺帖),帖以金花,但相较于唐时的“泥金帖子”由中第者自己书写家书报知喜讯(可视作一种家信喜报的存在),宋时的“金花帖子”则是由知贡举者花押签发,以示郑重,实际上已经具有官方“录取通知书”的性质。总的来说,无论是“泥金帖子”还是“金花帖子”,其面向群体都是登科进士,所以对于文书的材质都很讲究,这也体现出唐宋两代对于进士“榜帖”的重视程度之高。


与北宋同时期的辽朝在实行科举制度时也延续了科举报录之制。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制度多受唐宋影响,同样开科取士,并对及第进士礼遇有加。每逢及第之时,礼部贡院都会以庄重的“喜帖”向及第进士传递喜讯,以此彰显朝廷的礼遇和进士及第者的荣耀。《契丹国志》对此有详细记载,“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接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


此外,宋代还首次出现了地方性考试的“录取通知书”——“金花榜子”,这是针对解试(州试)的科举捷报。为何叫“金花榜子”?因为其仿唐“金花帖子”式样,以木制成,高一尺半、宽六寸,绿地、金花缘边。[4]解试揭榜,考官书录取者姓名、乡贯、三代姓名于其上,交由报榜人向中第者报捷,以此作为官府的正式通知。


三、相沿明清——科举捷报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清,已趋于鼎盛,主要表现在空前广泛的取士地域范围,以及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形成了空前完备的四级考试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功名体系,这使得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在此背景下,科举捷报得以被继承。相较于前代,明清时期的科举捷报形制上予以简化,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直至基本定型。


从明代开始,科举捷报开始被称作“捷报”或“报帖”,民间也称其为“喜报”。明初开设科举之时,在各种制度上都标榜恢复唐宋之旧。[5]因此,明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式后,官府沿用了唐宋旧例,差派专人将捷报递送至中第者的家乡或所在地。《觚不觚录》中记载:“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此时,负责传递科举捷报的官员由专门的提塘官担任,明末戏曲家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三出《放榜》有云:“自家提塘官的便是,因在枢府效劳多年,蒙枢密老爷赏俺今年科场专走官报。”因此这种捷报也被称为“提塘官报”或“官报”。


当然,在对唐宋“榜帖”形式有所继承的同时,明初以后的科举捷报也有不少新的变化。首先,明清捷报的版式及文书内容相较于唐宋更加规范化、格式化。其次,受科举捷报衍生出的报喜文化的长期浸染,和唐宋相比,明代以后科举捷报的发放形式也变得更加仪式化和排场化,报录之风习在此时已然形成。再加上,明永乐年间“民信局”的出现,使得民间也有了传递文书信件的专门机构,极大提升了当时社会的交通运输效率和水平。因此,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间私人性质的科举捷报以及依附于此的民间走报行业就此产生并迅速发展。


科举制度发展至清代,在明制基础上又略有变化,进一步放宽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条件限制。此外,清代在乡试环节增设了副榜,还恢复了制科,广开恩科,建立宗室科,设立翻译科、明通榜,会试又设有副榜,使得清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以及朝廷录取的人数相较之前历朝历代都大为增加,这也就导致清代发榜后需要印发的捷报数量不断增加。不过,随着雕版印刷工艺的不断精益与成熟,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刻板印制的科举捷报,印好后填上被录取学子姓名、名次等即可,榜吏不再需要像唐宋时那样书写整个内容,但整体样式没有唐宋时的榜帖精致。


四、基于科举捷报实物的相关问题探讨


科举捷报自唐宋起源,发展至明清,其形制与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譬如,不同时期科举捷报的大小规格就不尽相同,像金花榜子“高一尺半、宽六寸”,而写金花帖子的黄花笺则“长五寸许,阔半之”;至明清时期,报帖的规格、尺寸则更大,方便送到学子家后要在厅堂升挂、张贴。现如今,我们常见的实物藏品以清代捷报为主,这是因为科举捷报的选材大多为纸质,保存难度相对较大,极易受到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因此,能够历经岁月沧桑保存下来的科举捷报数量就相对稀少且年代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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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捷报类别概述


科举捷报的刊发因科考层级的不同而有区别,从童生试到乡试,再到会试、殿试,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有捷报。例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清光绪方正乡试中式捷报(图1),此捷报的制式为一张单纸,黄底黑字,首行上方书写“捷报”二字,下方书“官报饶瑞陞”表明是由官报房发出,其主要内容为“贵府老爷方正,恭应光绪乙亥恩科江南乡试中式第贰拾捌名举人”。馆藏另一通与会试相关的清光绪江昌燕会试中式捷报(图2),此捷报制式与方正乡试中式捷报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此捷报中江昌燕虽为光绪庚辰科(1880)第二百六十四名贡士,但捷报中却称呼其为“进士”,这大概是因为殿试环节不黜落的缘故。此外,考入府学、拔贡朝考等考试环节也有相关捷报,例如馆藏的清萧鸿飞、萧步昌捷报(图3)以及清拔贡生叶新朝考捷报(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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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间科举走报行业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官、私两类科举捷报。根据刊发机构的不同,官方捷报又可分为好几种,包括“学报”“官报”“京报”“公报”“省报”等。“学报”被用于颁发给那些考取学校或从学校毕业肄业的学生的,具有“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的性质;因发报机关是州府县学等学政部门,因而称“学报”。例如,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清翁大铨捷报(图5),此捷报就记录了翁大铨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府学的相关信息。此外,南京收藏家赵瑞民先生收藏有一通清潘尚志中式捷报(图6),此捷报既是“学报”又是“官报”,相对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书“姻谊”二字表明此份捷报应是送到中第者妻子家中,由此可见,当时并非只发一份捷报到考生家中,还会给中第者近亲家中送去,以示同贺。“京报”则是明清时期北京报房印发的捷报,由活体木字排印;各地乡试中举者的名单试卷送至北京后,由礼部选定发送,故而称作“京报”。“公报”则类似现在的“任命书”,由主管官员任免的吏部所发,宣布被任命人的官职、去向和候选机构,因此叫作“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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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常见的文科捷报之外,根据不同科目类别,还有武科捷报、制科捷报,只是这类捷报存世数量较少,这里不再引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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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科举捷报不仅是成绩通知,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故而时人对捷报的选材质地一直颇为挑剔,中第者及其家族常将其悬挂或刻匾以彰荣耀。例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一方黄鹤山“捷报”匾(图7),此匾由道光辛巳科举人黄鹤山所立,匾文“捷报”二字由嘉庆七年(1802)进士、时任江西布政使的邱树棠所题,以此庆祝黄鹤山在乡试中考取第十七名举人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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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正式停废,但科举捷报的影响却还在民间社会持续发酵。那些曾经象征功名的科举捷报仍被乡民珍藏,金榜题名的家族故事通过说书、戏文代代相传,江南部分地区甚至保留着张贴仿制捷报的习俗。这种文化惯性在光绪三十一年后形成了独特的“后科举记忆”,例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清章翰高等小学堂肄业捷报(图8)、民国北京大学钟歆毕业捷报(图9),此两通捷报均为光绪三十一年之后的捷报实物,恰反映出后科举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文化张力。


(二)科举捷报内容探讨


关于科举捷报的文书内容,明清文学作品中常有记述。《儒林外史》第三回就有记载:“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根据范进所得报帖的内容,可将其进行断句:“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结合前文列举的捷报实物信息可知,清代科举捷报通常包含以下核心信息:报喜标题,常用“捷报”开头,标明文书性质;中第者身份信息,常加敬称(如“老爷”“相公”),又因旧时对中第者表示尊敬,不得直呼其名,故而加一“讳”字以作“避讳”;考试详情,注明科次及考试层级;名次与功名,明确科第排名(一甲三名会特别标注“状元及第”“榜眼”“探花”);官方印鉴与落款,由礼部或地方学政衙门盖章确认,以表明文书来源。


然而,关于科举捷报文书内容中官方落款后的“饶瑞陞”“卜三元”“金殿中”“贺联元”等信息,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后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其为学政部门或官报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信息,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首先,上述所指落款词组均有祝贺科举考试高中之意,均为人名之概率较小;再者,本章前文所列图1、图2两通捷报分别为乡试和会试阶段不同中第者的中式捷报,而官报落款处却均为“饶瑞陞”,此为同一人之概率甚微;最后,结合《儒林外史》中范进中式捷报官方落款后的“连登黄甲”之记载,“连登黄甲”应是乡试中式喜报上的套语、恭维话,意谓会试、殿试连捷的喜报就要送到,预祝中第者在今后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又因殿试榜文写在黄纸上,故称“连登黄甲”。因此,笔者认为科举捷报官方落款后的“饶瑞陞”“卜三元”“金殿中”“贺联元”等相关词组,当为科举捷报中表示祝贺的恭维话,取吉祥之意,并无实指。


综上所述,科举捷报尤其注重功名,这一点对研究科举人物有着重要的价值。捷报中对中第者的姓名、籍贯、中式科年、中式名次等信息的记载,可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补充史志人物传记只注重事件记载而忽视逐级科考经历等信息的录入不足,同时也能对地方志、家谱等资料的编写,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五、小 结


科举捷报是历史的产物,是科举时代留下的重要实证。作为古代科考的“录取通知书”,科举捷报浓缩了科举时代无数读书人的期盼、欣喜与疯狂。科举捷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着士人阶层的科名崇拜,使功名成为全民追逐的目标,这进一步扩大了科第世家的社会影响,使知识垄断与阶层固化成为难以打破的社会现实;同时,科举捷报的出现还助长了科举中式的报录风习,近现代乃至当代社会的习俗中,仍然可见科举捷报以及报录风习的遗存。可以说,科举捷报不仅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地方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还体现出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而科举捷报带来的社会影响则构成了科举制度下的独特社会生态,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烙印。


(作者简介:吉益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