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宏星先生所撰《钱基博年谱》^①(下称《年谱》）堪称是著名国学大师、教育家钱基博先生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收罗广博，资料翔实，“是第一部钱基博研究专著，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基博的生平事迹、思想情况、著述内容、教学活动，为我们正确评价钱基博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至全面了解20世纪中国学术史，提供了更多的维度与方便。”^②然笔者近日在查阅由陶存煦撰、陶维墀编订的《天放楼文存》（下称《文存》。该书并未公开出版，仅入藏于绍兴图书馆）过程中，发现内中《辛未（1930年）日记》《庚午（1931年）日记》（影印稿本）二种所记关于钱基博于无锡国专的教育资料并未为傅先生所提及。兹将其中若干重要者整理、迻录于下，以期有补于钱基博及相关方面之研究。

1.十六日（1930年3月15日），昨晚饭后，钱子泉先生来校授课，暇诏予曹曰：“处今之世，国学衰废甚矣，全国各大学虽有中国文学系之设，然肄业学生，或图躐等以速成，或谋避难以趋易，有志研究者，百无一二也。而学校当局，视此亦若赘琉，故各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甚有应酬书札，亦难动笔者。社会需才，一至于此，倘诸生于各体文墨均能清通，则他日身价自当十倍。所可虑者，自暴自弃，在校不知努力，则新学既非所知，旧学又仅皮毛，芒芒禹州，恐无立足地也。”^③[p41-42]

2.初五日（1930年6月1日），钱先生讲话大意：“本校以阐发国学为己任。本校之恢复亦即中华民国之恢复也，可喜孰甚。然吾观今日同学中，衣必西装，食必大菜，散朴□淳离道以合乎流俗暴弃，至是可痛心也。昔予掌教约翰大学，尝诏诸生，以学问当在水平线以上，服饰饮食当在水平线以下。盖吾人处此五洋通商时代，竭长补短，固不可作井底之蛙，而因此欲尽弃吾固有之政教，不问良莠，一律化以泰西，亦未见其可也。汝儕以父兄汗血之金钱，负笈来此，今于学业上，非惟不能沟通中西，以发扬吾国之国粹，而菜根充塞，阿蒙亦依然吴下，清夜自思，方流涕痛苦之不暇，又安可数典忘祖，不知此身为大中华之国民也耶！戒之勉之！”^④[p130-131]

3.初七日（1930年6月3日）。……傍午，钱子泉先生讲《文史通义》课。暇谓古人读书，曾分几个目标，作几次读。譬若读《汉书》，第一次以文学为目标，则《艺文志》、《儒林传》当为视线之中心，则文学家列传、以及全书中关于文学者亦须依视线所及，随时摘出之。第二次以经济为目标，则阅读时当以《食货志》《货殖列传》及全书之关于经济者为附庸。此外各门，其法亦莫不然。如是则条分缕举，读毕一书必有一番新获，较之随意涉猎者，迥乎远矣！钱先生又谓近人读周秦诸子，往往以书中之史事是否与作者年代相符、各篇之文体是否与全书相侔二者判其真伪，如以《管子》记毛嫱、西施及管仲将死之言，遂定《管子》为伪书，以《庄子》中说剑让王、渔夫、盗跖等篇不似庄周之文体，乃疑四篇系后人参入，欣欣自得，自以为学术之功臣，不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实有大谬不然者。夫三代之著作，不同乎周秦，周秦之著作，亦异于三代之著作。三代之著作，一代之言也，周秦之著作，一家之言也，汉魏以降，始为一人之言矣！故先秦诸子之传于后者，皆未必尽出于手订，往往于身殁后，门弟子述其师说，缀辑而成，因尊其师而称曰子（古者门弟子于师亦称子，见《孝经》释文，及《论语》皇疏），后人即以其门弟子之称称其书，而冠之以其姓，书中史事之不符、文体之各异，亦意中事尔。譬若《庄子》，则庄周家之言也。其书虽有庄周所自作者，而庄周后学者所记者亦不数见。吾人读其书，由其思想以别其真伪可也。由其史事文体以别其真伪，不可也。浅学者智不及此，乃欲执汉魏著作之体例，以论周秦之著作，亦见其惑也。^⑤[p134-135]

4.初八日（1931年4月25日），钱先生循例讲，谓提要钩玄，乃为学肯要方法。子贡多学，夫子以一贯告知，此诏后学者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自言心得者也。惟然，故吾人读书不可不效昌黎韩愈，记事者必提其要，篹言者必钩其玄，然輓近国故整理方嚣尘上，裨贩泰西，抄袭陈言，自谓钩玄提要，比比然也。窃惧诸生以有限之光阴，误入歧途，故特就近代著作择其有宗旨、有类例确能钩玄提要者，绍介一二，如《日知录》之有宗旨而无类例，《子史精华》之有类例而无宗旨，则皆使读者入手无从研求，鲜有归宿，非敢滥举也。诚如是则提封言经学者，谈源流斯推皮锡瑞《经学历史》，述通论，则有皮锡瑞《经学通论》，陈澧《东塾读书记》，然皮氏通论，偏于今文家说，故吾舍皮取陈；言史学者，梁任公《历史研究法》，赵翼《廿二史剳记》，叹观止矣！梁书日人虽有微词，然《史通》而后，谁能越之！赵书虽与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并负盛名，然属事比类，彼不如也。通论诸子者，胡适虽享大名，然囿于逻辑，枘凿谬误，不及陈钟凡《诸子通论》较审慎也。研究文学者，吴曾祺《文体刍言》，分析藄密，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堪继彦和，刘熙载《艺概》，包罗既富，类例又明，皆可读也。其属通论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章炳麟《国故论衡》，张尔田《史微》均为绝作，此外，《书林清话》之言版本，《语石》之论金石，《广艺舟双辑》之谈碑帖，虽闰余亦当一观，总予所举都十四种，皆贯串群书，提其要钩其玄也。倘待浏览一遍，则于学术源流，既指诸掌，抑且师学其法，读他书亦能扼要也！至古书之提要钩玄者，则《文心雕龙》《史通》《近思录》等，皆其类也。^⑥[p357-360]

5.二十二日（1931年5月9日）下午，钱子泉先生讲读书法，谓不外内籀外延。内籀者，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所谓观其会通也。外延者，熟贯一书，旁通百氏，所谓触类旁通也。能如此则庶几事半功倍，得读书之门径也。^⑦[p381]

以上第一则材料表达了钱基博对国学所处境况的看法以及对学生的勉励。30年代正为西学日隆、人们日益重视实学的时期，致力于传统学术的国学研究与现代社会之间难免产生距离。虽有教育家与学者大力提倡，仍然难掩颓势，甚至在本应以传承学术为使命的大学之中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学研究也不得不寻求与社会需要的结合，钱先生所谓“倘诸生于各体文墨均能清通，则他日身价自当十倍”云云，所传达出的正是此意。第二则材料记录了钱基博于无锡国专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从中不难见出无锡国专的教育宗旨及钱基博的教育思想。除此而外，该材料有助于了解真实的无锡国专的学风，了解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状况。不少学生虽投身于国专，然而却并未以继承国粹、阐扬国学为己任，生活习惯上高度西化，追求物质享受，距离学校之期望相距甚远。第三、四、五则材料对于了解钱基博的教育思想、教学方式等均具价值。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是钱基博教育思想的核心，而这几则材料无疑为探讨钱先生这一思想提供了最为直观的材料。此外，第一、三两条材料还为研究钱基博的教学风格提供了依据。这两则材料中“暇诏予曹”“暇谓古人读书”之“暇”说明，钱基博不仅利用正常上课时间对学生进行教育，有时还利用课外对学生教育。课外教育是课堂教育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注重研究性教育的学校之中，显得尤为重要。钱基博上述讲话或讲课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第一则资料，陶存煦谈及自己的感受云：“其言剴切沈痛，如获当头棒喝，因志此自省。”^⑧[p42]第四则材料，陶存煦云：“经钱先生昨日指示，故读书日程又三修之。”^⑨[p360]第五则材料，陶存煦云：“其言可法，故记之。”^{10}[p381]等等。

陶存煦（1913—1933），字誾孙，别号天放，江南人才名镇绍兴陶堰镇人。幼承家训，致力于国学研究。17岁考入无锡国专，以浙东史学与章学诚研究为己任。国专毕业即入上海光华大学，旋因患腹膜炎而辞世。撰著甚丰，然多有遗失或被焚，余稿等由其哲嗣陶维墀先生编订为《天放楼文存》，所含除《辛未日记》《庚午日记》二种外，尚有《姚海槎先生年谱》《最低限度国学入门书目》《文史通义及其读法》《刘承干校刻的<章氏遗书>的评说》《关于胡适的<吴敬梓年谱>》等多种。《辛未日记》《庚午日记》中关于无锡国专老师讲课等的记述尚多，足资研究者利用。 　

参考文献

①傅宏星.钱基博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涂耀威.颇具资料价值的《钱基博年谱》[J].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

③④⑤⑥⑦⑧⑨{10}陶存煦撰，陶维墀编订.天放楼文存[M].未公开出版，藏于绍兴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