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8日,无锡市委总结推广“一包三改”堰桥经验,将乡镇企业的改革引向深入。4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堰桥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一文,并配发评论《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5月25日,省委批转无锡市委《关于总结和推广无锡县堰桥乡乡镇工业“一包三改”经验的报告》。“一包三改”经验的影响由无锡全市传至全省并辐射全国,极大激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1984年5月,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领有关人员专程到江苏学习考察近一个月,先后考察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市县的59家单位,其中的重点是学习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经验。6月回到正定后,习近平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正定版“一包三改”方案,扭转了集体企业亏损状况,取得了明显效果。直到多年后,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来江苏考察,记忆犹新,还谈起过这段往事。可见,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应当重视“一包三改”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影响,这对我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起到一定的溯源作用。

一、两个版本,一个时代,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转折时期

(一)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基层首创,受大包干的启发,把“包”字引入乡镇企业改革

1982年春,无锡县堰桥公社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个生产大队有18个分田到户。那年秋收的时候,正好下起了大雨,分田到户的18个大队的农民,积极性很高,千方百计把粮食抢收了,实现了大丰收,但没分田到户的那个大队很多粮食都没有抢收回来,全部烂在了田里。正是这件事,给了当时公社党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把农业改革的经验用到社办企业上呢?

1982年11月30日,堰桥服装厂召开了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堰桥人民公社党委提出了承包责任制方案“死上交、活报酬”,即全年上缴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谁愿意承包谁就当厂长,不愿意承包或承包后完不成任务的就地免职。在这个方案面前,原厂长感到无能为力,不愿意承包。3名候选人竞相上台发表“竞选演说”,全厂50多名职工投票,结果是一名裁剪师傅得票最多,他的竞选承诺是“工厂不亏本,工人不减,工资增长,完成生产任务”。堰桥公社党委当天召开会议,确定聘用得票最多的这名裁剪师傅为厂长。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书影

1983年上半年,堰桥公社18家社办企业全部完成了改革,到年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效益,社员人均收入500多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

(二)正定版“一包三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落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

在1984年去江苏考察之前,习近平早就带领有关部门对县木制厂、电子元件厂、制酒厂等几十家国有、集体企业半死不活的状况进行了调研。当时的企业急需松绑放权,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万元以上都要经县财政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部门同意,在企业决策上多有掣肘,很多生产任务也都由此耽搁。

1984年6月,在学习借鉴无锡堰桥“一包三改”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推出了正定版的“一包三改”方案,从体制机制上进行“五破五立”:破除所有权和经营权不能适当分开的观念,树立搞活经济全局的关键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观点;破除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破除社会主义就是要绝对平均的观念,树立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观点;破除社会主义经济越纯越好的观念,树立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观点;破除年轻干部缺乏经验、知识分子不可重用的观念,树立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

县制酒厂是全县的亏损大户,恰逢改革新政出台,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厂长刘锁群大胆制定了一个“以改革找出路,以‘包’字争效益”的方案,还跟主管部门立下了“全民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三年不变”的军令状。他在全厂各车间班组,各工种岗位推行承包责任制,制酒厂当年实现利润118万元,各项经济指标也在全地区同行业中处于领先。

县糠醛厂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面向社会张榜公开招标,按合同规定,承包人即为车间或工程队全权负责人,并负责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承包当月,糠醛车间就比上月增产40%。

县制鞋厂将各项任务指标,层层承包到车间、班组、个人,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的利润指标。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养鸡专业户刘成永承包早已倒闭的县办养鸡场,大刀阔斧改革创新。原有的70多个工人大多是外行,他重用有技术的职工,每人分包100多只鸡;鸡笼不合格,他就亲手焊了200多个鸡笼,鸡舍全部消毒,并引进先进的煤油灯孵化技术。几个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火红的海赛斯雏鸡破壳而出。到了年底,养鸡场的产蛋率达到八成以上,当年盈利6万多元,连年亏损的国营企业在他手中重现生机。

1985年一季度,全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完成,一举实现了首季开门红。在1985年4月6日举行的全县首季开门红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说:“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出效益,改革出速度,改革出成果。”这一年,正定县工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

二、两个版本,一个精神,都具有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斗争精神

在推行“一包三改”之前,堰桥乡(公社)各厂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大队干部出身,其中大部分是为加强厂里的领导力量而委派的,但也有不少是因为身体原因或是在大队工作不称职而被安排进厂的。这些“照顾干部”中的一些人,本就是外行,进厂后吃着平均主义“大锅饭”,整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因此对堰桥“一包三改”十分不理解。一封封“人民来信”飞到省委,指责堰桥乡“破坏干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培养资本家”“堰桥成大庄园又出大地主”。面对这样的情形,堰桥乡党委主要领导也十分头疼,感叹“做点好事没人说好”,一度想打退堂鼓。后来,省、市、县委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改革,并且及时总结推广了堰桥“一包三改”经验。有了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堰桥乡党委全体成员才有了底气,放开了手脚。

正定的改革也并非风平浪静,尽管已经开了企业承包大会,“鸡司令”刘成永成了一把手,但还是引来不少非议。“一个养鸡的怎么能到国营企业当领导?纯粹瞎胡闹。”“救活养鸡场,是上嘴皮碰下嘴皮那么容易?”但县领导班子没有退缩,习近平鼓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各企业也要大胆撞击,主动搞活,凡是中央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敢于要回去,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两个版本,一个戏台,坚持改革戏大家唱

在堰桥,经过公开竞争,堰桥服装厂从3名裁缝师傅中产生了一位承包者。新厂长于1982年12月上任,采取“定额计件制”,对工人下任务,但具体任务留有一定余地。也就是一个工人一天正常能做10件衣服,下的任务为7件,这样工人若超额完成,奖金不多但感觉很光荣,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到当月底,经查账发现服装厂首次扭亏为盈。

1983年1月,堰桥公社党委主要领导提出,在小厂试点取得成功,选个大厂再试一试,最终将目光落在社办企业无锡县橡胶厂。同样,公社党委到无锡县橡胶厂找了3位业务内行谈话,确定为厂长候选人,后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竞选,最终一名供销科长和一名财务科长当选为厂里的负责人。在实行厂长经营承包责任制后的一个月,橡胶厂按照要求顺利完成了任务指标,取得了初步成功。堰桥公社党委在总结改革经验后,认识到需进一步明确责、权、利,深化改革。1983年3月,堰桥公社召开全公社干部大会,决定对18家社办企业全部推广经营承包责任制。

在正定,习近平倡导“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有了公平公正的舞台,就能找到敢于“揭皇榜”的能人。县电子元件厂职工张士龙,转业军人出身,掌握通信技术,制定了承包方案,在习近平的支持下通过竞争获得承包权。他坚持用才不用派,用人之长、容人之短,分流了闲散人员,并贷款400万元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不到两年时间便打了翻身仗。1985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四、两个版本,都不求“孤本”,但求“善本”,是一个不断求索的发展过程

堰桥“一包三改”经历了一个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1984年3月,当时的无锡市领导郁谦带领市委政研室的工作人员到堰桥考察,将堰桥改革经验的9个方面归纳为“一包三改”。“一包三改”,即全面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1984年4月,无锡市委批转了市委政研室对堰桥乡经济改革工作的调查报告,在全市推广“一包三改”经验。当年5月,省委书记韩培信亲自来堰桥调研,安排省委研究室主任帮助无锡总结经验,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向全省发出推广“一包三改”经验的通知。《人民日报》等各级报刊、广播、电视纷纷介绍推广堰桥改革经验,“一包三改”被传到全国各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派人前来考察学习,堰桥呈现出一派“地面生气勃勃,人民喜气洋洋,市面生意兴隆”的可喜景象。据统计,1984年堰桥一年接待了14万参观考察人员。

1984年,堰桥改革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一包三改”改革尝试也被专家认为直接造就了著名的“苏南模式”。从1982年到1987年,堰桥工业产值,从2878万元增长至超过2.7亿元,五年增长了8倍。职工平均收入从460元增加到1408元,五年增长了2倍。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年全国排名第一。

198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堰桥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一文,并配发评论《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

如果说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基层首创,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正定版“一包三改”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总结和提高,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最初形态。

在正定的“一包三改”改革热潮中,正定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4次都没有给企业带来转机,其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原因是在价高者得的前提下,为了抢得承包权,一些人通过“放卫星”来压倒竞争者,你说5万,他就喊10万,仅凭“空头炮”取得承包权。这些人不但没有拯救企业,反倒把企业给搞垮了。直到起用转业军人张士龙,才彻底扭转正定县电子元件厂经营不善的局面。

当时的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针对这一情况 ,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坚持依靠和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搞好修改、补充、完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及时进行调整。他总结说:“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而是一厂一策。

(作者简介:申斯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杜宝吉,邳州市老龄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