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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远东第一

2017-12-11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创办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南京铔厂(以下简称南京永利铔厂)。该厂产出的化肥不仅填补当时国内生产的空白,而且抗战时期产出火药满足国防之需。民国时期,南京永利铔厂设备精良,产品供不应求,生产技术远超我国同期工业水平,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化工企业,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化工厂,被誉为“远东第一”。永利铔厂的创建与发展,成为当时民营工业发展的典范,并在我国近代化工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世纪20年代末,外国化肥(硫酸铔)垄断中国农村市场,每年多达2000万的巨额外汇外流。有识之士疾呼,“中国长期使用外国肥料,前景非常之可怕。”南京国民政府拟发展国家肥料工业。已基本垄断中国化肥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德国霭奇颜料两公司表示,“愿以欧洲创办化肥工业之经验,‘帮助’中国组建硫酸铔厂。” 鉴于主权,实业部想利用外国资金、技术搞“中外合资”,从1930年起开始谈判。

此时,身为天津永利碱厂创办人的范旭东寝食难安。范旭东,名锐,湖南长沙东乡人。早年留学日本,1908年考入日本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1912年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次年赴欧洲考察盐政。回国后,范深感中国盐业落后,决心从办盐入手,以制盐、制碱发展我国化学工业。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结束了国人以粗盐为食的历史。1919年又在塘沽创办了永利碱厂。经7年努力,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并畅销国内外。垄断中国碱品市场的卜内门公司不得不与永利协议,“在中国市场上,永利销售份额比例为55%,卜内门则不能超过45%”。

范旭东深知,“要振兴以农立国的中华,兴办酸事业实是当务之急”,“硫酸厂平时可为民用,如国家遭受侵略,立可转为军用,因此绝不能让外国人染指”。1929年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承办硫酸铔厂,并做积极准备。1933年10月,英、德两公司与实业部谈判以流产告终。同年12月,实业部批准范旭东承办硫酸铔厂,并限动工后两年半内完成。

永利制碱公司于1934年3月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任总经理,李烛尘任副总经理,侯德榜任总工程师。范氏以借贷抵押方式在中国、金城等4家银行筹得1200万(银元)的建厂资金,在面江背山、交通便利的南京六合卸甲甸征地1277亩,开工建设。因铔厂建立,这里被称为“大厂镇”。

为确保铔厂工程质量,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赴美学习,并指示“除制硫酸铔外,凡氮气工业应有的设备,都应尽量使其成立”。在美期间,侯委托一家公司代为设计图纸,并经他详细审定。为取得生产硫酸、硝酸的实践经验,还安排工程师分赴美国有关工厂实习。设备方面,“凡机器设备之能自造者,皆在厂中制造,机器设备之必须又外洋输入者,曾经多方推敲,考其得失,择其优良,设备之有专利秘密性质者,又不惜巨资收买之……”。1937年1月,堪称东亚一流的国人自办的首座化肥厂南京永利铔厂,仅用30个月在卸甲甸竣工。

1937年2月,永利铔厂正式全面投产,拥有日产合成氮39吨、硫酸120吨,硫酸铵150吨和硝酸10吨的规模。其时,正值春耕,铔厂的红三角牌化肥,销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及东南亚一带,受到农民欢迎。铔厂建成后,范旭东非常激动:“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了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化工的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

生产期间,南京永利铔厂人才济济,其中“具有大学毕业程度者共80余人,其曾经留学国外的有高级工程学位者约20人。该厂容才之多,为国内各厂所仅见。”工作中,铔厂注重科学及效率,不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选用技术上最精通、有组织能力的人担当。这既发挥人才作用,又精炼组织结构,产生“效率”。

拥有人才,更尊重人才,关怀人才。铔厂试验大楼落成后,范旭东命名为“致本楼”(致本是侯名号),以纪念侯德榜的卓越贡献。厂方对技术人员也是“周到服务”。住家用煤由厂方专门免费供给。北方员工吃不惯南方大米,有北方厨师专做小灶。单身员工安排单间房,有专人负责打扫房间,傍晚发给药水,免遭蚊虫叮咬。

先进技术、科学态度、人才渊薮及钻研精神,让永利铔厂在民国时期民营工业中崭露头角,成为我国化学工业之“翘楚”。红三角牌化肥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可与美国杜邦公司产品相媲美,打破了英、德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其“规模宏大,设备最为新颖,为国内化学工厂中之首屈一指者也”,被誉为“远东第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配合中国军队的作战需要,范旭东组织铔厂员工赶制军需原料硝酸,支援抗日。日军因该厂对军事、民用关系甚大,多次威逼,“只要合作,即可保全”。范断然拒绝,凛然陈词:“宁举丧,不受奠仪!”日军见利诱不成,于同年8月21日、9月27日及10月21日3次轰炸铔厂,致其中弹87枚,厂区遭严重破坏,生产迫于停止。12月13日,国民党卫戍部队撤出南京,铔厂被日军海军陆战队占领。

南京沦陷前,范旭东做了撤退部署:转移技术人员和老技工,技术资料能带则带,不能带则毁,重要机器或关键部件拆除转移。先撤至长沙,又于1938年底迁到新辟的化工基地——四川五通桥老龙坝,进行重建。抗战八年,永利企业资金非常困难,几靠借债来度日,可是范深知永利技术人才对国家化工业的重要性,郑重强调“就是大家在一个锅里掏稀粥喝,也不能散”,决不让人才流失,并采取全养政策。一般的中级职员发30元生活费。为解决大后方物价飞涨所带来的冲击,采用米贴制度,帮助职工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修建了简易宿舍和小学,保障了职工基本生活。

“坚守岗位,多做实事,向前努力,为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范旭东的勉励之语,成为职员的工作动力所在。虽然生活异常清苦,员工都不愿为高工资去别处工作。正因为范氏与广大员工同舟共济及深厚爱国情,永利在后方逐步复兴。因对化学工业的巨大贡献,1945年范氏当选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

抗战胜利,范旭东即派先遣队前往南京接收永利铔厂,组织修复、恢复生产。并着手规划建设我国10大化工厂的宏伟蓝图:扩充塘沽碱厂、修复南京铔厂、完成新塘沽合成氨厂工程、建设五通桥硫酸厂、建设株洲水泥厂、建设青岛电化厂、建设株洲硫酸厂、建设株洲炼焦厂、建设株洲玻璃厂、建设南京侯氏法碱厂。然而,命运多舛。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范旭东在重庆沙坪坝南园的狭小宿舍里,因脑血管病辞世,享年62岁。临终前,他仍不忘事业,床头叠放着建设10大化工厂的规划图纸,并嘱全体职工:“齐心齐德,努力前进!”

追悼会上,毛泽东敬献挽辞“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和王若飞送挽幛“奋斗垂卅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蒋介石亦送挽幛“力行至用。”作为一生至友及同事,侯德榜在悼文中这样叙述,“范先生遇事则功归于人,过归于己”,他“不染烟酒,不事赌博,对于纳妾蓄婢,更所禁绝,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力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其为人者,胥能道之”,而“我们同仁追随范先生十几年二三十年不等,说名无名,说利无利,而无论怎样不肯离开的道理,就因为范先生品格高尚、公正廉明,使大家感动,因而心悦诚服地同他共艰苦共患难,并不是跟着团体混碗饭吃。人生,除了挣钱吃饭以外,还有他的理想与责任。”正如侯氏评价,范旭东一生“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将一生薪俸所得,除必要开支外,多捐给永利黄海化学研究社,做基础化学工业研究。甚至逝后,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两女儿赴美的学费都无法筹措,家中生计困窘。

缅怀范氏同时,永利铔厂的接管工作没有停止。经10多月修复,被日军摧残得满目凋敝的铔厂于1946年8月开工生产。因设备损毁严重,开工后一年,产量仅达战前三分之一。

1947年,时任南京永利铔厂厂长的侯德榜东渡日本,坚决要求归还价值50万美元被劫的硝酸厂设备,翌年4月设备终于被运回,这是我国被劫大量设备中唯一得以索回的。1948年,永利铔厂生产合成氮4952吨、硫酸14242吨、硫酸铵17977吨。因煤焦原料、电力供应不足及产品滞销,全年停产96天。由于通货膨胀加剧,铔厂靠借债维持,主要车间都抵押给银行,以获得周转资金,甚至连煤堆上都插有“已向银行抵押”的牌子,境况十分窘迫。1949年4月21日下午4时,解放军某部炮营战士解放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永利铔厂。该厂近2000名职工一片欢腾,迎接新时代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永利铔厂走上了规模化、集团化的道路。先更名为永利宁厂,于1952年实行公私合营。1959年3月,该厂与南京磷肥厂、华东设计分院等合组“国家化工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上世纪50年代,它仍是南京市最大的企业。

194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永利总办事处时说,“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这个技术的篓子,为国家化工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各条化工战线上大显身手,其中担任工厂总工程师的就有数十人,担任院、所、厂、司、局长的有八九人。李烛尘、侯德榜更是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及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范旭东与南京永利铔厂的缘分并没有结束。1996年,南京市大厂区南化职工子弟学校,为纪念范氏卓越贡献,更名为“南京市旭东中学”;并以“嚼得草根、做得大事”作为校训。2009年10月24日,范氏诞辰126年之际,该中学举行了“旭东文化广场”的落成仪式,由南化公司捐赠的范旭东铜像也于同期揭幕。学校千余名师生及相关人士,共同表达了对这位我国杰出的化工实业家、化工奠基人的崇仰之情。

(责任编辑 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