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苏北一带历史上水灾频仍，遍地灾荒，民不聊生。民国初年，苏鲁两省水利纠纷不断。山东方面治水压力增加，提出借款合治计划，江苏的士绅则希望通过治理运河来应对这一问题。北洋政府裁定先从治运入手，并在江苏地方士绅的推动下，组建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1920年4月1日，江苏运河工程局在江都宣告成立，张謇、韩国钧、沈恩孚等一众名流参加成立仪式，张謇任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韩国钧任会办。张謇在就职宣言中慷慨陈词：“事之艰难颠沛，对于个人，乃为磨炼，对于事实，则为促进。若以艰难颠沛而不为，成于何望？况地方水利与人民利害有切身之关系乎！”[1]

经常肆掠苏北的滔天洪水，马上就要来检验张謇所作出的庄严承诺。

“归海五坝”引发的争端

1921年6月开始，淮河流域连续暴雨，7月份总降雨量为常年的1.5—3.1倍，到8月份，大雨不停，淮沂并涨，淮水由三河南泄，洪水淹没苏北广大地区，灾难涉及苏北几百万人。高邮有一柱玉马头志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是同治五年（1866），记载的最高水位一丈八尺。而1921年8月高邮水位已经到一丈九尺，许多地方淹到房顶，水面浮尸随处可见。在洪水泛滥、苏北人民生死存亡之际，张謇、韩国钧义不容辞地站立在抗洪排涝、化解尖锐矛盾的第一线。

清代里运河归海五坝位置示意图（源自徐炳顺《里运河归海坝的缘起与废除》）

淮水暴涨，由洪泽湖溢洪闸排入里运河，里运河不堪重负，就要向里下河泄洪。里运河东堤有“归海五坝”，分别是车逻坝、南关坝、新坝、中坝、昭关坝。归海坝下泄的洪水进入里下河地区，实际上“归”不了海，下游没有相应较大的排水入海的河道。里下河西有运河东堤，东有范公堤，中间低洼，实际成了滞洪区，常被淹没。归海五坝排泄洪水，里下河受灾更加严重，这是清朝重漕运轻民生政策的遗患，始终没有办法治理。道光六年（1826）昭关坝废，咸丰三年（1853）中坝又废。也就是说，1921年“归海五坝”仍可启动的，只有车逻坝、南关坝、新坝。而昭关坝、中坝已废的历史信息，民间似乎不甚了解。

1921年8月20日，张謇、韩国钧到达扬州，21日与淮扬道尹胡海颿在万寿寺召开高、宝、江、兴、盐、东、泰七县会议。其时，高邮、宝应两县人士因水势仍然凶险，以身家性命所在，要求继续开启昭关坝。而泰、东、兴、盐诸县人士以利害相反竭力阻止，彼此相持甚坚。在这紧要关头，张謇征求韩国钧的意见，韩国钧认为“昭关坝下引河全失，坝底坝身能否支持，毫无把握。贸然启放，下河必为鱼鳖”[2]。会场上争执甚烈，并多责备之言，江都代表王绍鹤以“乾隆御碑先后应开各坝”为论据，责难百端。韩国钧在他的《永忆录》里，记录了自己与众人辩论的片段：

余（韩国钧）谓：“以开坝次序（乾隆御碑所刻的顺序）言，昭关在可开之列。”

众闻言，鼓掌。

余继称：“御碑所列开坝次序，继上三坝后，应开中坝，然后方及昭关。”

众言：“中坝因废，不能复开。”

余谓：“昭关废于中坝之先，亦何能开耶？”

众又大哗，遂以先往察看再定。[3]

这时，“归海五坝”已经打开车、南、新三坝，车逻坝7月19日打开，新坝21日打开，南关坝23日打开。三坝共有196丈，泄洪流量每秒达4000余立方米，下游的泰县、兴化、东台、如皋等7县已成泽国，极目无际。高、宝群情汹涌，1万余人要求继续开昭关坝。而下河各县反对开坝的民众代表有5000多人，均卧堤不肯去，以死护堤。东台士绅袁承业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抬上圩堤，誓与昭关坝共存亡。两方民众以利害攸关而尖锐对立，彼此毫不相让，双方剑拔弩张。一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

8月22日，张謇、韩国钧冒着烈日到达高邮，沿途被要求开昭关坝的高、宝人群团团围住，逼张、韩当场表态。张、韩二公则坚定表示，是否开坝，要周视八县，权衡利害的轻重，不能贸然决定开坝。晚六时，张、韩二公到达承天寺，要求开坝的人群达万人，黑压压地把承天寺围了几层，“众口嚣杂”。最要命的是，“请愿”的人群里有组织者，一个名叫王鸿藻的人，在高邮有一定影响，他指挥围攻人群“分起迭进，势非得请不已”，张謇后来回忆道：“邮人威胁无礼已甚。”张、韩二公坚决不让步，对一圈圈围上来的群众耐心劝说、解答，一直到午夜十二时才告结束，方始回舟，一点钟才吃了些晚餐。张謇记载，在船上这一夜，他通宵未眠。

哀民生之多艰

1921年8月23日一早，张謇、韩国钧乘船往宝应，中午一时到达，察看了灾情，然后折回邵北镇，命令下游五县组织百名民夫协防东堤和昭关坝。8月24日到达兴化，张、韩二公看到的是“大浸稽天矣！约计万里，十倍太湖，可骇”[4]。身边同僚沈豹君回忆，7月份车、南、新三坝开启时，波涛高两丈，声闻十里之外，滔滔洪水浩浩而下。而这时的里下河正是瓜熟稻香之际，顷刻之间，水位上涨，地物地形徐徐下降，“墓地没矣，房屋没矣，破桌硬板小舟浴盆（被冲走），老弱者潜伏，少壮者划摆，洪流漂荡，生死无依，不忍正视”[5]。高、宝地区老百姓几遭灭顶之灾，多少人家破人亡，而归海坝打开，里下河黎民又生灵涂炭，现在，通过三坝下泄的洪水给里下河造成的灾难，已经到了里下河所能承受的极限。昭关坝开与不开，这个两难选择有多么难！

8月25日，张、韩二公到达东台，了解到各乡圩十仅存二，全县没有被淹的地方只有千分之二。在这里，他们召集众人议定，昭关坝不可开。要掘开东台的王家港，打开里下河洪水出海的通道。

8月26日，张謇、韩国钧来到海安镇，张謇住进韩国钧家中，连夜给省长王瑚写呈文，告知省政府：下河各县平地水深五六七尺，势已滔天，昭关坝必不可开；东台之王家港为泄水要道，淤塞已久，非即开不可。

次日，张謇就调遣测量队赶往王家港。

所幸的是，8月底起，洪水渐渐消退。到9月3日，高邮水志桩显示，水位退至一丈七尺三寸。一场天灾叠以“人祸”的事件渐渐平复，险象环生的昭关坝得以保存。

不开昭关坝是明智决断

灾难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主要得益于张謇、韩国钧两人正确的决断、处置，高、宝与下河数县百姓之间激烈冲突能够成功化解，也得益于张、韩二公在苏北百姓心中的威望。苏北百姓一般不肯直呼张謇、韩国钧其名，尊称张謇为“张四爹”，韩国钧为“韩三爹”。曾经有一个神话在苏北百姓中流传，韩三爹、张四爹到兴化视察灾情时，分别站立在两条木船上，那天，大水极目汪洋，场面惊心动魄。有人远远地看到，韩三爹站立的船头下方，倒映着一条蟒蛇的水影；张四爹站立的船头下方，倒映着一只百脚（蜈蚣）的水影。由此，从兴化抗灾工地上传开了，说韩三爹是蟒蛇精转世，张四爹是蜈蚣精投的胎。苏北老一辈的人都说：“大人物总是有来头的，张四爹、韩三爹不是一般的人。”

历史已经证明，面对深重的洪水灾难，张謇、韩国钧最终确定不开昭关坝，这个落子千钧的决断是正确的。他们冒着炎热，不避艰险，深入灾区，全面掌握真实情况，权衡得失，公平公正地把握大局，尽最大可能保住了高、宝地区以及里下河百姓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基本盘”。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编印的《运工周刊》中记载：“明年（1922），下河大熟，上田每亩得谷五石，平均三石七斗，统计之七县得谷二千四百六十三万余石，每石以三元五角计，值银八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元。皆啬公（张謇）秉直方刚之大气，无畏不屈保全昭关一坝之赐也。”1922年11月14日《时报》上载《运河工程感言》中记叙：运河沿岸高邮、宝应、盐城、泰县七县报告，本年“岁收之大熟”“不禁有无当之希望，无穷之感慨焉”，上年秋水灾时坚持未开昭关坝，致“本年七县水稻之收成乃大有”“不胜喜慰且为去年之灾民大喜深慰也”。[1]

张謇和韩国钧生前对这一段经历印象都很深刻，他们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录里，都较为详细地作了记载，这些文字是今天研究苏北水利史的珍贵资料。张謇、韩国钧的知事之明、赴事之勇照亮今人。

昭关坝作为清代“归海五坝”之一，历史上主要用于淮河洪水期分洪泄流，1921年经历了开坝与护坝的争论。1931年又经历了一次维修加固。20世纪50年代起，为根治里下河水患，国家启动里运河综合整治工程，将“堵闭归海五坝”列为首期任务，并加高培厚运河堤防。昭关坝在此过程中被彻底拆除，原坝体遗址已融入新堤防或河道工程中，旧貌荡然无存。现代的“昭关闸”位于邵伯镇，距原坝址已有“移位”。1959年后，沿运灌区新建的现代化闸站是江都沿运灌区的核心枢纽，承担着排涝泄洪、灌溉引水、抗旱调水的多重职能。今天，里下河的万顷良田已成为旱涝保丰收的膏腴之地。

（作者简介：吉光，原海安县委史志工委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海安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

[1]庄安正.张謇年谱长篇(民国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2]韩国钧.止叟年谱[M].新北:广文书局,1971.

[3]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海安分会.永忆录校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100.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908.

[5]徐炳顺.里运河归海坝的缘起与废除[EB/OL].https://mp.weixin.qq.com/s/msN6podEaDtdNIzzQx8WXw?clicktag=bar_share&scene=294&clickpos=0&from_safar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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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和注释

[1]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738-741.

[2]陈长文.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J].浙江社会科学,2007(5):156-161.

[3]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6-101.

[4]翟国璋.中国科举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104.此处“仿唐金花帖子式样”记述有误,应改为“仿唐泥金帖子式样”。

[5]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