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豪迈口号鼓舞下，发动了伟大的渡江战役。一时间，百万雄师过大江，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21世纪初长江上的渔船（陈裕明 提供）

1997年，江苏籍作家高晓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江心洲——一个童话》，文中提到：“衔接长江的德胜河口，当年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冲在最前面的渡江第一船就是在这里靠岸的。后来它一直往返长江南北（魏村镇和七圩之间），普渡众生。每次往返，中途都在江心洲西端停靠，方便乘客。”作为“渡江第一船”的靠岸地，德胜河口的常州市江心洲（2006年更名为录安洲）是渡江战役的前沿阵地，当年生活在江心洲的村民作为战役亲历者对战役有哪些印象深刻之处？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情迎接解放军？他们的亲友有没有参与渡江战役？为此，笔者做了口述采访。

一、黄东银：我哥哥参加了渡江战役

黄东银出生于1938年，今年87岁，是江心洲小学的退休教师，他的哥哥黄东成参加了渡江战役，有“渡江证”和“立功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心洲成立党支部，黄东成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直至1974年，可惜他英年早逝，但黄东银对哥哥的情况记忆犹新。

黄东成与黄东银祖籍为泰兴九圩，父亲早逝，母亲拉扯兄弟几人长大，生活十分艰难。1943年，黄家在江心洲买了沙田，年幼的黄东银与母亲便住在江心洲。当时，黄东成已基本成年，常年在老家泰兴田地与常州沙田之间奔波，这类农户被称为“跑种田”，解放时也叫“流动户”。那时，来江心洲种沙田的人家境都不好，尽管拼尽全力垦荒种植，吃尽苦头，仍难以维持衣食，生活依然极其困苦。《录安洲村志》中收录了一首民谣：“老张老张，穷得叮当，冬天睡坑，夏天睡缸。”可见当时当地百姓的贫困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江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管辖，江南则仍由国民党当局控制。当时长江两岸敌我对峙，局势非常紧张，但“跑种田”的农民仍能在两岸间往来，甚至从事贩大猪等生计活动。于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便充分利用这一身份优势，发动他们帮忙传递情报和运输物资。其中一些觉悟较高的农民逐渐被发展成为地下党员，黄东成便是其中一员。此外，江心洲的陈太福也是往返长江两岸“跑种田”的地下党员，后来也参与了渡江战役。

黄东银（左三）（何杰 摄）

黄东银那时年纪尚小，随黄东成穿越长江时，总会被严肃地告诫少说话，这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黄东成随身携带着红袖章，但在江心洲，黄东成必定将红袖章贴身藏起来，若是被国民党军队发现，肯定会被打个半死。

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在泰兴七圩港一带征收有桅杆的大船，同时也动员会驾船的群众加入。有船的人家纷纷报名，黄东成是地下党员，更是义不容辞，很快被收编入船队。刚去的时候，伙食很好，馒头管够，自己吃饱了，晚上还能带些回家给老婆孩子吃。随着渡江日期日益临近，部队纪律越来越严，解放军开始严格管控进出，船夫们也不再被允许回家了。

发布渡江军令时，长江江面刮着西北风，这意味着船只南渡将异常困难。黄东成看见不少参与渡江的百姓都急哭了，他的内心也十分焦灼。但神奇的事发生了，就在大军开拔不久，风向突然变成了东北风。百姓们喜极而泣，直呼毛主席比诸葛孔明还厉害，居然借到了东风！

正式渡江时，黄东银在江心洲的家里睡觉，他几乎没有感受到战役的紧张气氛，江心洲就顺利解放了。因为以黄东成为代表的地下党员前期开展的策反工作做得透彻，江心洲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连炮都没有开几发。第二天，黄东银听说大部队是在北面的芦苇滩登陆的，高大的芦苇是天然的遮蔽物，帮助解放军迅速上岸完成建制集结。此外，这个区域内的江面狭窄、泥滩面积小，大小船只可以直接停靠在岸脚，为登陆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蒋章英：我父亲参加了策反国民党军队工作

蒋章英出生于1939年，今年86岁，她的父亲蒋大于在江心洲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蒋章英作为蒋大于唯一的女儿，从小听父亲讲了许多关于渡江战役的往事。1943年春，蒋大于参加了张云同志发起并组织领导的“兄弟会”，后来中共军队北撤，蒋大于当上了江心洲（当时称“上开沙”）的保长。

张云系武进县小河镇（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军事股长、副区长、区长、武进县军事科长等职，是武北一带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1948年2月，张云奉命调至长江工作委员会情报科负责内勤工作：一方面整理和编辑各工作组收集上报的有关江南沿江一线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分布、番号、武器配备、碉堡结构、长江宽度深度以及滩头阵地的地质情况等；另一方面，要在东起藻江河，西至德胜河（含扬中县中心沙）的区域内，建立一个地下水上交通组织以保障南北的交通往来，同时培养地下工作骨干，采用各种办法和手段对沿江一带的敌人进行宣传教育，分化瓦解敌方力量。

作为当年“兄弟会”的“小老大”，张云立马想到了蒋大于，他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给蒋大于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他立刻设法到苏北界河张得田家商量要事。这封信由蔡伯川、顾万千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风大雨的黑夜将信投进了蒋大于家门缝里。蒋大于收到信后内心无比激动，“兄弟会”的往事历历在目，他丝毫没有犹豫，几天之后就赶到指定地点，在户主的护送下，前往长江工委情报科驻地与张云见了面。蒋大于向张云表示，永远铭记“兄弟会”誓言中所说的，坚决“听‘小老大’的话，跟‘小老大’走，保证一切照办”。

之后，张云带着蒋大于拜见了工委会书记俞乃章同志，俞乃章与蒋大于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张云对蒋大于明确了两项工作要求：第一，他与蒋大于之间的联络员只有蔡伯川同志一个人，不得接待其他任何联络人；第二，要求蒋大于从那时起故意把“反共”的调子唱得高一些，借此巩固国民党军队对他的信任。当天下午，蒋大于以保长身份搭乘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摆渡船回到了江南。此后，中共的情报交通人员和大量宣传品，在蒋大于的直接掩护下得以安全自如地往返长江两岸。

蒋大于曾对蒋章英回忆：除江阴要塞外，武进县至扬中县一带，在永江河，开沙的上、下套口以及大沙桥口还有四个大碉堡，这些是南下人民军队的定时炸弹，必须提前拔除。蒋大于负责上开沙碉堡的策反工作，驻军头目为杨姓排长。长江工委提供给蒋大于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用于“巴结”杨排长。蒋大于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杨排长，陪他打麻将，输了不用他出钱，赢了他带走。杨排长整日沉迷于喝酒和赌博，对蒋大于借着“贩大猪”的名义频繁往返长江两岸的行为，始终未加干涉。

渡江战役打响当晚，由于蒋大于“出色的工作”，上开沙的碉堡没有长官指挥，国民党军队几乎一炮未放。新中国成立后，蒋大于听同村的戴裕章（老地下党员）说：“其实永江河和大沙口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早就按照策反传单上的指示，准备好黑色中山装便衣，就等人民军队南下时换上便衣缴械投诚。”

蒋大于还参与了策反江阴要塞的部分计划。当时，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安排孙福生同志自高港前往江阴开展策反工作，由蒋大于以“贩大猪”的名义将其带至江南，再让其以割猪草小工的身份隐蔽在蒋大于家中，随后伺机联系其他江南地下同志将其护送至江阴开展工作。地下情报工作极其凶险，蒋大于也曾出过重大纰漏：有一次，蒋大于接到水上交通站站长姚焕文的指示，需要将三指宽的纸条子送给扬中县的姚横生（音）同志。由于蒋大于不识字，警惕性也不足，到达姚横生家时，发现对方不在家，便将情报条子交给了姚横生妻子。谁知这一切都被敌人的特务跟踪看到，最终导致姚横生壮烈牺牲。

姚焕文误以为蒋大于已经叛变，将其带至中兴沙尾问话，幸亏有知情同志出来作证才解开误会。蒋章英说：“因为父亲不识字，无从得知情报内容‘到扬中领枪’这般重要。对于牺牲的同志，父亲一直深感愧疚，直到去世前还一再提及，忏悔不已。”

三、吴正兰：炮弹从俺家门前桃树边飞过

吴正兰出生于1941年，今年84岁。渡江战役时，吴正兰8岁。她家就住在碉堡附近，对当年的印象比较深刻。

据吴正兰回忆，江心洲的碉堡就在现江心洲第五生产队靠北江边的位置，碉堡附近筑有一圈围墙，围墙又高又大，甚至把蒋俊宝、贾贵成、蒋华子三户老百姓家都围了进去，围墙的正面还修了一条大路，供人员进出。老百姓很害怕他们，平时不敢有任何接触，也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人，只是远远地看见他们带着大盖帽，穿着过膝长靴，在路上踢踏踢踏地跑，看起来倒是蛮“体面”。

吴正兰回忆说：“解放军大部队正式开打前就与国民党军队发生过多次小规模冲突。每次开打，江北那边的老百姓就躲到地窖里，解放军教他们用棉被打湿顶在头顶，这样就算有炮弹落下来，湿棉被也能缓冲掉部分冲击波和流弹。当时，同村蒋红旗妻子的娘家就在江北，他的丈母娘正是用湿棉被顶在头顶才躲过一劫，她将孩子们送进地窖之后，回家拿湿棉被，回地窖的路上刚好炮弹落在附近，湿棉被挡住了一发飞来的弹片。可惜江心洲是沙洲，不敢挖地窖，江心洲的老百姓就只能躲进地洞里。”

正式渡江是半夜开始的，江面的白帆船像燕子一样穿来穿去，速度非常快。白帆船将准备登陆的解放军送到北江的芦苇滩后，就迅速离开去接下一批解放军。天亮了，炮火渐熄，吴正兰正与弟弟从地洞跑出来坐在家门口玩耍，突然一个炮弹飞过来，从她家桃树边擦过，越过门前小河掉进河对面的麦地里。炮弹在原地转了很多圈也没爆炸，倒把麦地钻了一个蒲篮（团箕、笸箩）大的坑，这个麦地是她嫁到扬中的姐姐在江心洲买的四亩地，事后全家都庆幸炮弹有眼。

这时，解放军的大部队均已靠岸，他们对着碉堡喊话：“投降吧！不投降我们就开火箭炮了！”吴正兰的父亲一点不怕解放军，站在家门口欢迎他们。一位解放军干部指着碉堡问她父亲：“老伯伯，碉堡内有多少人？”她父亲并不清楚具体数量，只能估摸着回答：“大约有200人。”事后得知，实际没有那么多。敌我双方僵持到约下午4点左右，碉堡里的国民党军队最终缴械投降了。

黄东银、蒋章英、吴正兰三位老人关于渡江战役的记忆碎片看似微小，却生动还原了“渡江第一船”靠岸地的场景：既有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又有充满民间智慧的战地平民生活。这些口述内容以独特的平民视角，深刻揭示了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沉浮与抉择。从黄东成作为“跑种田”地下党员的义无反顾，到蒋大于周旋于敌营的惊险策反，再到吴正兰亲历家门前炮弹嵌地留痕的惊魂时刻，这些饱含情感与细节的故事，是对官方史册的有力补充，更是对“民心所向即是历史方向”的鲜活印证。挖掘并珍视这些散落在长江沙洲上的“平民记忆”，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最深情的铭记，更是对无名贡献者最崇高的致敬。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校青年专项“江苏‘沙上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教育传承研究”（C/2023/01/130）、2025年度常州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桑麻江语——长江沙上村志的文脉挖掘与乡创活化实践”（S202510292107）阶段性成果。截至发稿前，惊闻蒋章英老人突然因病去世，愿逝者安息。

（作者简介：何杰，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何霞，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栏目编辑：胡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