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此后，新声昆山腔扶摇直上，压倒其他声腔，一跃而为江南乃至全国剧坛盟主。“金陵吴趋余杭之里，邸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人们的祭祀、喜庆、社交、冶游等活动中多有昆曲“伴奏”，甚者将其当做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昆曲与江南的信仰生活

       江南信神媚鬼，动辄“聚众赛神”、“彩灯演剧”，所谓“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

       （一）昆曲与酬神活动

       1、固定时间的酬神演剧活动

       在历久的信仰生活中，各地约定俗成在特定时间祭祀某神灵，常见于神诞日，“每称神诞，镫丝演剧”。

       苏州城乡神诞日演剧列举^[1]

       上述神诞日，苏州遍地演戏。神诞日演剧远不止上表所列，仅就行业神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皆有供奉之神，遇有祖师诞辰，则迎神赛会演剧。

       苏州城乡非神诞日酬神演剧情况列举^[2]

       在演剧酬神活动中，春祈秋报，更是引人入胜。不过，所祭之神并不明确，可称为“泛神”祭祀。春季酬神演剧活动俗称“春台戏”，《分湖小识》载：“每当春光和霭”，“村民竞尚演剧”，“张乐于广漠之野”。又据《逸史残钞》：苏州“沿河村落中，当兹春日，必有巡神演戏之事。”而且，诸村庄“各有台戏”，一村演罢，一村继起，“前村佛会歇还未，后村又唱春台戏”。在城市，春台戏场也“几无隙地”。与春台戏相对应，“花稻登场”后也敬神演剧。而且，“秋间酬神”规模往往甚于春台戏。酬神演剧一般以社区、行业等社群性活动为主，有力之家也于厅堂祭祀演剧。《祁忠敏公日记》中多次提到家中酬神演剧情况，如丙子年五月十三日，“祀关神演戏”；丙子年十二月初七日，“老母谢神演戏”。

       2、不固定时间的祭祀演剧

       疾病之家，或许愿于神，病既愈，则召优伶演剧。冯梦祯的《快雪堂集》多次记载病愈演戏情况，如“诸亲戚为鹓儿病时，十保扶，今日偿演戏”；“喜奎孙出痘将愈”，“酬神谢医，设席作戏”。苏州一陈姓家庭，举家染疫，“愈后架台于村，演戏酬神”。天旱，农民于庙中求雨，“既雨之后，复盛设仪卫百戏”，“或清唱演剧，谓之谢将”。江南人家被火之后，也要演戏酬谢火神菩萨，叫做“火烧戏”。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1642），苏州疾疫肆虐，“城内外唱戏媚神”，“戏枱相望”。在江南，随时有酬神演戏的可能。曾有大网船“遇风打入田圩”，船阻隔，“不得出”，“舟人急乃持香虔祷胥王庙，乞借神力，下午骤雨水涨高二尺，船遂入湖”，于是，“两船演剧谢神”。^[3]江苏吴江市庉村“凡出外经商”者，必于太平菴总管堂前“演戏酬神”。

       （二）昆曲与祭鬼活动

       有诗讽刺曰：“吴俗事鬼神，不异事豪强。”江南乡民信鬼，往往病不求医，“听信巫觋，辄行祷禳，牲乐喧阗”。幸而病愈，“破产”演剧酬谢。祭祀鬼魂规模较大者要数清明、中元、下元三“鬼节”，每逢鬼节，赛会演剧。在宁波等地，七月的下半月，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超度亡魂，邀请昆班唱戏，民间称作“焰口戏”。江南人笃信鬼魂，不仅希望通过演剧媚鬼，以保安康、顺利，同时，对于逝者也以鼓乐祭奠。在苏州、松江地区，早在成化年间，富豪之家即已形成“搬戏”以“张乐娱尸”的风气。^[4]特别是《长生殿》一剧流行之后，丧礼中多“唱惊变、埋玉诸剧”。杭州也在“出殡前一夕，大家则唱戏^”。^[5]因为演剧耗费较大，昆曲堂名、清音班相对更为经济，所以，小民之家仅“用鼓乐”以超度亡灵，或“招致清音低声高唱”。不仅在“新丧”时“举殡演剧”，忌日也演戏，《祁忠敏公日记》中记载，“德公先兄百日之期，抵家哭奠”，“代五兄备席演戏”。

       （三）昆曲与祀祖活动

       祖宗崇拜是中国宗法社会突出的文化现象，宗族势力越强，祭祀仪式愈繁，戏曲也成为祭享祖先的手段。松江府华亭人冯时可认为：宗族祭礼，“俎豆”可以“不具”，但“戏剧娱天”却不可少。绍兴义门陈氏：冬至节，于宗祠前，演戏一台。山阴张川胡氏：元宵前后五日，演戏两台。萧山县镇龙庄大义村汪氏：“秋分祭毕，演戏二台以敬祖先”。萧山县长巷沈氏：“十月朝，名班演戏”。余姚县兰风魏氏：每届冬至，祭祖之后，演戏致敬。有些宗族划拨义田、祭田，专门用于祭祖演戏。^[6]在昆剧界，祭祀祖先演戏统称为“祠堂戏”。据昆剧老艺人回忆，宁波每年十月至十一月民间祭祀较为集中，各宗族纷纷邀请戏班演戏，家庭中有新近亡逝者，趁祭祀时将其牌位送进祠堂，叫作“进主戏”，新添男丁，称为“加谱戏”。

昆曲与江南的喜庆活动

       戏曲、歌舞与喜庆活动紧密相关之历史渊源，在近世江南，喜庆活动中多以昆曲来渲染，增添欢快气氛，丰富喜庆内容。

       （一）昆曲与节日庆典活动

       在岁时节日，公共场所常举办大型的、对公众开放的昆曲文艺演出。每至立春，江南各地官府“竟将梨园传唤，同扮故事”。新年期间，江南戏曲演出更是热热闹闹。据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他们从正月初二开锣，整整演戏一个月，规模大者往往十多付戏班并台演唱。苏州端午节竞渡龙舟，“丝竹管弦之辈乘大船，结灯彩，吹弹鼓唱曰清客，聚观者动以万计”。有的家庭也值节日邀请戏班或搬出家乐演剧。《万历野获编》载明代嘉兴吴默泉“值度岁迎春”，“命优侑酒，”与其友人“垂箔同观”。《王巢松年谱》记崇祯十六年，“州中（按：苏州）元宵最盛，大人致郡优演剧。”

       曲友适逢节日，也倍加活跃。在苏州盛泽的中秋夜，曲友“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或“竹肉并奏，往往彻宵而罢”。吴江盛泽镇的吴歈集，每逢旧历七月十四至十七日童子会，该社曲友在“西庙开唱昆曲四天”。苏州中秋虎丘曲会算得上最为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曾这样描述：“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旨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

       近代，昆曲虽已衰落，江浙一带的节日曲会仍较频繁，正月十五元宵节，曲友们相约至苏州邓尉，边赏梅边唱曲。六月廿四荷花生日，曲友至杭州举行曲会，在西湖里荡舟度曲。七月初七乞巧节，曲友聚集在嘉兴南湖烟雨楼举行唱曲比赛，观者如堵。八月十五日，曲友约至海宁观潮，一去就是几十人，长达四五天，每日唱曲串戏，尽兴而归。^[7]在松江，每界桂花飘香、中秋来临，沪、宁、杭等地曲友与松江曲友会串，联袂上演精彩曲目，松江秀野桥头笙箫悠扬，城厢万人空巷。

       （二）昆曲与人生礼仪活动

       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有许多“节点”标志着其成长变化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家庭、亲族乃至周围的人常安排唱堂会戏等仪式和礼节，以示庆祝、纪念。据近代苏州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其亲戚中颇多富豪，每逢有婚宴寿诞等喜庆事，常接连数日张乐，“戏剧则有堂会，以昆戏为主”。

       寿诞戏。万历年间，上海秦凤楼寿辰，令家乐戏子演《岳武穆》。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记载，“沈二官为内人生日，设席款客，余亦应邀焉。吕三班作戏，演《麒麟记》”。清代苏州王巢松于顺治十八年（1661）七十大寿时，“召申府中班到家，张乐数日”。民国时期，苏州名人潘祖荫曾经在其寿诞宴席上，请著名清客欧阳南村唱全本《绣襦记》。^[9]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1924年其母寿诞时，邀请苏州昆剧传习所全体学员赶至上海，于南市大富贵酒家演唱昆剧堂会3天。^[10]

       结婚戏。清代苏州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是苏州民俗生活的缩影。其中有一幅迎娶图：昆班堂名“导航”于迎亲队伍前，一路鼓吹。苏州补园（现为拙政园之西部花园）主人张紫东次子张问清于1930年结婚时，“喜庆三天，亲友登台会串”。1933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又据顾笃璜老先生回忆，1937年，他的一个堂房哥哥结婚，在苏州怡园举办婚礼，并举行“同期”唱昆曲，很热闹。

       （三）昆曲与其他喜庆活动

       在江南，庙宇告竣、祠堂毕工、华屋落成，多办酒宴，并请优伶助兴，俗称奠基戏。江南等地兴建桥梁，认为是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造桥工程完竣，称为“满桥”，要举行庆祝仪式。在宁波以及江南等地，常邀请昆班演戏两天。添丁进口甚至过继子嗣要演戏，祁彪佳曾于丙子年十月初三日至杭州府城的外舅家，“时式弓舅有遗孤抟九舅继之为嗣，举酌延族，予预焉，观《白兔记》”。据《笔梦叙》记载，常熟钱岱长子极聪明，“幼时试笔作破题”之日，钱岱“设盛筵”、“演戏”以庆贺，同时“欸师”。1920年，大总统徐世昌送苏州补园主人张紫东嗣母“苦节纯孝”匾，家中举行悬匾大庆，宾客如云，在大厅演出昆曲三天。^[11]

       江南大族世家有专门为其婚丧喜事服务的乐户，据国学大师钱穆回忆，他幼年所居的无锡七房桥，“桥北一村，名丁家村，乃七房桥乐户，袭明代旧制。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每一家有事，亦毕集。遇喜庆，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在江南，连拮据小民之家也多用，林立的昆班堂名即应运而生，在晚清时期的苏、杭一带，“不论婚丧喜庆，开张店铺”，“无有不用”昆曲堂名的，堂名臻至“极盛行时代”。

昆曲与江南的社交生活

       社会交往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世江南，昆曲乃社交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社交礼仪的一部分。

       （一）“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

       在明清江南，文人士夫、巨商富贾凡遇宴会，“非音不樽”。在南京，“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浙江乌程人董份，“一遇宴会，则声歌杂沓，金碧夺目，引商刻羽”。正是出于社交、待客之目的，加之自娱的需要，许多家庭畜养戏班。例如常熟柏小坡的柏园，“凡吴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故“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戏园、酒楼既是交际场所，也是昆曲活动场所。苏州在戏园兴起后，“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无名氏新乐府云：“金阊市里戏馆开，门前车马杂沓来；烹羊击鲤互主客，更命梨园演新剧。”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演剧与酒、茶、食同等重要。在官场，接待上司亦需献演昆曲以示敬重。金埴载杭州郡守俞公卿就任之日，会稽、山阴二邑县令“例设曲宴”。浙江人陈龙正以卫道士的口吻强烈批判厅堂演戏，认为这是有“坏家法”，但他不得不承认，“傥宴公祖父母，轮流为首，谊不可辞”。

       人们在群聚中容易激发娱乐热情，常借机自娱或互娱以助兴。余怀在《三吴游览志》中曾记载游览苏州时与众友“酒酣以往”，“于是文卿拨阮，浣月吹洞箫，公沂执板一歌”，王素心抚掌而笑曰：“正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也。”昆山胡福章回忆：小时候上人家串门，大人们在闲谈之余，拿出笛子，唱《牡丹亭·游园》、《长生殿·惊变》等。

       （二）“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

       明清江南文人集会、结社之风倍受今人瞩目，而其每有集会，几乎无不“彝鼎陈前，丝竹列后。”特别是明代后期，“规模较大的结社一般都和戏剧活动密不可分”。^[12]“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秦淮著名昆曲乐妓马湘兰等40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崇祯十二年，四方贤豪集于方密之侨居金陵的水阁，“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冒襄等人于崇祯十五年中秋，“四方同社诸友”会于秦淮，“置酒桃叶水阁”，“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

       因缘诗、画、文、酒、茶而聚结之社，其文化、娱乐、闲适意味明显，丝竹迭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倍增风流自赏、清狂放浪的情趣。蓬蒿诗社成立时，“招虞山班试技，得王、陆二旦，双声绕梁”。清初江南同声、慎交二社大会于虎丘，“会之日，以大舟廿余，横亘中流，舟中列优唱，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者竟发，达旦而去”。不仅诗文酒会中演剧，即便在以政治色彩浓厚而称著的复社，“自始至终，载酒征歌，赋诗演戏”。

       （三）因“曲”而“会”

       上述两种状况不妨以因“会”而“曲”概括，也就是说，人们因社交需要而聚集，附带演剧。还有一种状况则是以昆曲为媒而结社、会聚，姑且称作因“曲”而“会”，亦称作曲会、曲社，主办者常常把这当作酬宾会友、展现自己好客之德的机会。民国时期，苏州补园常常凝集了苏州城内世家大族爱好昆曲者。而每次聚唱前，必备上好酒席，然后，吹笛弹琴吟唱。当时著名画家冯超然、吴湖帆以及企业家穆藕初等社会名流常聚集在此。

       江南曲社发育早，在苏州等地，自魏良辅革新创立昆山腔后即有此类曲社。^[13]直至近代，江南的曲社活动仍然红红火火。民国时期，苏州城内及府属太仓诸县，乃至盛泽、黄埭等乡镇，都有昆曲社。即便像昆山这样的“斗大山城”，也大小曲社遍布，“今则一入其境，即能闻红牙檀板之声”。

       无论是朋友间的往来酬酢，还是同好间的集会结社，昆曲总是待客、迎客的一项内容。故而苏州有民谚“家家宴喜串歌儿”。社交演剧甚至竟成为一种规制和强制性的力量，以至于“大夫宴款不敢不用”昆曲。与此同时，参加曲会活动也构成了近世江南部分群体社交生活的一个部分。

昆曲与江南的冶游生活

       冶游，泛指游乐，或赏景，或狎妓，体现了明清江南文人生活的特色，这类游乐活动常以昆曲助兴。

       （一）“载箫鼓以游名胜”

      “吴俗好遨游”，昆曲也成为旅游的伴生物。苏州人踏青，间有“骄妓勤优，呈技争巧”，红粧按曲之轻扬与歌舞百戏之嘈杂相谐，“数里无阒境”。他们有的三两聚集，度曲放歌。园林里游人如织，“园墅各笙歌”，“春时菜花极盛”，到处酒炉茶幔，曲轻歌曼，“东边吃酒西边唱”。清明节和上巳日，“倾城而出”，“用楼船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山、石湖诸处”。苏州人游赏活动四季不断，立夏日饯春，“游船舣虎丘山塘”，“歌传檀板”。“六月二十四日，群游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远近画船箫鼓声相闻。中秋前后，石湖是赏月的好去处，“楼船箫鼓祈赛无虚日”，苏州人称此为“串月胜会”，届时“游船排挤，彻夜笙歌”。

       好游不是苏州人的“专利”，“杭俗春秋展墓”之时，“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陈维崧《水调歌头》讽刺无锡人流连徜徉而不知“世事”之状：“江南五月天漏，炼石补仍穿。骤若淫龙喷沫，狂比长鲸跋浪……何处玉箫金管，犹唱雨丝风片（按：昆曲《牡丹亭》中的词曲），烟水泊游船”。

       有的涉足长途旅游者随身携带家乐。海宁查培继曾“挚家伎数十人，溯钱塘江，历富春、桐庐，道严州，入新安江，达歙州城下，停舟练江之上”。一路上，“与诸文士饮酒赋诗，留连观剧，凡数十日”。明末无锡人邹迪光游览西湖时，命童子演奏，“余家歌调实求工于雅，”“居人游客驾小艇聚观，以数十计，每奏一技，赞叹四起，欢声如沸”。

       （二）“三百女闾无足数，笙歌滥遍四千家”

       纵情山光水色，为名流雅士的好尚；流连于秦楼楚馆，亦显文人墨客之风骚。自明代始，艺妓以乐娱人的风尚已由歌曲转移到戏曲上来。随着昆曲的流行，妓女也纷纷学曲、度曲，清代乐妓更以唱昆曲为上品。^[14]明清江南名妓，独以色著而不擅艺者寥寥，色艺俱佳，也是文人对妓女的最高审美标准。

       文人间还举行昆曲名伎的评选活动，并与文士科举之等（状元、榜眼、探花等）比列，“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明清江南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几乎无一不是昆曲能手，他们中有的正是因擅长昆曲而令天下名士为之消魂断肠。吴门妓女梁昭，“昭动口箫管稍低于肉（按：人声），听之若只有肉，而不知有箫管也。而箫管精蕴，暗行于肉之中”。故“虎丘中秋夜，盛会毕集，若昭等不来，皆以此夕为虚度”。南京名妓尹春，虽然“姿态不甚丽”，但“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余怀曾“延至其家，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下，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

       文人士商与昆曲乐妓间的交往生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旅游嬉戏之时，邀请乐妓“出局”相陪。在杭州，达官富户游西湖时常携名妓，“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在苏州的三伏天，“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或习清唱”，或“争以赌曲”。二是游逛妓院。南京秦淮，“旧院与贡院遥对，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苏州亦如此，阊门外妓馆云集，袁学澜有诗：“平康巷陌簇蜂窠，暮雨潇潇曲按多。楼阁纱窗花隐约，笙歌两岸八方河。”

昆曲与江南的“日常”生活

       除了在信仰、喜庆、社交、冶游活动等特定之日外，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也常以昆曲聊发闲暇。 　　

       （一）日常闲暇中的观剧、赏曲

       有家乐或延请曲师居家常驻者，主人一有闲情逸致，戏班、曲师可以随时伺候，这些家庭的昆曲活动就象穿衣、吃饭那样便利，昆曲从而伴随着主人的日常起居。清代金义方“平居檀板笙簧、赓唱迭奏，备极家庭乐事”。毕沅，“家蓄梨园一部，公余之暇，便令演唱”。杭州包涵所，于西湖建造楼船，“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偫美人”。可见，书画、歌舞、美人同为文人士夫理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些文士对于昆曲追求往往极度化，万历年间的进士范景文，“公有家乐，每饭则出以侑酒，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吴珍所，“蓄歌儿倩美者数人，日拍浮其中”。张岱，“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侍御史钱岱家居时，“令诸妓或打十番鼓，或歌清曲”，府第檀板清歌、管弦竞响，“无日不洋洋盈耳”，“侍御日偃其间”。许多家乐主人调教戏班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徐锡允，“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山阴祁■“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而张亦寓“晚年淡然入道，蒯履布袍，闭门欲扫”，专心于“教童子数人按拍清讴，选声叶律”。

       （二）拍曲：日常生活的必修课

       人们不仅喜好看戏，许多人还亲自习曲、唱曲，甚至研究昆曲、练习身段台步等，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较为普遍，“余邑人喜度曲，城乡士庶多能之”。对于那些摒弃尘世生活而归隐者，唱曲往往成为他们生活的主体内容。明朝宏恩，博通经史，攻习翰墨，以“登山临水听歌度曲”为精神支柱。据清末文人包天笑回忆，至清末民初，苏州的拍曲仍然非常盛行，“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因为觉得是风雅的事，甚至知书识字的闺阁中人，也有度曲的”。

       江南世家大族，把延师授曲作为子女家庭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与请教师授文化课同等重要。著名画家樊少云，“先后请沈月泉父子为师排曲”，教授其子女。近代著名教育家张骥牖邀请尤彩云等昆剧艺人至家庭中教子女习曲。据甘纹轩回忆（南京望族甘氏后裔、著名曲学家甘贡三之女）：“因为父亲爱唱昆曲，家中一直请有笛师，所以我们都是从学唱昆曲开始的。”在苏州，“往往有三家之村，不识字之氓，亦俨然集其徒六七，围灯团坐，相与吹弹丝竹……入夜则打十番鼓，杂以科诨，大类郡城清唱”。^【15】

       在那些黛瓦粉垣、雕梁画栋、花木扶疏的江南庭院中，丝竹之声日夜抑扬绵延者司空见惯，艺术享受推广至部分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这与明清江南园林之盛、服饰之美、饮食之精、优游之欢等，互为表里。江南社会因文人的“表率”，即便对于“物”的享受，也往往更注重赏玩价值，并非完全在意其“性能”，而且，常常赋予物质享受以精神意趣。

       【资料来源】

       [1]（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元和唯亭志》卷5“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清）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光福志》卷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平望志》卷12“节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3》；（清）俞蛟：《梦厂杂著?乡曲枝辞》，晓园客编：《清说七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民国吴县志》（一）卷52上“风俗1”，《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1》，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版；洪惟助：《昆曲辞典》，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清）沈复：《浮生六记》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周秦：《苏州昆曲》，（台北）国家出版社2002年版。

       [2]（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清）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6，乐天居士编：《痛史》，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望志》卷12“节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3》；《沙头里志》卷2“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清）戴熙艾：《五湖异闻录》，武新立编著：《明清稀见史集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叶天寥年谱?别记》，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贞丰拟乘》卷之上“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诗》卷10，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元和唯亭志》卷5“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黎里志》卷4“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2》；《吴门续画舫录》，《笔记小说大观》第5编10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0年版；（清）顾禄：《清嘉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顾笃璜：《昆剧史补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木渎小志》卷6“杂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32页。

       [4]（明）周旋：《畏菴周先生文集》卷10“疏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清）顾湄伊人：《吴下丧礼辨》，（清）邵廷烈辑：《娄东杂著》，道光十三年太仓东陵氏刻本。

       [6]引自［日］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285―286页。

       [7]俞振飞：《一生爱好是昆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戏曲菁英》（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8]刘晓辉主编：《松江文化志》，百家出版社2001版，第160页。

       [9]天亶：《仙韶寸知录（论昆曲人才）》，《申报》1919年12月19日。

       [10]桑毓喜：《昆剧传字辈》，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苏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130辑、《苏州文史资料》第29辑，2000年版，第97页。

       [11]张岫云编著：《补园旧事》，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12]刘水云：《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53页。

       [13]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下），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第889页。

       [14]修君、鉴今：《中国乐妓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3年版，第371页。

       [15]陈去病：《五石脂》，《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